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8章 福柯其人(1 / 3)

法國著名學者、福柯的朋友德勒茲說過:這個世紀將被稱作“福柯時代”。他對福柯評價如此之高,是否有偏愛之嫌呢?因為他是福柯的朋友。公允的辦法是看看福柯理論的對手是怎麼評價他的――福柯理論上的對手、法蘭克福學派的著名學者哈貝馬斯承認:“在我這一代對我們的時代進行診斷的哲學家圈子裏,福柯是對時代精神影響最持久的。”顯然,一個人的對手對他的評價,其可信度大大超過了他的朋友和追隨者。

保羅?維尼說:“我認為福柯的著作的發表是我們世紀最重要的思想事件。”將福柯著作的出版視為重大的思想事件一點也不過分,當福柯在本世紀末葉辭別這個世界的時候,他的思想和著作的振聾發聵的力量改變了人們的觀點,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改變了世界,改變了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紀。

生活美學

生命偶然,人生短暫,人應當怎樣度過一生,這是每一個有靈魂的人在人生的某一時刻必定會思考的問題。在人生大部分的時間,人忙忙碌碌,很少會去想這個問題。隻有偶然獨處時,或在無眠的靜夜,這個令人惆悵的問題才會突然來到我們心中。

福柯的人格魅力之一在我看來就是他極力倡導並一生不懈實踐的“生活美學”。有一次,福柯對德雷菲斯和拉賓說:“使我驚訝的是,在我們的社會中,藝術隻與物體發生關聯,而不與個體或生命發生關聯……每一個體的生活難道不可以是一件藝術品嗎?”福柯的一生,潔淨,高雅,我行我素,超凡脫俗。對於生活,福柯充滿審美的熱情,他力圖使自己的生活具有美的形式和美的內容。他不僅使自己的生活成為一件美不勝收的藝術品,也倡導人們將他們的生活塑造成藝術品。

福柯是一個有著非凡創造力的人,這種創造力不僅表現在他的研究工作中,而且也表現在他對自我的塑造中。畢其一生,他在不斷地實踐著他自己所倡導的生活美學,他不斷地改變自己,創造著“某種根本不存在、我們一無所知的東西”,即一種具有不同的靈魂和不同的肉體的不同的人――種“極新極美的人”。他說:“問題在於知道怎樣支配自己的生活,才能讓它具有更優美的形式(在別人眼中,在自己眼中,在自己將要成為榜樣的未來一代人的眼中)。這就是我所要重建的:自我實踐的形成和發展,其目的是為了把自己培養成自己的生活的美學的工程師。”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創造藝術品成了一種職業性的活動――由畫家作畫,由雕塑家雕塑,由音樂家作曲,由文學家寫小說,由攝影家拍照。而這些人隻占人口的極小一部分,也許連百分之一都不到。我們絕大多數的人,我們這些凡夫俗子,變得與藝術無緣。福柯卻告訴我們,我們的生活不但可以而且應當成為一件藝術品。這是多麼美好嗬。僅僅想到有這樣的可能性,就令人興奮不已。

當福柯說生活可以是一件藝術品時,他提供了什麼樣的依據呢?他的依據首先在於自我並不是事先給定的,而是由我們每個人用一天一天的生活創造出來的。不能否認,我們的生活和自我正是我們自己做出的一係列選擇的結果。無論我們是貧窮的還是富有的,無論我們是幸福的還是痛苦的,無論我們是智慧的還是愚昧的,在很大程度上,這都是我們自己選擇的結果,都是我們對自己生活的塑造。因此,福柯說:“從自我不是給定的這一觀點出發,我想隻有一種可行的結果:我們必須把自己創造成藝術品。”

福柯曾自稱為“一個尼采主義者”。他關於生活應當成為藝術品的思想與尼?一脈相傳。尼采在《快樂的科學》裏說,人應該創造自己的生活,通過長期的實踐和日常生活賦予它一種風格:“給人的個性一種風格――這是一種崇高而稀有的藝術!”尼采還說過,真正的自我“並非某種存在於那裏可以被找到或被發現的東西,而是某種必須被創造的東西”。

