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0章 曾國藩兄弟的一家(7)(1 / 3)

本族如無人,貝兒準同甲同村之人耕種。如同村人少,也可允許外村、外縣、外府的人領種。其具體承個的辦法是:由各“鄉約社老稟明地方官,給予印票,交個戶收執”。如果承佃之後,本戶人員歸來,那麼當年所收糧食除納賦外,“悉予承種之人”,等到明年播種時,“方許收回”。假如承個之人已耕作五年時間,仍不見本戶回歸,“即由該族戚、村甲承為永業”。他認為,實行這種辦法的好處是為了盡快恢複農業生產鼓勵自食其力,杜絕不勞而獲。二是編訂審定人口冊簿,統一賦稅數目,減輕農民負擔,極大限度地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曾國荃在給清政府奏折中明確指出:按明代現成規製,以田為經,以戶為緯;地丁之糧,本來是一分為二的,即“地則永無消長,丁則時有減增”。清初成例也明文規定,“續生人丁,永不加賦”。然而,山西的情況特殊,“辦理稍歧,……屢次推廣,猶未改歸一律”。從前州縣官吏,因賦稅數額有常定,“考成之典吃重”,於是就“不複計及丁口之盛衰,但論額征之多寡,循例征收”。這一極不合理的情況,迫使貧民百姓為了完納,“始則賣妻鬻子,以供賦者有之,繼逃入無何有之鄉”。在大災遍及全省的危急時刻,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如果不變通,農業生產也就很難迅速恢複並發展起來。從而,他打算督飭各州縣等官“另立糧丁細冊,按裏、按甲分戶稽查,注明原額丁口若幹,現存丁口若幹,其缺額之丁,無丁之糧”,請準核實確切後酌減;至於那些“有丁之糧”,則歸於地畝,“以定永久之賦”。他認為,這樣實行,對“國計民生,兩有裨益”。這一辦法因有利於國計民生,很快得到清政府的允準實行,對於促進山西全省農業生產的盡速恢複起了一定的作用。三是念民力之艱困,奏準均減差徭。曾國荃在奏折中痛切陳述,山西的特殊地理環境,決定“凡軍差、餉差、藏差,絡繹於道。州縣供億之煩,幾於日不暇給”。然而,各處辦理差徭之事多寡不等,認派苦樂不均。原因是那些狡猾刁徒,“恃有甲倒累甲、戶倒累戶之弊,將其地重價出售,而以空名自認其糧”,如不改變這種陋習,就無法複蘇農業生產。“為今之計,唯有減差、均徭之一法,尚堪略為補救。”其具體辦法是,飭各州縣官吏除各項大差持有傳單勘合循照常例支應外,其本省軍差、餉差委員一向沒有定例者,“均應遵飭條款辦理,其餘概不準借端苛派”。如有擅自索取車馬者,“即將舞弊之人照例治罪,並將該管官吏參劾”。這一具體措施也因符合實際而得到清政府的允準實行,農民對此感激不盡。

第三,整頓吏治,挽救官場頹風,鼓勵為民請命,做好官,做清官。曾國荃認為,山西貧窮落後,百姓苦不堪言,除了特殊的地理環境條件之外,官場腐敗,風氣不正則是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在山西巡撫任上三年多時間裏,曾國荃曾數十次奏參懲治不法官吏。具體分為這樣幾種情形:一是趁職務之便,征多報少,有意侵吞公利者;二是借賑饑之機,乘勢扣留銀錢者;三是玩忽職守,損失嚴重而又不知悔改者;四是視人命為兒戲,不能秉公執法者。在辦案過程中,碰到的阻力不少,甚至有官員相互包庇,或貪官汙吏反咬一口,倒打好官一耙的現象。曾國荃派出精幹人員內查外調,掌握了大量確實證據之後,心不慈手不軟,秉公執法,按律嚴參,毫不留情。尤其是對那些趁賑濟災民之機從中漁利的官吏予以嚴懲,一度扭轉了官場的腐敗氣息。老百姓對此拍手稱快,視曾國荃為“青天”,甚至有為了感激他而為其立生祠、牌位者。在澄清吏治的同時,曾國荃又奏設浚文書局於省城太原,令刻《六經》《四書》《小學》《近思錄》《呻吟語》《牧令全書》《遺規荒政輯要》等書,讓官民廣為閱讀,使得山西風氣也有所好轉。

綜上所述,曾國荃在治晉期間,可謂盡心盡力做了一些有利國計民生的好事,是值得肯定的。過去,人們因其殘酷鎮壓農民起義軍,尤其是攻陷太平天國首都南京之後,縱兵大肆燒殺搶掠之舉而對他一生的言行予以全盤否定貝是不公正的。

他在晚年擔任總督十來年的期間內而勵精圖治外而堅持民族立場實力籌辦水陸防務。

正當曾國荃在山西準備全麵刷新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事業時,1880年8月奉上諭命督辦京東軍務,駐節山海關。原因是,沙俄蓄意挑釁,增兵守伊犁,將派軍艦到中國海麵巡遊示威,京城形勢緊張。是年8月25日,曾國荃率新募之親兵三營自太原起程赴山海關駐防。先飭所部劉維楨、郭寶昌兩軍乘輪船北上,湘毅馬步八營由山西大同、直隸張家口疾進。9月26日,曾國荃負疾力行至天津。為了實力配合其侄曾紀澤在沙俄為改訂伊犁新約而進行的談判,他於10月7日從天津動身於14日正式抵達山海關,迅速調兵遣將設防重要海口。由劉維楨部兩千人屯駐威遠城;由郭寶昌部兩千人屯駐傅家嶺、金家山;由劉鴻年、劉連捷、葉必信、楊西平、袁大升等部五千人屯駐二郎山、回馬寨等處,並兼顧小河口、石河口、秦王島;又谘調提督李長東部將楊玉書部千餘人屯駐老龍頭、長龍岡;宋慶部九個營與博崇武旗兵,分駐關外營口。由於國內實力備戰設防沙俄想以武力威脅來取得談判桌上好處的陰謀未能得逞駐俄公使曾紀澤堅持民族愛國立場,經過艱苦的談判,終於在1881年2月改訂新約,以代替崇厚原來所訂的《還付伊犁條約》。曾紀澤在沙俄談判的成功自然與曾國荃在國內實力備戰設防的舉措有關。這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