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戀的定義
我對虐戀的定義是這樣的：它是一種將快感與痛感聯係在一起的性活動，或者說是一種通過痛感獲得快感的性活動。必須加以說明的是，所謂痛感有兩個內涵，其一是肉體痛苦（如鞭打導致的痛感），其二是精神的痛苦（如統治與服從關係中的羞辱所導致的痛苦感覺）。如果對他人施加痛苦可以導致自身的性喚起，那就屬於施虐傾向範疇；如果接受痛苦可以導致自身的性喚起，那就屬於受虐傾向範疇。虐戀關係中最主要的內容是統治與屆從關係和導致心理與肉體痛苦的行為。虐戀活動中最常見的兩種形式是鞭打和捆綁。因此有人又將虐戀活動概括為D&；B（displine and bondage）或簡寫為DBSM。
瑞克（Theodor Reik）為虐戀下過一個形象的定義：“一位威尼斯智者說：對於一個男人來說，隻要女人既能令他快樂又能令他不快樂，他就是個年輕人；如果女人隻能令他快樂，他就是一個中年人；如果女人既不能令他快樂又不能令他不快樂，他就是一個老年人。現在我們不論年齡，有受虐傾向的人屬於哪一類？他是一個隻有令他不快樂才能令他快樂的人。”高度概括地說，虐戀傾向是快感與痛感的結合。
虐戀的規模
關於虐戀的大規模社會調查不多，其中以虐戀為內容的專項調查更少。現有的一些虐戀的統計數字大都是關於性的綜合調查中的部分內容，而且有的調查並未直接以虐戀活動為目標，而是使用了較為間接的指標，如調查對象對有虐戀內容的故事的反應等等。
目前可以找到的最早的統計資料是金西（Kinsey）調查中的數字：金西報告表明，有約1／5的男性和1／8的女性對虐戀類的故事有過性喚起的反應。更精確地說，從未因虐戀故事得到性喚起的在男性中占78%，在女性中占88%。
據亨特（Hunt）的統計，從50年代開始，虐戀現象有增長趨勢，但比例仍舊很低。其中女性受虐者比例超過施虐者比例，男性施虐者比例超過受虐者比例，統計數字如下：
在英國一項對性活動中輔助工具及手段的使用的調查中發現，以鞭打作為性活動輔助手段者在人口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關於虐戀活動和有虐戀傾向者比較保守的估計是在人口中不超過10%：有實證調查顯示，在性關係中有過虐戀活動的在人口中占10%。（丁ruscott，in Thompson，28）一項對美國人的調查表明，人口中有5%至10%的人有通過虐戀活動尋求性快感的經曆，雖然有些人隻是偶一為之。在1987年，根據美國科羅拉多州一個大學城的調查結果，約10%的人有過虐戀經曆。（Federman，254）
另一種估計比例要大得多，這一估計是根據一項實證調查做出的：至少有30%的人用虐戀遊戲增強性活動的效果。有更大比例的人承認，他們的性幻想中包含統治與服從的因素。（Gamman et al，84）如果這一統計數字屬實，舊有的以虐戀為變態的說法就不能成立了：30%絕對應當算做常態，而非變態了。一位虐戀者欣慰地說：“知道像我們這樣的人有如此之多，我們是如此的不同而又是如此的一致，這真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MarCUS，34）
金西調查還發現，有相當大一個比例的人在做愛時有輕微的虐戀行為，如咬和打的動作。在異性戀的撫愛和性交過程中，在同性戀關係中，最常見的虐戀式反應是吮咬（lovebite）的動作，許多人都曾對性伴？身體的不同部位做過這種動作。這種行為在靈長類動物中很普遍，在人類性行為中也遠比大多數人所想像得更普遍。（Kinsey，677）
《花花公子》雜誌的調查是以在自慰時的虐戀想像為題的，其調查結果也屬於虐戀傾向比例比較高的，尤其在女性中：
馬斯特斯與約翰遜（MaSters and Johnson）在1979年對異性戀與同性戀性幻想的比較研究表明，關於“強迫性的性遭遇”的幻想在男女兩性中都相當普遍，在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之間沒有顯著區別。（Ehrenreich et al，12]）由於馬斯特斯等人的工作重心在治療與性有關的心理問題上，他們提出，並非所有的癖好都有相同的強烈程度。“我們發現，某些類型的癖好是容易矯正的，尤其是露陰癖、觀淫癖和淫穢電話癖；有些就很難矯正，如戀童癖、虐戀癖或戀物癖（異裝癖處於二者之間）”“在虐戀傾向的治療中，醫生或許能夠幫助當事人在他們的性行為方式中增加新的非虐戀的行為，但完全根除虐戀活動的巨大的性喚起力量的企圖往往最多隻能獲得暫時的成功。”（Masters et al，220-222）
還有專門以女性為調查對象的研究發現，10%至15%的女性的性幻想是有受虐傾向的。（MarCUS，47）金西調查則表明，有6%的女性夢到過被強奸，2%的女性夢到強奸導致性快感。（Kinsey，213-214）在1972年，一項對141名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的調查表明，49%的調查對象有過統治與屈從一類的性幻想。（Ehrenreich et al，121）對許多女性來說，虐戀想像是她們最典型的性幻想內容。
在關於虐戀活動的統計調查中，人們常常引用的是一項以1000名男同性戀者為對象的調查――斯巴達報告，因為其中有30%的調查對象參與過虐戀活動，也因為該項調查量化程度較高。調查表明，調查對象參與過的虐戀活動包括拳交、施虐與受虐、捆綁與鞭打、羞辱、戲水運動（與小便有關的性活動）及與大便有關的性活動。
虐戀活動在男同性戀活動中不是一種很少見的特殊行為，根據對男同性戀日常活動的調查，發現統治與屈從、性別角色扮演是男同性戀性活動的基本形式。根據斯巴達報告，有14.5%的男同性戀者做過拳交活動的主動方，8.2%做過拳交的被動方。這種活動大多在俱樂部中當著眾多興奮的圍觀者公開進行。斯巴達報告還表明，有76%的人承認喜歡肛交，12%的人不喜歡肛交。當然，肛交應當並不比其他方式的性活動具有更多的虐戀色彩，但是從報告中看，許多從事肛交的人在情感上將其視為統治與屈從關係的性感化表現形式。在調查問卷中有這樣的問題：“在肛交活動中，你一般是在上者（top）還是在下者（bottom）？如果二者都做過，是如何決定的：是由你的伴？決定的，還是由你的情緒決定的，或由其他因素決定的？”而“在上者”與“在下者”這種提法是虐戀關係中主動角色與被動角色的標準稱謂。一位調查對象在開放問卷中寫道：“肛交中既有情感上的統治與屈從，又有兩人間的親密關係，還同獸性的感覺及快感摻雜在一起，這些感覺難舍難分地聯係在一起。”（Jeffreys，212-217）
