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的關係。郭氏是曾紀鴻的元配夫人，她自小受過嚴格的傳統教育，是一位頗有才氣的女詩人。她有感於丈夫終身未中進士而督教長子曾廣鈞在年輕的時候就躋身於科考最高階梯。她的書齋就曾取名為“藝芳館”，也收藏有不少書籍。可能是由於她有知識的緣故，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新思潮、新文化日益湧入中國之際，她思想開明，目光遠大，對孫輩的教育，不分男女，同等注重。有位教書先生曾經對郭氏說院“兩位姑娘讀點女兒經就夠了吧。”但她語氣堅定地表示院“不然，須同男的一樣地讀。”因此，曾寶蓀自幼就有機會享受到讀書學習的權利。她自四歲時，就在祖母身邊開始有規章地讀書，隨後又與姐弟們一起在塾師的督教下係統學習。她所學習的課程，除了經史音樂書畫之外，還有算術和外文。按照祖母郭氏的規定，每天早晨第一節課就是點讀報紙上的社論，然後點書、背書，上英文、數學、史地等課程。晚上則做詩填詞和對對聯。星期天做作文一篇。曾寶蓀天資聰穎，秉性敏捷，不但各科功課成績最佳，而且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方麵，都在家塾時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她的求知欲望特別強烈，並不滿足於塾師點讀的課程，經常偷偷地跑到曾家各藏書樓去閱讀喜愛的書籍。據她後來回憶說，曾家大院內南北兩邊，都有三層樓的藏書室。南樓分公記、樸記兩樓。“公記收藏文正的書，省誌縣誌最多，大部頭的經史子集也不少；樸記則是曾惠敏公的書樓，經史子集及有關西洋文化的書較多，中西文的都有，西文的是惠敏公由外國帶回的”。北樓名芳記書樓，“其中是我祖父母所藏的書；二樓的雜書中，星相醫卜都有，小說也不少；三樓即是經史子集等大部頭書”。在她小時候，“最愛偷上芳記二樓。管書的賀老頭最嚴，重門深鎖，怕我們進去。我曾經由後院子內的大茶花樹上爬上樓外走廊，再由走廊窗戶擠入樓中。……等聽見樓梯響，或是要吃飯的時候，再偷偷地爬下來。……這也可說是我所以能雜學旁收許多中國文化常識的緣故”。由此可見，曾寶蓀不僅求知欲望迫切，而且也很調皮淘氣。盡管當時她讀的是經史方麵如《論語》《禦批通鑒》之類難懂的書，但她能按要求很快背完要背的篇章，隨後便自由自在地偷偷躲到藏書樓裏去看她喜愛的書籍，先生有時發現了她的行蹤也無可奈何。自1898年舉家從京城返回湘鄉老家富厚堂至1902年離湘赴南京這幾年的家塾生活，使曾寶蓀打下了較為紮實的國學基礎，同時也養成了她廣泛的興趣。
1902年，年滿九歲的曾寶蓀跟隨祖母及家人前往在南京做官的父親的居所，繼續上學讀書。她在回憶錄中說，“在南京時可以說是我最發展的時候”，因為她的祖母是一位很開明的女性，“教育宗旨也很特別，她不讚成八股文章，也不願兩孫去考秀才，但她要我們學外國文字”，家中除了一位教國文史地的先生外，還聘請了一位日本人教日文。由於曾寶蓀剛到南京時患了一場病，所以病好之後隻能跟著兄弟們旁聽曰文，“但在中文方麵就比他們強點”。因為她在湘鄉老家讀書時看了不少課外書籍，知識麵較寬，所以“每欲作文，都能名列前茅。大姐、兩位老弟有時也取第一，但仍以我為多次。於是暗中我便做了他們的領袖”。不久，曾寶蓀隨祖母等為分家產而再次回到湘鄉老家，於1904年春天至長沙，與兄弟姊妹、表姊妹兄弟一同在家塾中讀書。英文先生是廣東人錢伯良；國文先生是熊菊如，除教中文外還教曆史、地理，是一位飽學的新派人物。在熊先生的督教之下，曾寶蓀等人的國文水平有了“大大的進步”於。然而是年秋天，在思想開明、篤信新式教育的曾廣鍾的極力主張之下，曾寶蓀的幾個堂弟先後進入長沙明德學堂念書，她本人。
“也結束了家塾生活，由七叔(按：即曾廣鍾)帶領我與大姐到上海入學校”盂。然而，由於他們到達上海時所有正式學校都開學很長時間了，不肯中途收插班生，隻有一教會開的晏摩氏女校還肯容納新生。於是曾寶蓀和她的堂姐便進入這所學校讀書，不久又轉入上海西門務本女學校讀了幾個月，後於1905年春為祖母郭氏祝壽，隨父母赴湖北。是年夏，曾寶蓀隨祖母同至在杭州做官的七叔曾廣鍾家，“七叔熱心新教育”，便把曾寶蓀和她的大姐送入杭州省立女曾子師範學校學習。從此之後，曾寶蓀進入了穩定的學校生活。在這個學校的一年半時間，曾寶蓀呼吸著新式教育的新鮮空氣，“可說中文，算學，理化，音國體等科都有進步”榆。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所學校教算學的陳伯原老師的一個J藩建議，無意之中決定了曾寶蓀一生的信仰和歸宿。據曾寶蓀回憶說：“畢業時，
、我的平均分數在八十分以上。陳伯原先生便向我說，‘你的天資甚高，各門家科學又很平衡，這樣畢業後，便去做小學老師，實在太可惜了。我知道有一族個教會學校就要開學，我已受聘擔任數學、理化，你若願去，我可給你介紹。天這個學校名叫馮氏高等女子學校，是英國聖公會辦的，前途甚有希望爺。我當時自然很樂意接受”虞，不過她還得征求家裏人的意見才能決定。在七叔曾廣鍾的極力推薦之下，曾寶蓀得到了祖母郭氏及父親曾廣鈞、母親陳氏的極力支持。於是她在這年沒有回湖南過春節，而是在杭州緊張複習功課應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