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紀靜（1841-1870年），字孟衡，係曾國藩長女。她生長在官宦之家，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盡管家中雇有女仆，但曾國藩的家教甚是嚴格，曾紀靜在有關洗衣織線等方麵都必須參與，而且負責照管弟妹的工作，從小便養成了一種勤儉的好習慣。1847年左右，她的父親在京城做官的時候，有同鄉湘潭人袁漱六與其友善，他親自向袁提親，許長女對袁的長子袁榆生。據曾國藩在是年家書中多次提及此事說：“前此問長女對袁家，次女對陳家，不知堂上之意如何？”“袁漱六處，予意已定將長女許與他，六弟已當麵與他說過幾次矣，想堂上大人斷無不允。”不到三個月，這門婚姻已由曾國藩決定，托郭嵩燾為媒於是年9月上旬過禮訂婚。關於為何選定袁家聯姻的理由，曾國藩在給父母的書信中明確指出：“前信又言以大女兒許袁漱六之長子，是男等先與袁家說及。漱六尚有品學，其子亦聰明伶俐。與之結姻，諒無不可。”然而，長大後的袁榆生品性早已大改。但在1859袁漱六因病去世之後，曾國藩沒有違約，仍於1861冬天托弟曾國潢操辦曾紀靜與袁榆生的婚禮。他將這個女婿作為親生兒子看待，從生活和學業上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懷。但是，袁榆生是一個花花公子，無心學業，整日遊蕩，盡管被嶽父大人調去身邊加以嚴格管教，仍是秉性難移，與其妻曾紀靜的感情很不和洽。而曾紀靜作為一位大家閨秀，並沒有勇氣與丈夫離異改嫁，久而久之憂鬱成疾，身體極度虛弱，加之夫妻生活很不協調，丈夫在外拈花惹草，不把她放在心上，所以她一直未能生兒育女，最終病逝於婆家湘潭。
夫妻生活的極度不和，使曾紀靜在內心深處也有過怨言，很想跟隨丈夫出外，或在娘家居住了此殘生，但曾國藩對她教之以婦道，勸其百般耐。1863年2月下旬，他在給曾紀澤的書信中反複叮囑，要女兒們謹守“三綱之道”。“吾家讀書居官，世守禮儀，爾當誥誡大妹三妹忍耐順受。……爾諄勸諸妹，以能耐勞忍氣為要。”1863年9月，曾紀靜從湘潭來到曾國藩安慶大營與其夫同住，曾國藩感到實在不妥。他在家書中指出：“大女理應在袁家侍姑盡孝，本不應同來安慶。”他的理由是：“餘每見嫁女貪戀母家富貴而忘其翁姑者，其後必無好處。餘家諸女當教之孝順翁姑，敬事丈夫，慎無重母家而輕夫家，效澆俗小家之陋習也。”1864年6月，曾紀靜居住其父兩江總督節署時病得不輕，曾國藩在給弟弟的書信中也明確指出：“大女兒日內氣痛，其病甚不輕，蓋亦久有肝鬱耳”；“大女兒病殊不輕。蓋肝鬱是其本病，而氣痛不食，則其標病”。盡管對大女兒的處境表示同情，但曾國藩還是要其謹遵三綱之道不移。當袁榆生頑固不走正道，在外邊胡鬧，他表示不認這個女婿的同時，還是要求大女兒到袁家去居住：“大女送至湘潭袁宅，不可再帶至富坨，教之盡婦道。”這就注定了曾紀靜婚姻生活的悲劇結局。
曾紀靜的丈夫袁榆生是一個典型的放蕩公子，曾國藩對他進行管教也毫無用處，一氣之下與其斷絕丈婿關係。
袁榆生，字秉楨，湖南湘潭縣人。其父袁漱六，做過知府之類的官。他年幼時隨父居住京城，與曾紀靜家人常有來往，曾國藩稱讚他此時“聰明伶俐”。可能是其父病逝過早，缺乏嚴格的家教，生長在官宦家庭的袁榆生逐漸養成了一種大家貴公子的習氣，即使是在1861年與曾紀靜結婚之後，仍然不思上進，遊手好閑，引起不少人的恥笑。曾國藩對其更是憂慮不安。曾國藩在曰記和家書中多次提到袁人品的問題，決心把他放在自己身邊好好加以調教。1863年上半年他在家書中囑咐曾紀澤和曾國潢，力勸袁榆生離開老家湘潭到他的大營裏去。他對曾紀澤述及三婿羅允吉性情不好的同時，認為袁榆生的行跡更為可慮，因此他要曾國潢“力勸接袁榆生婿來營教誡，恐其在潭愈久愈壞”。他滿以為袁榆生到了自己的身邊“可略就範圍”，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但曾國藩獨特的家教理論和方法對兒子曾紀澤、曾紀鴻產生了積極的效果，對根基已壞的女婿袁榆生卻毫無用處。起初，他感到袁在自己身邊“尚無為非之事，惟不肯讀書作字，難期有成”。時間一長，他對袁榆生的前途完全失去信心，認為“袁婿讀書之事拋荒太久，又心之所向不在此途，故不令其拜師上學”。後來，袁榆生索性背著曾國藩到處招搖撞騙，幹下許多不應該做的事情。最後曾對袁由感到厭惡而發展到憎恨，宣布不認這個女婿了。他在1866年4月給曾紀澤、曾紀鴻兄弟倆的家書中氣憤地指出院“袁秉楨在徐州糧台扯空銀六百兩，行事日益荒唐。頃令巡捕傳諭，以後不許渠見我之麵，入我之公館。”更為可恨者，袁榆生不把妻子和老丈人看到眼裏，“渠未婚而先娶妾，在金陵不住內署，不入拜年，既不認妻子，不認嶽家矣。吾亦永遠絕之可也”。可悲的是，由於受著封建禮教的束縛，曾國藩隻能違心地逼著女兒曾紀靜往火坑裏跳，不許她居住在娘家，使其最終成為封建禮教的犧牲品，心緒憂鬱地度過其苦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