另一項調查是以雙性戀者為對象的。這是舊金山雙性戀中心所做的一項調查，樣本容量150人。在調查前的12個月當中，有近30%的男女雙性戀調查對象參與過虐戀活動。男女兩性在從事虐戀活動時都是與異性伴？做的多，但在其中統治與服從的角色分配與性別無關，即某種角色並不固定於某一性別。虐戀活動頻率低於1月1次。參與同女性進行的虐戀活動的男性中有3／4也參與過同男性的虐戀活動。參與虐戀活動的女性中有半數活動對象有男有女。（we5nb8rs et al，70）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異性戀者、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這三類人當中，參與虐戀活動比例最大的是女雙性戀者與異性伴侶的虐戀活動（24.5%），以下依次是：女同性戀者與同性伴？（19.6%），女雙性戀者與同性伴？（17.6%），男同性戀者與同性伴侶（16.8%），男雙性戀者與異性伴？（16.5%），男雙同性戀者與同性伴？（10.6%），參與虐戀活動此例最低的是異性戀男女，其中女性參與虐戀活動者的比例是男性的兩倍。如果這一調查數據是可信的，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雙性戀者和同性戀者參與虐戀活動的比例大大高於異性戀者。造成這一差異的原因可能在於，一般來說，同性戀和雙性戀比異性戀更為“出軌”，因此有這種性傾向的人更喜歡嚐試各種不同形式的性行為；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前麵提到的同性戀性活動本身所包含的統治與屈從的因素使他們更容易卷入虐戀活動。
另一類統計調查是以虐戀者為對象的，與前述調查相比，此類調查就不再能提供虐戀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隻能以虐戀者自身的某些特征為調查內容了。摩瑟（Charles Moser）對225名自認為虐戀者的男女調查對象的調查結論認為，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些自我認定為虐戀者的個人的心理功能有問題。其中大多數人反對關於虐戀傾向是天生本能或者是精神疾病的看法；45%的調查對象說，一般的性行為也可以使他們得到性滿足，甚至比虐戀更能使他們得到性滿足。調查的結論是：虐戀人群的性活動並非僅限於虐戀這一種方式。（Ehrenreich et al，]22）在另一項個案調查中，也發現了類似的案例，一對虐戀者說：“我們在20次性生活中有19次是‘正常的’，1次是虐戀。”（Polhemus et al，194）
一項以前西德男性虐戀者為對象進行的調查發現，虐戀者的一些主要特征如下表所示：
上述被調查者是通過報刊廣告部門和虐戀者俱樂部的線索找到的。其中多數人的妻子不能配合丈夫的虐戀傾向，許多虐戀者沒有把自己的情況告訴妻子。此次調查還發現，虐戀活動的中位值是1年5次。半數調查對象現有的虐戀伴侶保持關係超過1年，其他一些人的關係短於1周。大多數調查對象說，即使可以自由選擇性傾向，他們仍然願意保留虐戀傾向，求治者所占的比例不大，熱情不高。絕對施虐者和絕對受虐者較少，多數人交換角色。絕對虐戀者和僅僅依靠虐戀活動才能達到性快感的人比例不大。更為常見的是，可以通過完全沒有虐戀內容的性活動達到性快感。
此次調查發現，在虐戀關係的場景中經常被提及的道具有：藤條、鞭子、繩索及其他“拷問”刑具。有些人有以肛門插入為中心的各類活動。皮衣和高統皮靴是常見的服飾，各類製服（指軍人製服、警察製服等）則較為少見。有些人使用橡膠服飾和女性服飾。有些人報告說，在自慰過程中有采用自我捆綁、自我鞭打及乳頭自虐等行為。虐戀者最早發現自己這一性傾向的時間差異很大：大多數在19歲後，但也有人在30歲後才發現自己有這種傾向。在25歲以上的人當中，對虐戀傾向的認同（“走出來”）程度有差異――異性戀者的認同程度明顯低於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Austin et al，83）
在1987年美國的一項調查中，178名男性虐戀者填寫了問卷。他們中的大多數是異性戀者，受過良好教育，對統治與屈從兩種角色都喜歡（角色互換）。他們做過和喜歡的活動包括：羞辱，捆綁，鞭打，戀物行為，主人和奴隸的角色遊戲。（Hyde，469）
金西性學研究所的格伯哈德（Gebhard）說，不同程度的戀物傾向，觀淫傾向，捆綁鞭打和虐戀傾向在絕大多數男性中都存在，隻有其極端形式才應當被視為反常。艾利斯和格伯哈德都認為，所有的“異常”性實踐都植根於男性的基本本能之中，植根於性關係中統治與服從的普遍傾向之中。（Jackson，in Coveney et al，79）
虐戀的特征
在虐戀亞文化中，虐戀者之間的關係是各種各樣的。從關係的時間長短看，既有短期的臨時伴？，也有長期伴侶，有些甚至是夫婦關係；既有幾十年的關係，也有幾個月幾天的關係。從生活方式的角度看，對有些人來說，虐戀的角色是“全天候”或“專職”的生活方式，譬如一些男女“主人”和他們的男女“奴隸”的關係就是這樣；對另一些人來說，虐戀隻是“臨時工作”式的或“兼職”式的，周末相聚或假期共同出去度假。從虐戀的角色扮演來看，有的像父與子的關係；有的是主人和奴隸的關係；有的是教師和學生的關係；有的是典獄長與囚徒的關係，有的是軍官與士兵的關係等等。關於角色互換問題，既有施虐受虐角色始終固定不變的關係，也有施虐受虐角色互換的關係。從性別來看，則可以概括為四大類：第一類是男性施虐女性受虐，第二類是女性施虐男性受虐，第三類是男男關係，第四類是女女關係。
盡管虐戀關係之間差異如此之大，它們還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虐戀的第一個最重要的共同特征是，參與者是自願的。這就是真正的暴力及其施暴者、受害者與虐戀關係的根本區別之所在。虐戀就像色情領域的陰和陽，相互的關注和尊重是最重要的。在相互自願和尊重這些原則中，最重要的原則是自願。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的那樣：“自願是虐戀的核心概念，如果一個人不是自願的，那麼‘地牢’的門對他是關閉的。”（Polhemus et al，114）
有一種相反的觀點認為，一位真正的施虐者對於自願的受虐者不會感興趣，而隻對不自願的受虐者感興趣。為證明這一觀點，德魯茲（Deleuze）舉薩德和馬索克作品為例分別作為不自願的虐戀活動與自願虐戀活動的代表：在薩德的小說《朱絲汀》中，一夥虐待狂教士的一位受害者說：“他們希望能夠確知他們的罪行能帶來眼淚；任何女孩隻要是自願來這裏的，他們就會把她趕走。”在馬索克那裏，情況完全相反：受虐是自願的。在他看來，一個受虐狂男人容不下一個真正的施虐狂。他當然會要求拷打他的女人具有某種特征，但這些特征要由他根據自己秘密的計劃來塑造、來訓練、來規定，一個真正有施虐傾向的女人是絕不可能勝任的。在馬索克的《穿貂皮衣的維納斯》一書中，受虐者塞弗林是施虐者萬達的老師，他不得不訓練她怎樣扮演女主人的角色，直到她能勝任。而在薩德那裏，是完全沒有協議可言的。這就是自願的虐戀關係與不自願的虐戀關係的區？。因此馬索克的世界與薩德的世界毫不相幹。德魯茲還把這種區別引伸為施虐與受虐這兩種人格的區別：受虐者即使沒有身在夢中也願意以為自己是在夢中，而施虐者即使是在夢中也不願相信自己是身在夢中。（Deleuze，13，41-42，72）
