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參與處理天津教案
同治九年（1870）五月，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爆發，給清政府在對外決策中來個措手不及，為以法國為首的西方列強提供了訛詐的把柄。
清朝鹹豐、同治年間，西方列強在中國廣建教堂，滋事不斷，遇上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不問曲直，一概庇護教士，引起群眾不滿。中國各地教案時有發生。在天津，同治元年（1862）法國霸占了著名的望海樓，法國天主教後來又在那裏蓋起天主教堂，教會的作為，早就使當地居民與教會間產生矛盾。同治九年（1870）天津時疫流行，天主教堂的嬰兒因受到傳染而大批死亡。正在此時，天津官府連續捕獲拐賣兒童的罪犯，其中有人供稱將所拐兒童賣給育嬰堂收養。一時間，當地百姓傳說天主教堂的育嬰室迷拐小孩、挖眼剖心，部分鄉民組織起來告發教堂。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天津人民聚眾到教堂說理，結果與教會發生衝突。通商大臣崇厚約法國領事官豐大業（Henri Victor Fontanier）來署，提犯人對質，豐大業在崇厚署中施放洋槍，崇厚避之。豐大業憤而走出，遇天津縣知縣劉傑，豐大業又向劉傑開槍，擊傷隨從一名。豐大業的暴行激起群眾憤慨，進而圍毆豐大業及其秘書西蒙，將兩人當場打死。憤怒的人群又進而焚毀法國領事館及法、英、美教堂。最終形成一場特大的教案，它以死人之多，鬧事之大，尤為引人注目。天津教案發生後，英、美、法等七國軍艦集結天津、煙台一帶對清政府施壓。七國公使又聯名照會清政府表示抗議，提出“抵命”、“懲凶”、“賠款”、“道歉”、“駐軍”等條件解決此教案。
在無奈之下，清政府派直隸總督曾國藩速赴天津查辦。諭旨發出的時間是五月二十五日（6月23日），也就是事件發生的兩天後，可見列強施壓之大和清政府迫切結案的心情。也就在這一天，李興銳在日記中記述：“聞天津百姓二十三（日）有燒天主堂之變。其先洋人迷拐漢人小孩無數，謂之排花，吸髓取睛以供藥味，凶慘萬狀。民間憤燒其堂，並斃其領事與其黨二十餘人。洋人來京控案。朝廷柔遠保赤，不知何以兩全。”《李興銳日記》，第19-20頁。
這是一樁棘手的教案。此時的曾國藩病患未愈，還在病假中，更重要的是，他深知此案難以如願了結，更無法速決。在列強欺淩的中國，作為弱國的使者在對外交涉中總有難言的苦衷，曾國藩心情的矛盾在其日記中充分表現。同治九年五月二十六日（1870年6月24日），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接奉廷寄，派餘赴天津查辦事件，因病未痊愈，躊躇不決。”《曾國藩日記》下，第2319頁。曾國藩反複籌劃，找不到辦法，他在第二天的日記上又寫道：“思往天津查辦毆斃洋官之案，熟籌不得良策，至幕府與吳摯甫一商。”《曾國藩日記》下，第2320頁。在給家書中亦說：“餘此行反複籌思，殊無良策。”《曾國藩全集》家書（二），第1369頁。幕僚李興銳很佩服曾國藩對朝廷的忠心，寫道：“聞曾侯將從初六赴天津，而眩暈未愈，帶病冒暑，中國一人。”《李興銳日記》，第21頁。
曾國藩自知此去凶多吉少，立下遺囑，曰：“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器，俱難和葉，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複籌思，殊無良策。餘自鹹豐二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爾一二，以備不虞。……餘若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為便。……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略求兵勇護送而已。……”梁勤主編：《曾國藩與天津教案》，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頁。
曾國藩的幕僚陳蘭彬、李興銳也先後赴天津辦案。陳蘭彬是反教的。他認為，“傳教一事用計至毒，適值正學不昌，士氣不振，人心好異貪利，遂致邪教浸廣，病將入於膏肓”。《陳蘭彬致朱學勤手劄》，載《曆史文獻》第5輯，第167頁。《李興銳日記》記述陳蘭彬參與處理天津教案，有些材料是罕見的。如陳蘭彬等建議曾國藩起用彭玉麟等湘軍老將以籌戰守。在整個案件的處理過程中，陳蘭彬主要負責文案工作，李興銳主要負責審理案犯工作，有時兩人互相配合，共同討論案情。雖然陳蘭彬主要從事文字工作，但曾國藩也經常與他商量時局與形勢，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在辦案中曾國藩全力主和，雖然最終采取妥協讓步，委曲了結，但在辦案的過程中，仍然顯示其抵製、抗爭，采取分化瓦解對方，盡量平息民憤的策略。
天津教案發生後，法國一直強調嚴懲天津的地方官吏。天津的地方官吏已經成為雙方鬥爭的焦點。為了不過分激怒民眾，曾國藩想方設法力保天津官吏，最後實在沒有辦法，就個人籌款二萬兩給充軍的天津官吏。教案中一些民眾的焚燒、屠殺行為，給列強提供了訛詐的把柄。法方要求“懲凶”，“天津地方官員抵命”和預先限定捕殺鄉民的最低人數。法國代辦羅淑亞（Louis Jules Emilien de Rochechouart）為首，要求以煽動暴亂為理由處決知府、知縣，中國拒絕這樣做。曾國藩認為拿官員抵命不可接受，因為“有損朝廷尊嚴，也於國法不合”。鑒於“外國性情凶悍”，“天津風氣剛勁”，曾國藩對案中群眾一時失控，焚燒教堂的舉動，“自當一切置之不問。其行凶首要各犯及乘機搶奪之徒，自當捕拿嚴懲以將來”。《曾國藩全集》奏稿（十二），第6982頁。但在法方的強硬外交的威脅下，清廷害怕引發戰爭而下令曾氏作讓步。曾國藩在給兒子的信中談及自己的心情，說：“天津人心洶洶，拿犯之說，勢不能，崇師（崇厚）欲餘撤道、府、縣三官以悅洋人之意，餘雖知撤張守（張光藻）即大失民心，而不得不勉從以全大局。”梁勤主編：《曾國藩與天津教案》，第159頁。
麵對法方要處決張光藻、劉傑等相關的知府、知縣的威脅，而崇厚又欲“撤道、府、縣三官以悅洋人之意”，曾國藩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壓力下又顯得很無奈。他在六月十二日和十三日（7月10日、11日）的日記中記述與陳蘭彬一談。《曾國藩日記》下，第2325頁。二十二日（20日）又記載：“是日，因洋人來文，欲將府縣抵命，因奏請將府、縣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曾國藩日記》下，第2329頁。李興銳在六月二十一日（7月19日）日記中記敘陳蘭彬談天津教案，“戌刻，接陳荔秋刑部自天津回信。詳言夷務和局，時事艱虞，而魯莽官憑空生釁，令洋人予我瑕疵。費［曾］國老竭力周旋，內貽士民之議，外長洋人之玩，此時增一痕跡，將來多一忌諱。國事至此，可哀也已！”《李興銳日記》，第23頁。可見，陳蘭彬很體諒曾國藩此刻的處境，曾國藩提出“請將府、縣交刑部治罪”是不得已的違心做法，用意是先保住他們的性命。“國事至此，可哀也已！”這是陳蘭彬的感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