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為首的太平軍自清鹹豐元年（1851年）揭舉義旗於廣西金田村之後，勢如破竹，所向無敵，於次年入湘過道縣、占郴縣、攻長沙。湘鄉境內會黨在太平天國反抗精神的影響下亦揭竿而起，封建統治秩序受到了衝擊。對此，曾麟書心急如焚，坐臥不安。他除與本縣知縣朱孫貽、鄉紳劉東屏等組織鄉勇前往鎮壓農民起義之外，還多次寫信給在京城做官的曾國藩，向他說明“匪情”，並表示要繼續招募鄉勇，以“衛吾道”，希望他“讚襄庶政，矢慎矢勤，以報皇恩於萬一”；官階愈高，“接人宜謙，一切應酬，不可自恃。見各位老師，當安門生之分。待各位同寅，當盡協恭之誼”。早在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星岡病故之時，曾國藩意欲回家奔喪，曾麟書則去信要他安心做官，不必南歸故裏：野努力圖報，即為至孝，何必作歸家之想。”祖父生前愛爾特甚，以爾受國厚恩，必能盡心報效。爾今日聞訃信，能體祖父此意，即所以孝祖父，毋以感傷之故而更係念於予夫婦也。”曾國藩在鹹豐元年致曾國荃等人的信函中提到：“父親每次家書，皆教我盡忠報國，不必係念家事，餘敬體吾父之教訓，是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計此後但略寄數百金償家中舊債，即一心以國事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掛於意中。”太平軍進入湖南後，曾國藩念及家人安危，遂有請假歸家之念，曾麟書又去信叮囑他不要顧及家中小事，應以國家安危為重為急務。他告誡曾國藩說：“官秩是朝廷所頒，職分是己躬所盡。爾今所任禮部侍郎兼署刑部侍郎，禮部位清貴，刑部事繁重，君恩厚矣。唯曰孜孜盡力供職，以報塞於萬一，即是盡孝之道，何必以予夫婦為念而有歸省之辭也。”他還教導曾國藩須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做官者，不問官秩之加不加，隻問職分之盡不盡，庶外可以對吾君，內可以對吾親”，“蓋官秩愈高，則職分愈重。念茲在茲。恪供爾職，乃可以對吾君而無愧於為臣爾”。你在信中談到，今冬有省親之舉，希三思而行，不可隻顧私念而置國家安危於不顧。“《孝經》雲中以事君，謂中年時竭力做好官，即是為孝。爾年四十一歲，正是做官之時。為朝廷出力，以盡己職，以答皇恩，揚名顯親，即不啻日倚吾夫婦之側，何必更念南旋孜孜焉”。現今各地匪患昌熾，尤其“發匪”橫行桂、湘、鄂諸省，國家正在用人之際，切莫存有思親之情、歸家之念，“當此時事維艱，宜為君上分其憂於萬一。進言可有益於時事，皇上聖明采用之，亦未可知。又，勸同寅各抒所見，以呈奏皇上集群謀而用，教匪不難除矣”。所以，關於南歸不南歸的問題，要“視時勢之可不可”。我在家中本無定見，覺得全力組織團練，“保全一方，亦草野之臣思報君恩於萬一耳”。曾國藩遵循父訓，沒有立即請假南歸，實心任事於前。正當他於清鹹豐二年（1852年）七月奉旨充當江西鄉試正考官之際，傳來了其母逝世的消息。主考完畢曾國藩即請假回籍奔喪，於九月間抵達老家大界。此時，太平軍正在發起圍攻長沙城之戰。長沙解圍後，湖南巡撫張亮基於是年冬加緊調集各地團練設防。武昌被太平軍占領後，張亮基以上諭命曾國藩“幫同辦理本省練團保鄉民捜查土匪諸事務”為由，致函曾國藩速赴長沙任事。而曾國藩起初並不願意出山，要守丁憂之製盡孝，後經其父曾麟書的勸導以及好友郭嵩燾的堅請，才毀棄前折，赴長沙與張亮基籌商一切。清鹹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練軍衡州，擬於次年初出征湘鄂贛。行前，曾麟書為自己深居草野，不能參與國事而感到遺憾，便親自撰寫一副既抒發己誌，又激勵兒輩的對聯，由曾國藩手書：
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澤曰：
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且將艱巨付兒曹。
緊接著曾麟書又先後令季子曾國葆、三子曾國華、四子曾國荃招募團練，加入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行列。的確，曾麟書那種盡忠報國、誓與農民起義軍為敵的思想言行，對曾國藩兄弟“墨絰從戎”的舉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正如曾國藩後來所指出：“雖事有天幸，然亦賴先人之孝，盡驅諸子執戈赴敵之所致也。”
總之，曾麟書從小就接受嚴格的封建傳統教育，士大夫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在他的頭腦中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雖天資欠缺，憂鬱不得其誌，但他繼承其父遺訓，“發憤督教諸子”，為他們創造讀書用功的條件，教導他們為人處世、治事做官的訣竅。他雖‘‘僻居窮鄉而誌存軍國”，令諸子從戎平亂，使得曾國藩兄弟功成名就，本人亦因之而享其福，被世人譽為一個教子有方、付諸艱辛於兒孫的長輩。他在晚年曾自撰一聯抒發其誌：
粗茶淡飯布衣衫，這點福老夫享了；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些事兒曹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