按照德魯茲的這種說法，在薩德那裏，施虐與受虐雙方的關係是被迫的，而在馬索克那裏，雙方的關係才是自願的。對於這兩位作家的作品而言，這種概括或許沒錯，但是必須指出的是：現代人的虐戀實踐與薩德小說中的人物及其活動方式有很大不同。此外，在幻想中的薩德式行為與現實中的薩德式行為是有區別的。在虐戀活動的現代形式中，如果施虐與受虐雙方有一方是不自願的，關係的性質就改變了：它將不再是虐戀關係，而是施暴者與受害者的關係，因此應當不再屬於虐戀關係的範疇。應當將真實的虐戀關係與幻想中的虐戀關係加以區別：有許多虐戀者在幻想中將虐戀關係想像為非自願的、被脅迫的，因為這類幻想更能使他們動情，但是他們並不願真正陷入這種關係之中去，他們與虐戀伴？之間的關係也不是被迫的，而是自願的。即使是那些通過簽合同等方式陷入主奴關係的人、那些以主奴身份為生活方式的人，這一關係的最初建立也大多是自願的，而不是被迫的，因此，還是沒有超出自願的範疇。
虐戀活動的第二個共同特征是，在活動之前雙方往往會事先就角色分配、活動內容、情節場景等細節做好約定。虐戀活動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則是當事人在舉行活動之前就整個活動做坦誠而詳盡的討論。一旦決定建立關係，雙方大都會對即將發生的行為細節做出詳細的約定。施予和接受，肉體痛苦或心理羞辱，大多遵循一個事先仔細安排好的腳本。對預期的情節的任何改動都有可能降低性快感的程度和活動的滿意度。
雙方必須要約定的內容有：什麼樣的劇情和角色可以使雙方得到性喚起；要不要有第三者或更多的人參加，他們是什麼樣的人；雙方能忍受的限度是什麼；可不可以使用“安全詞”（safe word，因為在行為過程中，當一方說“不”或“停下”時，對方不知此話是真是假，而且說“不”的一方可能在束縛中，不可能主動躲開他已經不再能忍受的疼痛，為這種情況事先約好的詞就是安全詞）；采用什麼樣的性安全措施；什麼樣的行為和角色會喚起不愉快的回憶因此是應當避免的；什麼時候結束這次活動等等。如果違反了事先約定的情節，虐戀活動會出現危險，導致驚慌和憤怒。因此在商業性虐戀活動中，施虐一方要有精神和物質兩方麵的技巧，一位虐戀專職女主人（dominatrix）說：“在D&；B活動中，的確需要懂行的人，因為它很容易失控。你必須始終保持冷靜。”（McClintock，in Gibson et al，226）
虐戀活動的第三個共同特征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總是由接受者（有受虐傾向者）而不是由施予者（有施虐傾向者）來安排和控製活動的內容和程度。受虐者清楚知道能喚起自己性欲的疼痛的程度，因此他們在性活動之前大多與伴？協商妥當，使自己所能承受的疼痛限度不至於被超過。在金西收集的檔案中，有一部虐戀活動的記錄片，其中有這樣一個情節：一位施虐者把燃燒的蠟燭油滴在被捆起來的伴？的陰莖上。但是，在做這件事時，他極其仔細地觀察受虐者的表情，當他看到對方快忍受不了時，就會把蠟燭移開，直到蠟油冷卻。一位觀察者說：我突然意識到，實際上是受虐者在控製著施虐者的手。
有人甚至認為，虐戀行為可以被視為受虐者的自慰活動在戲劇舞台上的演出。施虐者所出演的角色是為了幫助受虐者實現他的幻想。受虐者對整個表演的控製權和導演權必須受到施虐者的尊重。如果施虐者超出了約定的角色，例如，如果施虐者把受虐者鞭打得太厲害，超過了受虐者的忍受限度，如果施虐者對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過分投入或者過於自行其事等等，整個遊戲就失敗了。當然，在一次成功的虐戀活動中，雖然是受虐者在控製整個事件過程，但是施虐者必須有很好的直覺，知道什麼情況下應當繼續，無論受虐者在怎樣哭喊、抗議；什麼情況下應當停止。
虐戀群體的第四個特征是，受虐者多於施虐者。弗萊德（Nancy Friday）在她對3000名男性的性幻想的調查中發現，在這些男性的性幻想中，統治女人的欲望似乎是個例外，而不是規律。在她的調查對象中，男性受虐與施虐的性幻想的比例是四比一。她的調查結果與對賣淫業的調查結果相符：她們的顧客中，花錢做受虐者的人數要超過做施虐者的人數。男人幾乎像女人一樣喜歡在性幻想中選擇受虐的角色，將疼痛視為快樂的象征性代價，對於渴望那些在他們看來是“肮髒”的行為有負罪感。
對這一現象有這樣一種解釋：在虐戀活動中，施虐一方比較費力，他（她）必須掌握所發生的一切，發明各種情節動作，注意掌握限度，不能使對方受到真正的傷害，而受虐一方隻須聽命而行，比較輕鬆。因此據圈內人說，受虐者的比例總是大大超過施虐者的原因在於人性的懶惰，以為去做事不如聽命去做事。傳統兩性關係中一向由男性占據的光榮的統治地位，在虐戀關係中無論對男人女人都喪失了吸引力。由於需求巨大，社會上已形成了一個被稱作“為受虐傾向服務者（masochist servers）”的人群，他們並不一定是喜歡統治角色的人，但同意扮演這一角色。除了心理原因，受虐角色更吸引入是因為它收益更大：受虐一方總是處於注意的中心，是虐戀戲劇中的真正消費者；施虐一方隻是在滿足他或她的欲望，是虐戀活動中的服務方。
虐戀關係的第五個特征是，施虐傾向和受虐傾向往往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即虐戀的主動形式與被動形式常常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這是弗洛伊德最先提出的看法，他說：“一個在性關係中能夠從對他人施加痛苦中感到快樂的人，也能夠享受從性關係中接受痛苦的快樂。一個有施虐傾向的人通常同時又是一個有受虐傾向的人，雖然這一變態的主動或被動方麵在他身上發展得更為強烈，在他的性活動中表現為主要傾向。”（Ffeud，1990，103）他認為，施虐者大多有過受虐的經曆：恰恰因為施虐者自身曾經有過將快感與痛感聯係在一起的體驗，他才能夠通過施加疼痛獲得快樂。如果一個施虐者從來沒有親身體驗過將痛感與快感聯係在一起的受虐經驗，他很難從他人的痛苦中發現快樂。而且，弗洛伊德還認為，這種對立麵的結合“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他將這種現象同雙性戀中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結合聯係起來，這兩者的區別和對立在心理分析中常被表述為主動性與被動性的區別和對立。
但是，一些虐戀者從個人經驗角度出發，不同意這一觀點，例如馬庫斯就說過：“作為一個有受虐傾向的女人，我唯一難以接受的理論是，我同時又是個有施虐傾向的人。”（Marcus，58）這雖然隻是從她個人的感受得出的結論，但是可以肯定，有些虐戀者隻喜歡施虐角色或受虐角色，從來不換為另一角色，也找不到扮演另一種角色的感覺。