按照福柯和尼采的看法,人的自我是被發明出來的,而不是被發現出來的。發現是去找到一個已經存在的東西,而發明卻完全是無中生有。如果人的自我是被發明出來的,人本身就沒有任何不可改變的規則、準則或規範,也就不存在什麼隱藏在外表之下的本質。因此,畢其一生,福柯一直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為抗拒“說出關於自己的真實情況”這一命令而進行著一種“遊擊戰”。他堅持認為,一個理想的人“並非那種努力去發現他自己、他的秘密的‘真實’的人,而是那種力圖發明他自己的人”,是那種不受傳統道德羈絆約束的人。

與尼采一樣,福柯也認為,人的本質――假如人有本質的話――並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固定的、普遍的東西,而是由許多帶有曆史偶然性的規範和準則塑造而成的,而那些規範和準則,又是由每個人都必須在其中成長的風俗、習慣和製度所規定的。所有的文化都為生活於該文化之中的人們灌輸了各種各樣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規範和道德習俗。從我們一降生到人世開始,從我們牙牙學語時開始,我們就在某種規範和習俗中生活,其中最典型的是語言,沒有人可以脫離開幼年的語言環境。對於這些規範和習俗,一個沒有創造力的人會循規蹈矩,亦步亦趨;而一個有創造力的人卻會在自己的生活和自我塑造的過程中對這些規範加以改變。這就是福柯多次提到的“改變自我”的內涵。

在人對自我和自己生活的塑造中,改造自己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福柯一生在不同的場合,反複地談到過他對自己的不斷改造。福柯曾說:“不要間我是誰,也別要求我一成不變。”他還說過:“在我眼裏,人們的研究工作總是同所謂的唯美主義聯係在一道,包含了對自我的一種改造。……我像條狗一樣地工作,而且像條狗那樣地工作了一生。我不關心我所做的工作在學術上的位置,因為我的問題在於對自身的改造。”

在生命的最後歲月中,他對一位美國記者說:

“在生活和工作中,我的主要興趣隻是在於成為一個另外的人,一個不同於原初的我的人。”

福柯一生鍾情於古希臘羅馬的思想,他的好幾本著作都是對古希臘羅馬資料的研究。他之所以如此偏愛古希臘羅馬的學說,理由之一就是:“我覺得在斯多葛派倫理學之類學說裏是找不到任何規範化的東西的。其原因,我想,就是這種倫理學的主要宗旨或者說主要目標,是審美性的。首先,這種倫理學知識是一個個人選擇的問題。第二,它是一部分人的專用品,不是一個為所有人設定行為規範的問題。它是為少數精英人物享用的一種個人選擇。作這種選擇的緣由是過美好生活的意誌。”

福柯最深惡痛絕的就是按照規範生活,他尊重個人的選擇,尊重每一個人過美好生活的意誌。他熱愛自由。自由自在、隨心所欲是他一生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福柯之所以極力反對權力通過“了解人們的內心世界――探察他們的靈魂――和令他們暴露自己心靈最深處的秘密”,正是因為這樣做很有可能把“個人同他自己”束縛在一起,從而窒息他的創造力。什麼叫“把個人同他自己束縛在一起”?這句話聽上去很怪。其實,福柯是在說,人的自我應當不斷地改變,不應當永遠是那個過去的“自己”,固定不變的“自己”,先天的“自己”。其中的邏輯同他的社會建構論是完全一致的。

對於福柯的人生姿態具有象征意義的一件事是,在法蘭西學院所教授的最後的課程中,福柯討論了古希臘犬儒學派的狄?奇尼斯。他說,他過著一種享有肉體自由的生活(他當眾為所欲為,不管是穀神德墨特爾的事情,還是愛神阿芙羅狄特的事情,一概照做不誤),以此向受到他批判和鄙夷的社會提出了一個帶根本性的難題。他挑戰社會規範,藐視一切已經形成的道德倫理和價值。他不僅嘲笑世俗的一切規矩,還敢羞辱帝王。他把人的生命本身轉變成“真實的直接、外露和野性的存在”。

福柯的好友吉貝爾說:福柯在生活上放逸不羈,勇氣非凡,從不掩蓋他的性傾向。他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像古代雅典的狄?奇尼斯一樣的自由自在,一樣的傲世輕物。福柯喜歡勒內?夏爾和貝克特的-作品。他在一篇文章中引過夏爾的詩句:“秘密又一次在你們內心深處響起。發展你們合法的怪癖吧。”

