我愛北京，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因為北京話好聽。在南方時看電視聽廣播，覺得那種字正腔圓的語調既規範又令人陶醉。後來到了北京，一坐公共汽車，發現周圍的人個個都像播音員（從售票員開始），而且日常的口語另有一番生動活潑的效果。跟當地人交談（哪怕僅僅問一次路），確實能帶來聽覺上的享受。在瀏覽北京諸多著名的公園、街道、建築之前，我便完整地感受到一個聽覺中的北京。或者說，北京最初是以聲音的形式進人我的聽覺——用最快的速度占據了我內心。我像一滴方言的水珠，融人北京話的汪洋大海中。我興致勃勃地加以模仿——當然這不得不努力克製方言的慣性。在北京話的誘惑中，我下意識地改變著自己。北京啊北京，如此輕易地就從口音上改造了一個外鄉人。
嚴格地說，北京話也是一種方言——不過是最接近普通話的方言。它也有被改造的時候：普通話是在北京話的基礎上改良的——作為全國人民的標準語言。中國地域廣博、風俗複雜，能講一口普通話，似乎就獲得了語言上的通行證。尤其在北京這種包容了各地移民的國際大都會，普通話（或北京話）是有優勢的。幾乎每個外來者，都會麵臨這種口音上的改造。
我有位湖北來的朋友叫古清生，寫過一篇《帶著方言闖北京》。他起初打算用三個月學會說北京話，在小旅館裏關起門窗拉上窗簾坐在電視機前悄悄地練習（挺羞澀的樣子），後來發現播音員的語速太快了。緊迫快趕也跟不上——於是便像被一趟火車甩在半道上一樣沮喪：“北京話難煞我也！”據他自己說過去夢想過到中央電視台說相聲，現在再不敢做這種夢了。有一次文友們在鼓樓聚餐，在座的有一位研究漢字的美國博士生，古清生剛跟他交談幾句，便有人舉筷指出：你的北京話沒有這位美國朋友說得好。此言一出引起哄堂大笑，古清生尷尬極了：“那位攜著北京小妞的牙買加裔美國佬居然能說一口純正的北京話。這個事實說明，我在語言學上是愚鈍之至已經超越國界。”他上街購物時常遇見賣方問：“您是外地人吧？”很納悶：“你怎麼知道的？”這把別人逗樂了：“您開口說話我不就聽出來了嘛。”老古便感歎：語言啊語言——你是人身上唯一難以改變不可醫治也掩藏不了的一件致命的小玩意兒。從此他一刻也不敢放鬆操持方言可能招至傷害的警惕性，每次“打的”甚至在必要地交待目的地之外，還額外補充一句：上班真個兒沒勁。其實這位自由撰稿人上的哪門子班嘛，不過是提防司機從口音分辨出他外地人的身份而搞點什麼貓膩（繞路之類）。時間長了才發現，北京其實是較少方言歧視的城市，擔心純屬多餘：“與北京人交談中，他們很多人願意在談話的間隙猜測一下我是哪省人。如果我說猜中了，他們甚至會為此表現出一種天真的快樂。”
像古清生這樣曾努力學說普通話而失敗的人不在少數。賈平凹也進行過類似的嚐試：“我曾經努力學過普通話，最早是我補過一次金牙的時候，再是我戀愛的時候，再是我有些名聲，常常被人邀請。但我一學說，舌頭就發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兒的一字步，有醋溜過的味兒。自己都惡心自己的聲調，也便羞於出口讓別人聽，所以終沒有學成。”他出門不大說話，是因為不會說普通話。據說一口秦腔的賈氏不怎麼多來北京，也是因為說不慣普通話加上不願意更換語言環境。在異鄉的他總是給人沉默寡言的印象，其實這位小說家在其鍾愛的西安城裏還是極健談的（如魚遊回水中），甚至自稱擅長罵人的藝術——“用家鄉的土話罵，很覺暢美。”這種所謂的罵並沒有恨的意思，相反還浸透了對如影隨形的母語的愛。非如此似乎不能淋漓盡致地與母語相親相愛？方言也有普通話無法取代的魅力與感情色彩。賈平凹棄學普通話的理由是——“毛主席都不說普通話，我也不說了。”
北京就是這樣一座富於樂感的城市：在這裏，你會聽見最標準的普通話，也會遭遇種類最豐富的方言。這裏除了沉默的天壇、地壇、日壇、月壇之外，還另有一座嘹亮的人類的講壇——雖然它是無形的，卻供奉在我們每個人的口音裏。各地方言的加入，也在擴張著它的輪廓，並接受著它的考驗。不管怎麼說，正宗的北京話還是好聽的——這種“好聽”還包含著易懂的意思。北京人說話，也是很藝術的。我對北京話沒有什麼抵觸情緒——雖然在學說時也難免流露模仿的痕跡。這注定我永遠隻是北京話的模仿者。當然換一個角度來理解：越來越多的模仿者（帶著各自的口音），不也正是北京話得以強大的原因？如果說我是因為愛聽北京話而來此地的，那肯定太誇張。但北京話好聽，也使我更愛北京了。聽覺中的北京，似乎比視覺中的北京更為深遠、廣博（甚至能把我帶回老舍那個時代）。北京話啊北京話，究竟是古老的，還是年輕的？一個世紀以來，北京的街景、居民、建築以及風格在變，唯獨琅琅上口的北京話沒變，在一代又一代講述者的口中繼承著——語言是否才是最不容易被歲月改變的事物呢？才是一座城市最明顯、最本質的特征？在這個意義上，北京話是最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