虐戀活動的第六個共同特征是幻想的極端重要性。在虐戀活動中，幻想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一些實際案例中，一位因殺雞的景象而性喚起的人漸漸變成一見到雞腿就會喚起；一位因學校鞭打學生而性喚起的人會變成一看到繃緊的褲子就性喚起；一位因獻祭幻想而喚起的人變成隻要看到被捆綁起來的男人就喚起；還有人聽到鐵鏈的響聲或聽到“鞭打”一詞就性喚起。這是否說明幻想是不重要的了呢？瑞克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認為，這些景象恰恰成為幻想的釋放閘門，一旦開啟這道閘門，所有的幻想就噴湧而出。有些有受虐傾向的人僅僅因為受責罵受羞辱就可以得到性興奮。他遇到這樣一個案例，當事人隻要聽到父親常說的一句話“你小心點，不許再犯”就會感到性興奮，他跪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聽這句話，直到最後他帶著恐懼的表情說：“我可以站起來了嗎？”（Reik，216-221）幻想顯然在這裏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弗洛伊德也注意到虐戀的幻想因素，他說：“在一些個案中，當事人對受鞭打的真正經曆感到不可忍受，但在後來的幻想中，情形卻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幻想中的懲罰總是不會給兒童帶來嚴重傷害的那一種。”（Ffeud，1990，218）
虐戀活動的重要理論家柯麗菲亞（Pat Califia）說：“理解虐戀的關鍵概念是‘幻想’。所有的角色、對話、戀物癖式的服飾以及性活動，都是一幕劇情或一種儀式的組成部分。參與者是在擴展他們的性快樂，而不是在摧殘對方或壓抑對方。一個施虐者或受虐者完全清醒地認識到，在虐戀遊戲中的角色絕不適合於同其他人的交往，幻想中的角色也絕不是她的全部本性的總和。虐戀亞文化是一個劇場，在其中可以上演性的戲劇……”“三年前我決定不再忽視自己的性幻想。從兩歲開始，我就開始構造一個私人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充滿統治、服從、懲罰和痛苦。禁忌、意識的覺醒和治療都沒有能夠損害這些可怕幻想的魅力。”（轉引自Segal et al，150-151）
虐戀活動的第七個共同特征是其遊戲性質、表演性質、儀式性質和象征性質。虐戀活動的主旨是將現實轉換為戲劇，以及身份和角色的轉換：奴隸轉換為主人，成人轉換為嬰兒，痛感轉換為快感，男性轉換為女性，然後再換回來。這也是它同真正的殘忍與暴力的區別之所在。在大多數情況下，此類活動都隻包含輕微的或遊戲性的傷害，很少導致真正的肉體疼痛和暴力。在虐戀社群中，人們將傷害（hurting）與戕害（harming）做出了區分。前者隻造成心理或生理的痛楚，後者才造成真正的需要醫藥救治的肉體傷害。在虐戀活動中，真正造成性夥伴受傷到需要救治程度的情形是極為罕見的。發生在陌生人之間的無緣無故的暴力不會使有受虐傾向的人感到性感，也不會進入他們的活動中去。
作為一種遊戲和戲劇，虐戀活動有它的遊戲規則。有人對虐戀遊戲規則做了如下概括：
一、在上者和在下者在稱謂上有區別。
二、在上者與在下者在所占據的位置上有區別。
三、在下者所穿衣物應當比在上者少。
四、在下者應當穿傳統仆人的服裝。
五、在下者應當穿異性的服裝。
六、在下者應當被捆綁。
七、在下者被禁止說話，或隻可遵命說話，戴眼罩或戴麵具。
八、在下者達到或禁止達到性高潮應當遵命而行。
九、在下者應當被當做家具或動物來對待。
十、在下者的身體上應當被穿上鐵環或打上烙印，表明主人對他的永久所有權。（Polhemus et al，96-98）
這些規定雖然聽上去有點駭人聽聞，但虐戀遠遠不是對無助一方的專橫統治，而是相互的、自願的和遊戲性的，所有的活動內容都是事先策劃好的，令人想起安排嚴謹的儀式和劇場的劇目。成功的虐戀活動可以同成功的戲劇媲美，它需要大量的直覺、想像力、創造性和雙方的合作。
一位虐戀俱樂部負責人的話清楚地表明虐戀活動的遊戲性質，他說：“為什麼不到Skin Two（倫敦的一家最著名的虐戀俱樂部）去買上一些好玩的設備，你這個禮拜可以當一禮拜的奴隸……大家來玩吧。”（Green，310）因此，把虐戀稱為成年人的遊戲是很貼切的。
對於有虐戀傾向的人來說，儀式性的活動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它是幻想世界的縮影。然而，盡管幻想的因素極為重要，虐戀者往往不能僅憑幻想解決性欲衝動，因此總會以不同的頻率重複虐戀活動。在一段特定的時間之內，虐戀活動將合理性擱置一旁，創造出另一套行為規範的儀式或空間。在這一空間之外，它看上去是無意義或荒唐的，但在一空間之內，它就是一切。它允許參與者雙方表達自身的同等權利，而內心的這個角落在其他空間是不可表達的。通過角色扮演，參與者創造出另一種身份的自我，那既不是他本人，又不是非本人，而是他的自我的一部分。
虐戀的第八個特征是其表演性和挑逗性。虐戀活動有一種將折磨、痛苦、羞辱表演出來的衝動。盧梭曾講過，盡管他感到羞恥之極，他還是有一種向路過的女人露出赤裸臀部的衝動，表現出虐戀的露陰性質，又可稱為“挑逗性”。這種暴露或希望被人看到的衝動實際上是對性懲罰的期待。有些暴露衝動在想像中就可以完成，達到性滿足。一位幻想被放在屠宰案上肢解的女孩僅僅想像別人都不理睬她就可以喚起興奮；一位定期去妓女那裏受鞭打的男人說，脫衣動作和暴露臀部並不比隨後的鞭打更不重要。自戀傾向在暴露中很重要。在一位有獻祭幻想的男人的想像中，所有的被送當祭壇的男子都是最漂亮的。
虐戀的表演性質不僅表現在想像中的美，也表現在不美上。有一位女性在一切可能的時機讓人們注意到她一無是處、平庸、不漂亮，好像她要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她是多麼的卑微。許多有受虐傾向的人對自己的弱點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們的做法與掩飾缺點的偽善正好相反，是故意暴露自己的缺點。向他人展示自己受苦受難是受虐傾向的一個特點。
有一個個案，一位年輕男子對著鏡子自我鞭打，隻有看到自己臀部血跡斑斑的鞭痕時，才能達到性快感。然而，這種孤獨隻是身體上的，不是心理上的，受虐者想像中總有一個旁觀者。這個想像中的目擊者從他的暴露與疼痛之中獲得快樂。這種一個人的虐戀活動實際上是由一個人扮演兩種角色，它同兩人的虐戀關係隻有一步之遙，這種人或遲或早要在現實生活中找到他的伴？。
受虐傾向的一個要點是要吸引別人的注意力。旁觀者或目擊者要看到受虐者的不適、傷痛和恥辱。在社會受虐傾向中，受虐者要看的是他的失敗，他的缺點，他的愚蠢或他的卑微。弗洛伊德說，一個真正的受虐狂在別人要打他時會主動把臉湊過去，也就是說，他邀請別人打他。從在鞭打中尋求性快感，到基督的別人打你左臉你把右臉給他的原則，再到甘地的非暴力運動，中間的聯係清晰可見。
受虐者的挑逗性表現就像一個淘氣孩子，他對媽媽說：如果我繼續這樣做，你會怎樣對待我？受虐者的搗亂和淘氣（maSOChiStlC Sabotage）是激怒施虐者的一種方式。許多受虐者總是在被殘忍地對待後才屈從於某種行為，好像如果不受責備和羞辱他們就不能做這件事。激怒對方的一個典型事例是荷馬（Homer），他不斷地諷刺和挖苦希臘的英雄，直到受了一次猛烈的鞭刑。他可以被視為挑逗式的受虐者的典型。