福柯指出:文藝複興時期的某些藝術家,宗教改革時期的某些激進的新教教派,理性時代的“拉摩的侄兒”,我們時代初期的浮士德,還有我們自己這個說不清的時代的薩德及其熱衷於性愛的追隨者,尼采及其哲學繼承人,那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裏得到了最生動描繪的革命虛無主義者,以及包括波德萊爾和貝克特在內的一係列極其躁動不安的現代詩人、畫家和藝術家,都曾複興過這種激進的創造自我的真實的方法。福柯的內心深處浸染著這種躁動不安的精神,他所擁有的正是他們那樣的靈魂。

在希臘神話中,有一位特羅佛尼烏斯,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你快快樂樂地度過六天,盡情地享樂;第七天你就會得到你最向往的東西。”而在第七天到來時,他死去了。福柯對快樂的追求就像這位古希臘神話人物一樣,是與死亡連在一起的。這一點頗具古風。他在一次訪談中說:“其實,我在體驗快樂方麵有嚴重的困難。我認為快樂是一種非常困難的事情,它不像欣賞自我那麼簡單。我夢想快樂。我甚至希望有那種過量的快樂,我寧願為它而死去。可是我真的覺得這是很困難的事,我經常覺得自己一點都不能感覺快樂。對我來說,那種純粹的完全的快樂是同死亡聯係在一起的。”福柯沒有想到他一語成讖――他最終因追求一種過量的純粹的快樂而死去。

在他說過的另一段話中,福柯更加明確地把性的快樂與死亡聯係在一起:“浮士德契約的誘惑已由性的安排注入我們體內。現在的浮士德契約是這樣的:用全部生命換取性愛,換取性愛的真理和統治權。為性愛而死,死得其所。”他是這樣想的,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有一次他對一位摯友說得極為直白:“為愛少男而死——還有比這更美的事情嗎?”作為一位大思想家,他浪漫地死於上世紀令人談虎色變的艾滋病,這是他沉湎於美國加州舊金山卡斯楚街那些形形色色的“性愛的現代試驗場’的直接後果。

福柯的性傾向包括同性戀和虐戀。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他並不知道有一種致命的疾病在那裏流行,他也不相信會有這樣的疾病,但是,他對於自己行為所隱含的危險還是清醒的。他說過這樣的話:“從存在中取得最大收獲和最大樂趣的秘訣,就是過危險的生活。”他還對一位學生和朋友說過:“你總可以自由地認識屬於你玩的遊戲。不要在乎權威會說什麼,真理就在你的自我之中。不要怕,要相信你的自我。不要害怕活著,也不要害怕死亡。要有勇氣,做你感到你應該做的事――去希冀,去創造,去超越!你會贏得這場遊戲的。”由此看來,福柯之死並不是偶然涉險的結果,而是一種頗具哲學意味的有意涉險的結果。這種結果乃是他所心向往之的“極限體驗”的題中應有之義。

福柯對虐戀活動極為迷戀,他購買了一整套虐戀的服飾和工具,一到美國加州就義無反顧地投身於那些被他稱為“性愛試驗場”的場所,盡情歡樂,去經曆各種極具危險性的“極限體驗”。他把虐戀實踐作為發現“新的生活方式”的途徑,認為它能使“我們的自我對快樂變得極其敏感”,並借以“發明(不是發現)一種尚不大可能的存有方式”。他的最終目標,是使自己能夠“以非常規的方式思考”,能夠感到沐浴在“被忘卻了的原始光輝”之中,能夠感到同自身內部的神秘(也許還是神聖的)活力協調一致――這種活力,康德稱之為自由,尼采稱之為權力,海德格爾稱之為“純粹的超越性”。

在西方的思想史上,物質與精神、肉體與靈魂、自然與文化、混亂與秩序、本能與理性的區分是一種最經典的區分方法。這兩者被尼采形象地歸結為兩位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物:酒神狄俄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羅。

