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家有法的祖父曾玉屏
他年少時放蕩不羈，沾染過不少此立誌自責，苦心致力於農事。
‘遊惰”習氣，引起一些人的譏笑；從曾國藩兄弟的祖父曾玉屏又叫曾星岡，字興陝，行三，清太學生。生於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死於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由於曾國藩拜相封侯的關係，誥封為憲政大夫、榮祿大夫；誥贈為光祿大夫、建威將軍，武英殿大學士、一等毅勇侯、一等威毅伯。
配王氏，誥封為一品夫人，誥贈為一品侯太夫人、品伯太夫人。生有三個兒子：毓濟、毓台、毓駟。曾國藩兄弟為其長子毓濟所出。
曾星岡在其父親曾競希時，家道逐漸富裕，他雖從小接受過家訓，稍知勤奮耕讀才是根本，但他隨著家庭經濟的好轉，沾染了不少“遊惰”習氣，有書不讀卻常常騎著馬到當時比較繁華的湘潭市肆與一些“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從而引起一些年長之人的譏笑和指斥。最後一次，曾星岡聽到別人譏笑他言行浮薄，“將覆其家者”，內心受到極大的震動，自尊心促使他複發天良，“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行”回到家裏，立誌回頭學好。從此“終身未明而起”，自三十五歲起“始講求農事”。他居枕高嵋山下，見到“壟峻如梯，田小如瓦”，覺得很不利於耕作，便領著“耕夫”終年“鑿石決壤”，“開十數畛而通為一”。與此同時，他又精心鑽研水稻和蔬菜的栽培技術及管理方法。為了增加家庭收入，他“入而飼豕，出而養魚”，一年四季，“彼此雜職”，無稍空閑。通過艱苦的勞動實踐，使他深深體會到勞動果實來之不易，切須加以珍惜。他曾對曾國藩等孫輩說：“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曆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這種堅持“親耕”勞作的觀點，對於曾國藩兄弟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曾氏兄弟五人，始終留下曾國潢一人在家鄉管理家務，從未放棄過由曾星岡製訂並流傳下來的以耕讀為本的家風。
他親手製訂“耕讀”為本的家法，教導兒孫輩讀書、做人、處世，影響著曾國藩兄弟的一生。
曾星岡從勞動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治家之法是“早、掃、考、寶、書、蔬、魚、豬”。這有關治家的八個字，不僅被曾國藩兄弟繼承，並且經過體會對之進行了具體的解釋。據曾國藩在家書中說：“昔吾祖星岡公最講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掃潔淨，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裏。此四事之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為刻刻留心，故餘近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曾國藩盡管轉徙各地從政、治軍，公務異常繁忙，但一有空閑即堅持在衙署後院辟地種些瓜果蔬菜，在鍛煉筋骨的同時，體會體力勞動的滋味。如他曾在安慶軍營、兩江總督署和直隸總督署內置有菜地，時常幹些輕微的體力活。在他的帶動和要求下，曾家婦女也堅持紡紗、做衣、做鞋，以此遵守祖父定下之家法。
鑒於早年生活失於檢點之痛，曾星岡自中年時起不僅治家有法，而且在做人方麵處處力求為子孫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他經常訓導自己的子孫說：“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器。”對於周圍那些“孤嫠衰疾無告者”，要盡自己的最大能力，“隨時圖之，無不小補”。因此，當他逝世之後，“遠近感唏，或涕泣不能自休”。曾國藩曾在家書中回憶說，他的祖父“昔年待人，無論貴賤老少，純是一團和氣，獨對子孫諸侄則嚴肅異常，遇佳時令節，猶為凜不可犯”。曾星岡曾反複教導他的子孫輩要以“儒弱無剛”四字為恥。人生在世，重要的在於“自立”。要自立，就“必須以屈強之氣”自任。並且常用異常通俗的語言說道，“曉得下塘，須曉得上岸”，要時時以“怕臨老打掃腳棍”自謹。這種言談，無不對他的兒孫輩立誌為學、為人處世、治事做官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正如曾國藩所說：“餘嚐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餘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於星岡公。”
大界曾氏家族自元明遷居衡陽數百年間無專祠。曾星岡於此時為首倡建了曾氏祠堂。關於建立祠堂的目的，曾星岡的用意在於，世人都相信神靈，而他認為“神之陟降，莫親於祖考”。所以他主張“獨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闕焉”。他的理由是，後世雖窮，而禮不可不講；子孫雖愚，而家祭不可從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