虐戀的第九個特征是等待和懸念。在馬索克的小說中有大量被吊、被釘上十字架及其他肉體的懸吊景象。嚴格地說，受虐傾向就是一種等待的狀態，一位有受虐傾向的人在等待這一概念的最純粹的意義上體驗它。德魯茲說：“懸念、等待、戀物和幻想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受虐傾向獨特的星座。”（Deleuze，70-72。）有很多受虐者並不真正喜歡肉體疼痛，有些人甚至很反感。受虐的快樂來自強烈的預期。他們快感的來源不是疼痛，而是羞辱，對羞辱的預期則是它的佐料。這就是瑞克所說的受虐傾向中的“懸疑因素”。他曾說過：“受虐的快感更多依賴於對痛苦的預期，而非痛苦本身。”（轉引自Cowan，49）
在孩子的社會教化過程中，他們被反複教導的是：必須等待，不能馬上實現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滿足。延遲本能需要的滿足是文化的要求。這樣做不僅能增加孩子的安全感，而且能使他適應外部世界和社會生活的狀況。人們全都從兒時開始就受到訓練，訓練使他們能夠放棄對最感興趣的本能衝動的立即滿足。弗洛伊德將文化的要求稱為現實原則，這一原則並不是讓人放棄對快樂的追求，而是使這一追求受到生活的必然性和對環境的適應性的限製。現實原則並不是否定快樂原則，而是限製它的徹底實現。所有的人全都或多或少地學會了延遲自己期望的滿足。
表麵看去，有受虐傾向的人最適應這個延遲，延遲甚至為他帶來快感。他似乎特別適應於忍受這種痛苦的緊張狀態，好像特別有耐心。他不是僅僅接受它而已，他還要去尋求這種痛苦，把它變成他的快樂。但是，這恰恰證明他對於現實是多麼不耐煩。他真的接受了現實嗎？沒有，他將現實誇張地表現出來。一方麵是超出現實的焦慮和痛苦，另一方麵從現實原則的統治對快感的延遲中獲得快感。
虐戀者通過對某種行為的焦慮而增強情緒。他的性快感總與焦慮相伴，這是正常性經曆中沒有或極為少見的現象。這種懸念與孩子期待打開聖誕禮物的心情相仿，與罪犯等待陪審團的判決的心情相仿。除了懸念之外，還有拖延。就像孩子把好吃的東西拖到最後一口再吃，或自慰時拖延高潮到來的時間。在一位男性的獻祭幻想中，他總是把自己想像成下一個祭品，等待被閹割和燒死。
此外還有折磨本身的拖延。一位女性喜歡穿上特別緊的緊身衣，考驗自己能忍受多久。在許多虐戀活動中，都有有意延遲快感到來時間的做法。“它的折磨令人陶醉。”這是一位受虐者對受虐時的性感覺的說法。
拖延還表現為在經曆了懲罰、羞辱和不適之後，最終的快感才會到來。懸念和期待相一致。在一個讓妓女鞭打他的男性的個案中，對鞭打的期待比鞭打本身具有更重要的作用。真正使他得到享受的是對懲罰和羞辱的恐懼感。焦慮本身成為快感的要素。受虐的快感更多地依賴於對痛苦的期待而不是痛苦本身。
瑞克引用一個德國民間故事，其中講到一個人喜歡上山不喜歡下山，他-的解釋是這樣的：下山時他不能不想著爬下一座山的辛苦；而當他辛苦地往山上爬時，心裏充滿對下山的預期和快感。這就是受虐傾向的感覺，他在一切順遂時感到壓抑，在經受磨難時才感到愉快。（Reik，221-235，267-269）
虐戀活動的第十個特征是它對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大量需求，此類活動對想像力的需求超過其他一切性活動。性交形式無論怎樣變換，也隻是一種動作而已，而虐戀活動卻是戲劇。一個動作不能構成虐戀，它需要一係列的事件，而這些事件並不一定與性有關。這樣虐戀就比其他一切性行為包含了更多的想像力和戲劇性，更多的可能性。
實證調查表明，大多數虐戀者都是極富想像力和創造力的，他們在尋求性的感覺和個人實現中往往更強調精神，而不是肉體。有一位專營虐戀服務的妓女說，她有一位顧客是個迷戀各種製服的人，“他每隔一周的周五來我家，每次都換一套他自製的新服裝，皮革的、橡膠的、防火材料的、垃圾袋、電燈泡、花、水果、金屬、輪胎，無奇不有，這個人的確是個天才。”（McRae，61）有些虐戀者隻需要代表其欲望的語言，他們給“文字上的女人”寫信，寫自己的幻想和腳本。有些虐戀雜誌在男性“奴隸”的照片下留了空白，旁邊像學校作業指導式地寫著：“我要求你在每張照片下填上你想像的希納夫人對她的奴隸所說的話。”（McClintock，in Gibson et al，226）這種活動有些幾乎可以同文學創作媲美。
虐戀活動的第十一個特征是其幽默感，它並不全是認真的。當然，當一對虐戀夫婦玩虐戀遊戲時是很鄭重的，他們身穿黑皮裝束，履行各種儀式，氣氛嚴肅，有時甚至很恐怖，在那時他們恐怕不會笑，但在這整個事件中，蘊含著巨大的幽默感。
虐戀活躍分子的圈子裏常常流傳著許多奇聞軼事。在英國一年至少有一兩次，虐戀者會舉辦夏季燒烤晚會，在晚會上人們會搞賽馬活動――有受虐傾向的男人和女人會拉著小馬車，他們的主人坐在車上喊“快跑”。一位虐戀者這樣說：“如果你喜歡這個，它很性感。我個人不覺得賽馬特別性感，但這些人覺得性感，從中得到很多快樂。有一場比賽是三輛馬車，一對是男性屈從女性統治，一對是男性統治女性屈從，第三對是女同性戀。跑得最慢的要因為輸了比賽受鞭笞，跑第二名的因為彎沒有拐好受鞭笞，跑第一名的則因為贏了比賽受鞭笞。你確實需要一點幽默感，但如果你參與進去，它是很恐怖的。它有不同程度的活動。其中確實有一種英國式的幽默。但是當你真正進入角色後，你不會笑。你們是在私人場合做這種事的。”（Green，290）虐戀關係的第十二個共同特征是當事人雙方的關係往往極端親密、了解和信賴。在虐戀關係中存在著一種親密的交流，如果不交流，不把內心深藏的欲望告訴對方，就不可能建立起虐戀的關係。因此，認真的虐戀活動是在那些互相了解非常之深的人們之間進行的――他們甚至是結了婚的。虐戀雙方都相信性伴？不會做任何真正嚴重傷害自己或造成永久性創傷的事。可以想像，如果一方能夠讓對方把自己捆綁起來，蒙住雙眼，完全喪失行動的能力，他必須對對方極端信賴，他極少能夠同意陌生人對自己做這種事。這種信任使人擺脫了日常生活的現實世界。在這裏蘊含著虐戀最核心最富正麵意義的內涵――兩個人之間的真正的親密關係，或者說是一種“共謀關係”。這種關係在現實社會中並不是很容易建立的。虐戀活動的權威解釋者羅賓（Gayle Rubin）說：“好的拳交和虐戀活動對關注、親密和信賴有極大的要求，因此，甚至偶然的交往也會導致很深刻的情感和長期的友誼。”（轉引自Halperin，103一104）
虐戀活動的最後一個共同特征是，由於它帶有戀物性質，此類活動有時甚至可以完全取代生殖器性活動。在倫敦最著名的虐戀俱樂部Skin了wo中是沒有性交活動的。在拳交過程中（有時一次活動要持續幾個小時），雙方都不一定能一直保持勃起狀態，接受方可以在不勃起狀態得到快感。因此有人稱拳交為肛門瑜珈（anal yoga）。這一實踐因此成為福柯理論的有力證據――為福柯理論所反對的兩種觀念是：身體快感隻能來自性快感；性快感是所有快感之源。福柯的朋友有一次對他說：在一些虐戀活動中，有時甚至完全不發生勃起。他們為這一現象及其象征性意義感到興奮和欣喜。
福柯從虐戀活動中得出了他關於“快感的非性化”的重要觀點，他指出：“我不認為這一性實踐運動是泄露或暴露出深藏於我們無意識中的虐戀傾向什麼的。我認為虐戀遠遠超過了這個，它是對快感的新的可能性的真正創造，這種快感的可能性是人們以前從未體驗到的。那種關於虐戀與內心深處的暴力有關的觀點，關於虐戀實踐是這種暴力、這種攻擊性的釋放的觀點是很愚昧的。我們深知，那些人在做的事情不是什麼攻擊性的表現，他們是在用他們身體的某些奇特的部位――通過身體的性感化——發明快感的新的可能性。我認為這是一種創造，一種創造性的事業，它有一個主要的特征，我稱之為快感的非性化（即非生殖器官化）。那種認為身體的快感應當總是來自性快感的觀念，以及那種認為性快感是我們所有可能的快感之源的觀念，我認為是相當錯誤的。這一實踐堅持認為，我們可以從非常奇怪的事物中，從我們身體非常奇特的部位中，在非常不尋常的情形中製造快感。”（轉引自Halperin，87-88）
