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愛國外交家曾紀澤
他出生在官宦之家，卻沒有變成“衙內”和大少爺；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學識人品倶佳。
曾紀澤（1839-1890年)，字劫剛，湖南湘鄉縣荷塘（今屬雙峰縣）人，係曾國藩長子（因曾的第一個兒子幼殤，所以曾紀澤又可說是長子)。在他降臨人世之時，其父曾國藩已在京城做官。後來曾國藩拜相封侯，叔父曾國荃也官至兩江總督等，可以說他出生在一個正宗的官宦世家，用現在流行的話說，他是一個高幹子弟。然而，他並未沾染世家子弟的習氣而變成“衙內”或大少爺。這與其父曾國藩對他從小就進行的嚴格家教有關。
曾國藩權綰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諡稱“文正”，而他寒窗苦讀數十年，從軍十數載，備受艱辛，深知名譽、地位、家業的確來之不易，因而渴望自己的家族顯赫萬世，永不衰敗。但是，他目睹那些達官顯宦家庭的子女，不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困守祖父輩留下的基業，就是揮霍浪用、吃喝嫖賭，欺壓下民、橫行市井、不思上進，令家業蕩然已盡，因而為此深深憂慮不安。於是，曾國藩冷靜思索，費盡心機，從封建傳統文化中尋找依據，再經過自己的理解，獨創了一套治家理論和方法。從曾國藩的家書、曰記中可以看到，他溫言細語，言傳身教，諄諄誘導曾紀澤等人好好讀書，好好做人，不求做官發財，不以優越地位自居，重在真才實學，自立自強。
在讀書方麵，關於為什麼要讀書、怎樣讀書等問題，曾紀澤自幼起就受到曾國藩反複訓導。曾國藩認為除了生存所需之外，讀書能改變一個人的氣質：“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然而，要求變化氣質的法子，就必須“先立堅卓之誌”。他告誡曾紀澤說：“爾於‘厚重二字，須立誌變改。古稱金丹換骨，餘謂立誌即丹也。”淤曾國藩在這裏明確告訴曾紀澤，讀書的好處多得很，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可以變化人的氣質，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立誌。人生就隻那麼幾十個春秋，從小不立誌讀書，不把時間充分利用起來，到老就會後悔莫及。他一再囑咐曾紀澤：“爾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擲光陰”，應當珍惜這優越的家庭環境和條件，趁年輕的時候打下牢固的知識基礎。關於讀書的方式方法問題，曾紀澤受到曾國藩的指導特別多。檢諸曾國藩家書可見，曾氏對曾紀澤兄弟在這方麵予以了細致而又親切的訓導。諸如怎樣讀經典書籍，怎樣讀製藝文字，都有區別對待。1858年8月，曾國藩在《諭紀澤》一信中具體概括了讀書的四種方法：“讀書之法，看堯讀堯寫堯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緊接著，他以實際事例就這幾個字做了解釋：“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文》《書》《易經》《左傳》《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對於這些書，“非高聲朗誦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他把“看”與“讀”這兩者各自的好處特點做了生動的比較：看書就像在外麵經商貿易，獲得的利潤是原來的幾倍；讀書就像在家裏謹慎守業，不輕易花費錢財。又好比軍事家用兵打仗，看書就像攻城奪地，擴大自己的領土地盤；讀書就像挖溝修壘，奪得了土地就要能夠堅守。總之，看書與子夏所說的“日知所亡”相近，讀書則與他說的“無忘所能”相近，這兩者都不可偏廢。至於寫，主要是如何寫好字的問題，“切不可間斷一日”。至於作，主要是指作詩文，他叮囑曾紀澤必須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諸如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試，作古今體詩，作古文，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不——講求，——試為之”。過了三十歲以後，“則長進極難”。曾紀澤資質中等，但在父親的循循誘導之下，異常刻苦認真，因而打下了牢固的國學根底。他所作的詩文雖然沒有曾國藩的那樣雄偉瑰麗、氣勢宏大，但也顯得章法嚴謹，筆法老成。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曾紀澤後來成為一個新派人物，與曾國藩對他的指教也有很大關係。1858年9月，在曾國藩快五十歲的時候，他總結了自己大半輩子的學問後，對曾紀澤講了他平生有三恥，其中之一是“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恒星五緯亦不識認”。從而，他語氣深切地囑咐曾紀澤“當思雪此三恥”。他還叮囑曾紀澤先閱讀家中有關科技方麵的書籍，如《十七史》中各天文誌，及《五禮通考》中所輯《觀象授時》一種，“每夜認明恒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識矣”。在曾國藩的教導之下，曾紀澤自二十歲起，在學習其他知識的同時下苦功涉獵西學中的科學技術知識，如近代西方的數學、物理、化學、天文等，他都用心鑽研過，並能著文介紹推廣。在《幾何原本序》一文中，曾紀澤指出：“蓋我中國算書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為一法，學者泯其跡而求之，往往畢生習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視為絕學者。無他，徒眩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因此，他要推介《幾何原本》的好處，使國人了解西方數學的效用：“《幾何原本》則徹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無不賅也。致其知於此，而驗其用於彼，其如肆力小學而收效於群籍者歟？”在《西學述略序》中，曾紀澤首先肯定“其向學易而為學有次第，此泰西學者之所以眾多，學而成名亦因是而濟濟焉。”緊接著，他指出西方光色之學等，“推測之眇，通乎神明，其學亦無窮極焉”。他高度讚揚由赫德選擇、艾約瑟譯成中文的十六種西學科技著作，“雖曰發蒙之書，淺近易知，究其所謂深遠者，第於精微條目益加詳盡焉耳，實未始出此書所紀範圍之外，舉淺近而深遠寓焉，詎非涉海之帆楫，燭暗之燈炬歟！”與此同時，曾紀澤通過自學，能用英語交談，以英文寫作和核改外交文件。這在當時士大夫鄙夷西學、保守氣氛濃厚的文化環境下，是很不容易的。曾紀澤彌補了其父在這方麵的不足，雪洗了三恥中的一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