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拚貼式的書。每一篇文章都是打在記憶中的一塊補丁。我在不同的時間段落裏寫下它們。它們彙集到一起的主要理由，隻是因為它們產生於同樣的地點：北京，並且在這同樣的背景烘托下呈現出情緒上的差別。
我的筆下有一個情緒化的北京。很長時間了，它像風中的燭焰一樣與我共呼吸。它不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種生活、一種感性的存在。這是一件我以流浪的方式收藏的百衲衣，忠實記載著青春歲月的抗爭與追逐、忍耐與尊嚴乃至疼痛與傷口，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還構成一位年輕的詩人與一座古老的城市強烈的對比。在那被風雨剝蝕的舉世聞名的城牆麵前，這些稚嫩的文章——我所謂個人記憶中的補丁，新鮮得就像嬰兒身上的胎記。但這已經足夠了，足夠用來證明對一座城市的私人感情，以補充對這座城市的公共認識。北京這個地名，給我提供了聯綴、縫補這些精神領域的落葉的線索與脈絡——甚至還額外提供了某種神秘的力量。
20世紀上半葉，林語堂、梁實秋、周作人、鬱達夫等都曾經描述過北京的風土人情，尤其老舍的小說，堪稱是對北京平民生活所進行的“紀實的虛構、虛構的紀實”。建國之後，由於政治的影響，對作為首都的北京的文學描寫卻一度陷於概念化的誤區，對北京的吟詠也千篇一律是讚美詩的體製，洋溢著漢賦的風采。從那個時代的歌曲中可見一斑：《我愛北京天安門》、《北京有個金太陽》、《北京的金山上》……最平民化的也是《挑擔茶葉上北京》。北京的文化膚色，是以金色與紅色為基調的。北京是思想高度、公眾意識、集體力量的象征，似乎限製或拒絕了私人化的感情色彩——即使是對北京的歌頌，也必須具有人民性或代表性。無論誰說起北京，首先想到的都是懸掛有領袖畫像的天安門——它印在小學課本的第一頁，日夜浮現在億萬群眾的腦海裏。天安門是北京光榮的麵孔，它金光四射的形象已構成北京的化身、祖國的化身。天安門的光芒覆蓋了整個北京，這是一座沒有陰影的城市。作為一位遲到的寫生者，依靠在廣場的漢白玉欄杆上，隔著金水橋、隔著長安街與這既載人史冊裏、又活在現實中的天安門城樓遙遙相望，我簡直不敢輕易地打開畫夾——即使我手握著彩虹，也會慚愧於自身筆法的蒼白……
過去對北京的重複讚美，無疑對我今天的寫作造成了難度——如果我期望提供一份極其個性化的文本的話。寫到這兒的時候，我剛剛在古老的北京城裏，過了自己的30歲生日，就當是一份送給自己的禮物吧，菲薄而又厚重。一個人在一座城市的成長史（抑或一位青年和一座古城的關係），隻能算這座城市積累的厚厚的一疊發黃的剪報中最新鮮的一頁，那就讓我給這座古老的城市寫一部年輕的書吧，這種鮮明的對比恰恰給我帶來了勇氣。這會是怎樣的書呢？私人照相冊？歲月畫廊？拆散的筆記薄？經過剪輯的錄音？行吟詩人的錦囊？被淚水打濕、在同誌中傳閱的手抄本？但可以肯定它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城市史詩，不是考古學家的備忘錄，我希望它是一部抒情之書，而非理智之書。
雖然近半個世紀裏很少有作家從私人感情的角度來描寫北京，但30年前，詩人食指勇敢地創作了一首未公開發表、但在知識青年群落中廣泛流傳的短詩——《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記錄上山下鄉離開北京時的內心感受。“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動。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聲雄偉的汽笛長鳴……這是，我的北京，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它凝聚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北京時間、北京的時間概念——這是火車出站的時刻，這是人生軌道扭轉的時刻，這也是詩歌誕生的時刻。從此在我心目中，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是屬於詩人的，屬於繆斯的。這是一個永恒的瞬間，應該載人當代中國的詩歌史。也許這一時刻並未發生什麼轟轟烈烈的曆史事件，但充滿曆史感。北京的曆史需要以年代抑或朝代來計算，但詩人心目中的北京時間則精確到小時抑或分鍾——這印證了我所說的舉重若輕、化永恒為瞬間的藝術功能。我經常思考這個問題，思考城市與詩歌的關係。有一次詩人伊沙走出崇文門地鐵站，驀然看見歐式風格的崇文門飯店（解放前稱哈德門飯店），伊沙說他想起一種叫哈德門的老牌香煙，我則想起海子的一首名詩《姐姐》，並半開玩笑地將其結尾“今夜我在德令哈”改為“今夜我在哈德門，今夜我不想人類，我隻想你”。或許在我閱讀北京、描寫北京的過程中，也刻意追求這種戲劇性修改的效果——它不亞於一次再創作。這同樣類似於補丁的效果，給城市的曆史麵貌（如同陳舊的布料）拚貼上一塊塊新鮮的補丁：城市本身就是一件百衲衣，舊的建築頹敗了，新的建築又崛起了；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產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