福柯關於快感的非性化的觀點引起了許多誤解，他在說非性化時所使用的“性”這個詞是法文的sexe，指的是性器官。他說虐戀是快感的非性化，不是指虐戀使快感同所有的性活動相脫離（盡管從狹義上說虐戀確實使性快感與性交相脫離），而是說虐戀使性快感與生殖器官相脫離。虐戀活動中的捆綁、剃去毛發、乳頭折磨、陰莖和睾丸折磨、穿刺、羞辱、鞭打和拳交，在製造強烈快感時，程度不同地超越了生殖器官本身；它包括身體非生殖器部位的性感化，如乳頭、肛門、皮膚和身體的整個表麵。它發現了對生殖器的除了刺激它達到快感之外的其他性感用法。因此，虐戀表現為身體的性感機製的新格局，“性敏感帶”的重新布局，打破了生殖器官對性感的傳統獨裁。它甚至是對男性生殖器的重新性感化，使它成為一個脆弱的部位，而不是一個崇拜的對象。在所有這些方麵，虐戀表現為現代的性主體麵對作為客體的身體。這二者的相逢導致了主體、性、快感和身體之間關係的改變。虐戀就成為這種潛在的自我轉變的成功實踐。
除此之外，虐戀活動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社會學特征：
首先，虐戀活動中特別引人注目也頗有爭議的是其性別特征：大多數調查表明，參與虐戀活動的男性多於女性，有受虐傾向的男性也多於女性。從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色情小說分析，鞭笞者為女性的大大多於男性，而接受鞭笞者大多是男性。這一點很重要。有人因此認為，在英國，男人從受人鞭笞比鞭笞別人得到更多的快感，而女人特別喜歡鞭笞男人，超過了男人喜歡鞭笞女人。在許多異性戀虐戀關係中，所謂傳統的性角色總是被顛倒過來的――男人扮演屈從或受虐的角色。
許多局外人以為，男人花錢雇女人，一定是為了發泄他的施虐傾向，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絕大多數商業性虐戀活動中，男人是受虐者，女人是施虐者；男人是“奴隸”，女人是“主人”。一位扮演虐戀專職“女主人”的澳大利亞妓女說：的確有少數“屈從的”女孩喜歡受鞭打，她們為少數“統治的”男人服務，這些男人喜歡施虐，不喜歡受虐。但是她顧客中的大多數是為了屈從，為了放棄自我，為了受折磨才找她的，他們為此花大筆的錢。他們到她那裏尋求懲罰、羞辱、恐懼和折磨，直到他們忍耐力的極限。另一位專營虐戀的妓女說：有那麼多的男人願意穿上橡膠服裝，或皮革服裝，願意被捆起來、鎖起來，願意被鞭打，願意穿女人的衣服，願意被尿淋在身上，願意受一位女性統治者的虐待。這些活動大多不包括性交在內。這些男人都是結了婚的，有家有口。他們絕不會在任何人麵前泄露這個隱私。一位新西蘭的妓女說，在新西蘭情況也相似，一般總是男人喜歡受鞭打。
紐約的一家虐戀組織（The Eulenspiegel Society）創建於1976年，到1984年共擁有300名交納會費的正式成員。會員中有三分之二是男性，三分之一是女性。這個組織的主要成員是異性戀的受虐者，大多數男性成員是受虐者，女人中大約有一半是施虐者，一半是受虐者。組織的秘書長高蒂（Goldie）是一個受虐者，但據她說，在這裏，希望受女人統治的男人絕不少見，她說：“如果我向每個希望我鞭打他的男人收一美元，我馬上就會成為大富翁。”（Ehrenreich et al，]28）所有的實證調查一再表明：在虐戀世界中，男性作為被動者和屈從者絕非反常現象，而是最為常見的現象。
但是有些人認為這種說法缺少證據，即無法證明男性比女性更喜歡受虐，女性比男性更喜歡施虐，並認為這隻是出於有受虐傾向的男人的想像。實際上心理治療的實踐表明，在求治的女性中有大量女性存在受虐傾向，她們希望被統治，被鞭打，被虐待，隻有這樣才能性喚起；相反，喜歡鞭打或虐待男人以獲得性快感的女人卻極為少見。那種腳登高統皮靴手持皮鞭的女人大多出於男性受虐狂的想像，或者是那些希望以滿足顧客的此類性幻想招攬顧客的妓女。
那麼為什麼在虐戀亞文化中女性受虐者顯得比男性受虐者要少？是因為男性中有受虐傾向的人確實比女性多嗎？一種比較慎重的觀點認為，還不能就此過早下結論，因為存在許多其他的可能性：首先，由於長期生活於對兩性實行雙重標準的男權社會中，女性的羞恥感和道德感太強，以致對於自己的所有的變態性衝動都會產生難以克製的抵製心理。與此相類似的一個現象是，購買色情材料的女性也比男性少見，因為這樣做似乎違反女性氣質，因此，一個女人如果想購買虐戀色情品就要有比男人大一百倍的勇氣。一位有受虐傾向的女性說：我們連正常的性生活都不能公開討論，如果被懷疑為變態就隻有鑽老鼠洞了。瑞克也認為，長期以來，人們都以為虐戀主要發生在男性當中，其實是女性中有受虐傾向的人很少暴露出自己這一傾向的緣故。
其次，雖然從報刊雜誌中刊登的虐戀廣告看存在著男多女少的情況，有更多的男性尋求女主人，隻有很少的女性尋找統治她們的男人，但其原因有可能是希望統治女性的男性太多，因此女性用不著登廣告搜尋這樣的男人；還有可能是因為女性懼怕搞壞名聲不敢登廣告；或者是她們害怕真正的而非遊戲伴侶式的虐待狂。此外還應注意到，在男性刊登的廣告中有不少是尋找女性奴隸的。
此外，關於尋求治療的虐戀者當中男性多於女性的原因有可能是由於女性缺少獨立的經濟收入，“又有幾位妻子敢在丈夫麵前拿出一張治療反常性欲的醫院賬單呢？”（Marcus，39）
虐戀的第二個社會學特征是其階層特征：有調查表明，虐戀傾向越是在社會上層越常見。從小遭受家庭暴力的下層階級子弟中有虐戀傾向的較少，虐戀傾向卻在幸福的中產階級家庭中長大的人們中盛行。一位來自中產階級家庭背景的男同性戀虐戀者說：“我們這些人中各個階層的都有，但以中產階級子弟為主。我們受到我們的教育、我們的背景和我們父母的金錢的保護。同工人階級的子弟有區別。中產階級的男孩更上道，他們更善於搞虐戀。他們的想像力更豐富，他們更有創造性。大多數工人階級的男孩隻是喜歡性交插入或被插入。這就是他們想像力的極限。他們不會搞特別精細的風格高雅的前戲活動（foreplay）。”（Gteen，142）
大多數研究表明，參與虐戀活動的人大都具有紳士風度和自由主義觀點，在教育水平上高於平均水平。一位澳大利亞的虐戀專業妓女說，她的顧客大多數是商人、律師、醫生、高級警官、公司經理和教士。“他們個個衣冠楚楚，絕不是那種你能在大街上隨便結識的人，倒有可能是你的頂頭上司。’（McClintock，in Gibson et al，211）
