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還是毀滅，這不是一個問題，是個人都會追求生存，隻有生存下去，才能獲得更好的將來，即便是一個廢物也當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下去，若是死了便什麼都沒了，甚至是做廢物的資格。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同樣如此。
遼朝麵對的是大宋不斷的壓力，不光是在兵力上的，在文化上，在經濟上它都處於下風，這讓遼朝有著極大的危機感，但他們同樣有著草原民族強大的毅力與驕傲，因為契丹人曾經遭受過更加不幸的過去。
他們崇尚漢文明的統治，也崇尚大宋的經濟蓬勃，所以他們仿製了大宋的交子建立了自己的官子，連名字都是那麼的相像，同樣的他們也任用漢人作為文臣，因為他們覺得這樣能加強他們的統治。
事實上，是這樣，遼朝開始使用官子之後，經濟是得到了一點複蘇，同樣漢臣也起到了穩定的作用。
隻不過他們忘了，這兩樣東西都是從大宋學來的，大宋比遼朝更加了解其中的秘密，甚至一些不為人知的隱秘，否則趙禎也不會打外儒內法的主意而悄悄推行法製建設。
為此大宋的皇宋憲法經過數次修改，已經日趨全麵，而遼朝依舊是在使用已經被大宋早早淘汰掉的人情法，以人的因素為先決條件，這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漢家王朝法律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刑法特別發達，更為確切的說法應該是，法律的特性乃是以刑法為基礎的法律樣式。這多是為了警告以及震懾其他人。
而遼朝的律法卻相對的更加在乎人情，比如一個人偷竊的是橫行鄉裏的富人還是偷竊一個窮苦人家，或是一個契丹人偷竊的和一個漢人偷竊等等。
結果絕不一樣。
這種差異造就了一種隱藏在民間的憤怒，公平的待遇是許多人追求的東西，當然更多的是弱勢群體所追求的東西，漢人在遼朝的地位雖然被皇帝擺在了相同高度，可下麵的人可不認賬。
即便是大遼的相公是漢人又如何？
總不能把手伸到地方上管理小事吧？
而且漢人相比契丹人更加的心靈手巧，更加的會賺錢，種地都比遼人在行，唯一不如契丹人的也隻有放牧了。
隨著大宋的崛起，漢人在遼朝的生活也會變得好上許多，因為大宋的商賈總是會給漢人以實惠，或是多給一斤的糧食，或是雇傭他們幫工，價錢能讓契丹人嫉妒的咬下舌頭。
宋人商賈對漢人的照顧同樣也引起了契丹人的民憤，雙方開始或多或少的仇視對方，矛盾衝突開始加劇，甚至發生了群毆事件，但對此，遼人的官員完全是偏袒契丹人的，因為他們同族同源。
大宋的商賈遭遇過幾次搶劫，這使得大宋的使者譴責過遼朝地方官員的不作為，但在遼朝的朝堂上卻依舊沒有多少人重視，他們覺得大宋的使者小題大做，難道大宋的商賈在大宋就不會遭遇搶劫？殺人越貨的事情還少嗎？
當然，不可否認趙禎的計劃成功了，他巧妙的利用商賈的小手段，讓宋遼之間的矛盾變成了漢人與契丹人之間的矛盾，遼朝可有著數量不少的漢人，一旦他們對遼朝失望，站在了大宋的一邊，結果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