虐戀者中多有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人士，可能來自一種補償心理：那些在社會中有權有勢的人才會產生對喪失權力的幻想，也才能將無能為力的狀況性感化。因此，虐戀的吸引力似乎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最有權威的人所專有，他們希望有那麼一段時間放棄這種權威。這些在現實中大權在握的人往往在虐戀關係中是受虐一方，他們認為，下決心把自己交給別人來擺布，讓一切該發生的事情發生，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解脫。在虐戀活動中他們放棄了一切權力和責任，隻做那些“主人”吩咐他們做的事情，這些事情有時僅僅是為了“主人”的快樂。他們認為，使自己的身體對性伴？完全開放，供他的想像馳騁，供他隨意使用、支配，是非常性感的事情，能使人得到性喚起。
對於虐戀傾向的階層特征還有一個經濟上的解釋：為什麼在妓院的“地牢”和“刑訊室”裏受羞辱的往往是成功的、有錢的、有地位的男人？對這一問題的經濟解釋是，由於此類“特殊服務”比一般賣淫活動收費昂貴許多，所以隻有這些人才有經濟能力享受這種消費。
虐戀的第三個社會學特征是其民族特征：有人提出虐戀是非常英國味的東西，因為它是一種很沉重的東西。雖然鞭打和性感折磨總是和馬索克（他是？地利人）聯係在一起的，但是通過鞭打和其他種類的肉體懲罰達到性滿足的現象卻總是和英國聯係在一起。它表明，在英國和英語國家，對性的焦慮感遠遠超過了歐洲大陸的其他國家。在英語書籍當中，許多內容與這一主題有關；沒有一部妓院手冊中沒有性鞭笞的內容；許多關於性鞭笞情景的畫冊在社會上流行；虐戀傾向常常會導致丈夫和妻子的分居；女性禮儀學校設置了為這一嗜好服務的課程；在公眾舞台上也常常公開討論這個主題。在英國，不但從17、18世紀起就有大量的從事虐戀服務的專營妓院和妓女，在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色情文學中，虐戀也是一種最常見的要素。在19世紀初年，在倫敦建立了很多為有此愛好的人所設的場所，其中的主要活動就是性鞭笞；女人們在師傅的教導下學習性鞭笞的技巧，學習優雅有效地使用鞭子的藝術。女人被認為是“較少獸性的”，“更有控製力的”人，因此可以擔當在男人表現出動物本性時加以懲罰的重任。
直到現代，虐戀的形象在英國的大眾傳媒中仍然十分常見，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例如，在現代影視的一般娛樂節目中，常會看到身穿虐戀行頭（皮革服裝，皮革項圈吊帶）的人物；電視廣告如同性戀熱線（Gay Line）等廣告中會出現虐戀者形象；在倫敦新近上演的新編芭蕾舞劇《天鵝湖》中也出現身穿黑色皮衣手持皮鞭的虐戀者形象；電台、電視台常有與虐戀有關的討論谘詢節目。
1997年2月4日晚11時，英國有線電視台播出的一個訪談節目中，一位職業女主人（life-style dominatrix）攜其男性“奴隸”登場接受訪問。那位女士在虐戀的專門服裝上罩了一件風衣，那位男士體格健壯，英俊性感，他穿得很少，隻有一件黑皮背心和一條黑皮短褲。他的脖子上戴著一隻皮帶圈，圈上連著一條皮索，皮索的另一頭自始至終攥在“女主人”的手中。“女主人”坐在沙發上和主持人談笑風聲，向主持人展示她帶來的皮鞭。那位“奴隸”始終跪在主人身邊，雙手鎖在背後，一言不發，但他的眼神始終不離“女主人”，表情柔順，甚至流露出一種儀式性的崇拜表情。據那位女士說，她擁有10-15名男性奴隸，是她從對她所登廣告做出回應的上百人中精選出來的。她把他們“訓練”成馴服的奴隸，采用的方法有令其做家務勞動和“輕度的責罰’等等。
英國的大眾傳媒中虐戀形象出現的頻率之高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有虐戀者指出：“由此可見，在英國，越來越多的人們正在看到自己本性中的其他一些方麵，去了解他們自己。他們可能會在自己的生活中發現一點虐戀傾向。情感上的虐戀傾向始終存在。就看看撒切爾夫人吧――一個語言上的虐待狂。她是個施虐狂，議員們就是她的奴隸。漫畫家早就在拿這開玩笑了。現在虐戀正以性的方式滲透整個社會。”（Green，294）
當然，在美國、德國、法國及北歐國家，也都有大量的虐戀活動存在，認為它主要屬於英國隻是一家之言。英國屬於在社交活動中極為強調端莊的民族，因此羞辱才會被認為特別刺激，並進一步被性感化。鞭笞的興趣為什麼在維多利亞時代最為盛行，一個明顯的原因是那個時期的禁欲傾向和社會風氣的極度看重端莊，對陰部或羞處的暴露所帶來的羞恥感極度強烈。因此，與其說虐戀傾向屬於某一民族，不如說它有可能與某個民族強調儀態端莊的程度有關，例如日本也是一個極為強調社交禮儀和端莊的民族，虐戀亞文化在日本也很盛行，有大量的虐戀酒吧、俱樂部和虐戀色情材料存在。這或許說明，端莊在一種文化中地位越是重要，喪失端莊、受到羞辱在人們心目中就越是可怕，從而引起過多的焦慮。虐戀中的羞辱因素是對端莊的補償，或者說是對過度強調端莊的反動。
有一種觀點認為，對端莊的重視直接來自兒童期的進食訓練與如廁訓練。據調查，德國兒童的進食和如廁訓練也像英國一樣嚴厲。而英國和德國是全歐洲僅有的兩個有性鞭笞傳統的國家。在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傳統上對母乳喂養、如廁習慣都要寬鬆隨意得多，而這些國家都沒有表現出像英國和德國那樣對鞭笞的興趣。（Gibson，294）
虐戀活動的第四個社會學特征是它的商業價值：市場的商業行為將虐戀行為帶人性活動方式選擇的主流之中，因為市場要求不斷創新，而在80年代，各種性活動方式都被開發過了，不再新鮮。市場需要新的未開發的處女地，而唯一的處女地，也許是最後一塊處女地，就是虐戀了。虐戀不僅是最後一塊未經開發的處女地，而且是性活動的各種形式當中與商業活動聯係最多的一種形式。這是因為，虐戀帶有戀物性質，它需要各種道具。在一般性行為中，人的手、嘴、生殖器就是“工具”，而在虐戀中，這些“工具”就遠遠不夠了，它需要鞭子、手銬、鎖鏈、繩索及各種專門服裝。這些設備對於虐戀活動來說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在一般性行為中，殘酷氣氛和人造工具是不需要的，而在虐戀中，即使是完全無害的儀式性的殘酷氣氛，也一定要由一些特殊設備來造就。而且為了有新鮮感，這些設備還要不斷變更。這就使虐戀活動成為生意人願意投資而且有利可圖的對象。例如英國有一位專門從事女同性戀和虐戀者服飾製售業的安德魯女士（Kathy Andrew），她製售皮革緊身衣、皮革乳罩、各式皮帶吊帶等，在80年代中期，她生意興旺，每年產銷量都要翻一番。
此外，虐戀活動還有這樣一些社會特征：它較少發生於已婚者當中，多發生於未婚伴？當中；從事虐戀活動的年輕者大大多於年長者等等。虐戀亞文化的形成與變遷
嚴格地說，虐戀亞文化的出現應追溯到17世紀和18世紀，福柯認為，18世紀末是虐戀文化現象出現的精確時間。在其後的幾百年間，虐戀亞文化有了極大的發展，它不再僅僅是一些人的個人行為，甚至也不是遊離於社會生活之外的純粹在私人場合進行的活動，而逐漸成為一種越來越引人注目的社會和文化的現象。
（1）17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
虐戀亞文化首先出現在文學活動和商業性虐戀服務中。最早的虐戀文學當然是虐戀一詞所產生的兩位著名作家薩德（Sade）和馬索克（Masoch）的作品，虐戀（sadomasochism）一詞最早就是由心理學家艾賓根據他們兩人的名字創造出來的。除他們兩人外，還有大量有名和無名的作家的署名或匿名的文學作品，尤其在英國，這些作品使虐戀成為維多利亞時代地下色情文學中的一個明顯特征。
對性鞭笞（sexual flagellation）的廣泛愛好――歐洲大陸稱之為“英國惡習”（English vice）――造就了大量性鞭答題材的書刊。實際上它不僅滿足了性鞭笞愛好者的需求，也滿足了性鞭笞觀淫者（the flagellant voyeurs）的需求。在1838年，倫敦一位出版商坎農（Cannon）說，在他的出版物中，鞭笞這一內容的書從很早就存在，而如今在倫敦人們仍然深深沉溺於其中，不少於20家專門機構完全靠這類活動來謀利。
調查表明，在虐戀活動中，喜歡扮演受虐角色的比喜歡施虐角色的人數要多。此外，參與社會上的虐戀活動的男性比女性人數要多，這就意味著男性受虐者比較不容易找到女性施虐者。由於女性施虐者嚴重短缺，於是這方麵的收費專業從業人員應運而生。值得提起注意的是：在伴？式的在私人場合進行的虐戀活動與商業交換式的虐戀關係中有著明顯的區別――商業性虐戀活動屬於勞動範疇，而伴？式虐戀活動則僅僅屬於情感的範疇。商業虐戀活動應被視為隻是冰山之一角，更大量的虐戀活動還是伴？式的私下活動。
早在17世紀末，英國就有虐戀性質的商業服務，即專營性鞭笞的妓院和妓女。到了18世紀時，英國已經成為一個以從鞭打中獲取性快樂而著稱的國家。瓦德（Edward Ward）報導了17世紀末18世紀初年倫敦的性鞭笞妓院的情形。他的《倫敦間諜》一書最早出版於1698年，是對當時倫敦大眾文化的寶貴記錄。作者在其中以第一人稱寫作，講到一次同友人去妓院的經曆。當他問友人剛才一位顧客詢問“有沒有鞭子”是什麼意思時，友人向他解釋道：這個反常的禽獸付給那些妓女錢，然後她們會脫掉他的褲子，鞭打他。在整個鞭笞過程中，他不斷地請求施刑者發慈悲，就像被綁在鞭笞台上的罪犯請求寬恕那樣。但是他越是哀求，鞭笞就越是猛烈。她們鞭打他直到他獸性的快感得到宣泄。（ward，34）
倫敦有名的性鞭笞妓院有查莫斯夫人（Mrs Chalmers）和挪伊夫人（Mrs Noyeu）的妓院，瓊斯夫人（Mrs Jones）的妓院，伯吉斯夫人（Mrs Burgess）的妓院，普利斯夫人（Mrs Pryce）的妓院等。其中最有名的是伯克利夫人（Mrs Berkley）的妓院，伯克利夫人在同行中是最富於想像力和創造力的一位。她常常把藤條浸在水中使其保持綠色和柔韌性，她擁有各色各樣的皮鞭，在夏天還在水瓶裏放滿新鮮的蕁麻。她可以滿足有受虐傾向的人們的各種願望。在1828年伯克利夫人甚至設計了一種鞭笞機械，被人們稱為“伯克利木馬”（Berkley Horse）。其實它不是一架機器，而是一個設有特別空檔的小梯子，包有皮革，可以使受鞭笞者選擇任何一種角度和姿勢。“伯克利木馬”聞名遐邇，遠播到德國，因為除英國人之外，德國人也屬於特別熱衷於這一活動的民族。伯克利夫人僅因這一項發明在1828-1836這8年間就盈利1萬英鎊，還不算她的其他收入。由此可見，當時英國有性鞭笞愛好的人數量有多大。
在伯克利夫人去世後，接替她的“首席鞭笞女皇”地位的有著名的詹姆斯夫人（Mrs James），以及埃瑪利夫人（Mrs Emma Lee）、菲利普夫人（Mrs PbiNips）、牧羊女夫人（Mrs Shepherd）和莎拉波特夫人（Mrs Sarah Potter）。據報道，傑弗瑞夫人（Mrs Jeffrie）將其妓院房間裝修成刑訊室的模樣，在房頂上裝有專門供吊人之用的鐵環，房間裏備有可以將人弄成各種角度的刑凳，還有拷問架，鞭笞王具有藤條、皮鞭、冬青枝條及紮成束的繩鞭。總之，據估計，性鞭笞活動的規模之大，愛好者之眾，恐怕遠遠超過人們的想像。
英國著名詩人斯文賓（Swinboune）曾是倫敦環路7號性鞭笞妓院的常客。那裏有兩位可敬的濃妝豔抹的金發夫人願意鞭打紳士顧客。“當一位優雅的有教養的夫人以體麵的姿態和雅致的態度揮舞皮鞭時，施刑和受苦都變成了一種真正的歡樂……”（Pearsall，42]）
在一些妓院中，還有女人受鞭打的表演供有施虐傾向的顧客觀賞，虐戀者的興奮和肉感的快樂來自擊潰和羞辱美麗而羞澀的年輕女郎的精神。這一表演反複演出。受鞭笞者或者是情願的，或者是不情願的。假如受鞭笞者是不情願的，“她會被強有力的臂膀抓住，拽回來，強按在椅子上。在她跪下去時，夫人會掀起她的裙子，讓抓住她的人把裙子邊抓緊，使她即將受鞭笞的臀部呈現出新月的形狀……在猛烈的鞭笞之下，雪白變成了深紅，鞭聲響亮，鞭打接著鞭打，呻吟連著呻吟。”（Pearsall，414）
從17、18世紀起，人們就可以看到收費虐戀活動的廣告：“嚴厲的掌刑者征集適當的學生”；“喜歡寵物的女人征求願做寵物的人到她的遊戲室來”；“在上者某某夫人等候馴服的奴隸前來簽約”；“本人使用傳統方式矯正壞習慣”等等。時至今日，仍然有大量性鞭笞廣告出現在英國的報刊上，例如：“嚴厲的前女管家尋求校外學生，請撥電話……”；“柳條凳和鞭笞，請撥電話……”因此有人說：“如果《。的故事》（見本書附錄）中的羅西城堡真的存在，如果它收取那些人住者的費用，滿足他們服侍他人的需求（尤其如果它接受男性），它將成為世界上最為繁忙的旅店。”（Polhemus et al，84）社會上還有一些習俗，雖然並不帶有性的意味，但有明顯的受虐傾向，最古老最著名的事例是猶太教的包皮環切術習俗。天父之子要帶有這一屈從的標誌，由此才可以得到天父的保護。一些社會中，此類習俗涉及女孩，如穿耳習俗。有些穆斯林社會還有女孩的陰唇環切術習俗。中世紀有自殘教會。英王亨利二世為了補償他殺害坎特伯雷大主教湯瑪斯？貝克特的過失，每年在他的祭日會到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台階上公開接受一次鞭刑。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經常可以在大路上遇到自鞭的懺悔者，他們成群結夥走到教堂去接受赦免。這一活動變得過於流行，以致教會不得不規定這種方式的贖罪本身就是罪惡，他們認為：“這種早期傳教士的贖罪方式已經變成了刺激性興奮的手段。疼痛的增加導致狂喜的感覺。”（Asch，in Glick et al，98-99）由於關於鞭笞與性快感的說法越來越廣為人知，教會認為鞭笞活動似乎有些“動機不純”了，於是專門發布了禁止鞭笞活動的禁令。
（2）20址紀40年代至60年代：
美國虐戀曆史上值得一提的一本雜誌是由一位英國籍出版商於1946年在紐約出版的《怪異》（Bizarre）雜誌，該雜誌上有大量戀物、虐戀內容，除雜誌文章之外，它還設有大量篇幅刊登讀者來信，信中有很多關於虐戀生活的真實描寫和討論，比如關於“傳統的懲罰方式”的描寫和討論，其中有這樣幾種模式：第一種模式是男性施虐女性受虐，多為夫婦；第二種模式是女性施虐男性受虐，也多為夫婦關係；第三種模式是兩個女人的施虐受虐關係，但多為年長者懲罰年輕者，即使雙方年齡相仿也不強調、不暗示同性戀關係。兩個男人的虐戀關係在這本雜誌中極為罕見，估計與40年代社會上風氣不開及同性戀恐懼（homophobia）氣氛有關。這本早已停刊多年的雜誌的合訂本至今可以在英國的書店買到，由此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