尼采主張在上述二者之間尋找平衡以構築一個人自己的存在宗旨。他認為,在西方曆史中,前者受到了後者的壓抑和貶低。“他擔心,基督教已教會了歐洲人去憎惡肉體及其未馴化的動物活力。而且,隨著現代國家調節生活各個領域的能力的增長,人的狄俄尼索斯方麵正瀕臨消失。由於國家極力讓人們遵守那種最令人麻木不仁、最整齊劃一的文化法典,狄俄尼索斯方麵深受其害。”福柯也有同樣的擔心,他對酒神精神也有著同尼采一樣的鍾愛。

福柯的研究工作和他的生活充分體現了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精神,他質疑理性,重視身體。正是因為有了福柯,身體和非理性這些領域才受到學術界的真正重視,才真正“登上大雅之堂”。而福柯生命的底蘊就是一種自由的酒神精神。康德的“自由”是一個高深莫測的概念,據說那是一種“閃爍的微光”。福柯說:他“一直在試圖使這種‘閃爍的微光’出現在他的作品裏”。與此同時,他也使這種“閃爍的微光’出現在他的生活中。

尼采曾經憂心忡忡地說過:“一旦我們擁有了全球性的經濟管理(這很快就要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人類就會發現它徹頭徹尾地成了一架為這種經濟服務的機器,那將是一部巨大無比的發條裝置,由無數極其微不足道的、極其精細地‘被改造過了的’齒輪所組成。”中國的文化雖然與西方有很大差異,但在這一點上,二者卻有異曲同王之妙。當我這樣說時,我心裏想的是我國一度盛行的螺絲釘精神,它簡直是尼采心目中的“發條裝置”和“齒輪”的形象而生動的注解。它一度成為主流文化提倡的生活哲學,而這種生活哲學完全徹底地抹殺了人性的豐富多彩和主動性、創造性――怎能想象一個有創造性的螺絲釘呢?一旦它創造,它將毀了整部機器。

福柯的一生都在努力進行一場偉大的尼采式的探索:“我何以會活著?我該向生活學習什麼?我是如何變成今天這個我的?我為何要為做今天這個我而受苦受難?”尼采痛心疾首地說,“最卑鄙的人的時代”正在到來,他們是“最後的人”,這種人馴順而健忘,不知道動物活力為何物,沒有逃遁的能力,也不願與眾不同:愛是什麼?創造是什麼?渴望是什麼?“最後的人”對此茫然不解。“難道我們不正在完成磨平生活的所有棱角這一巨大工作,以此來把人類變成沙礫?”

所謂尼采式的探索就是:一個人是如何變成他現在這個樣子的。尼采從不把自我視為某種給定的東西。他說:“我們的肉體不過是一種社會結構。”自我是文化的產物,人是曆史文化的產物。探究和打破主流文化或現代性對人的塑造,尋求人的生成而不是人的本在,這一尼采式探索就是福柯受到的主要啟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福柯聲稱自己是“處於偉大的尼采式求索的陽光之下”。

關於生命意義的探討是叔本華、尼采直到福柯這些大思想家極為關注的問題。叔本華有一段話說得極為透徹而深刻,令人感到震撼,他說:“一切欲求的基礎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從來就是痛苦的,他的本質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裏的。如果相反,人因為他易於獲得的滿足隨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對象,那麼可怕的空虛和無聊就會襲擊他,即是說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會成為他的不可忍受的重負。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無聊之間像鍾擺一樣來回擺動著,事實上痛苦和無聊兩者也就是人生的兩種最後成分。”

在人生的這兩種“最後成分”中,福柯顯然是更多地感受到痛苦。據福柯的好友德菲爾說,福柯生命的最後幾天的日記裏寫滿了卡夫卡的話。對福柯來說,任何可以想象的社會,或公開或隱蔽地,都注定要導致難以言狀的苦難,就像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在流放地》所描繪的那樣。福柯曾說過,他屬於很難體會到快樂的那種人(快樂對於他來說是極為困難的事)。從年幼時起,死亡對於福柯就有神秘的吸引力。我坦白地承認,這是福柯性格中最令我難以理解的一點。有一次,他被車撞倒了,他當時以為自己要死去了,就在那時,他感覺到一種巨大的歡欣。這個很難體會到快樂的人在那個瞬間感到了巨大的快樂。對於那些真正參透人生意義的人來說,平靜地死去應當不是什麼太難的事,但是像福柯那樣從死亡中感受快樂的人卻屬鳳毛麟角。這一點也許將永遠是一個謎。它的謎底隻有福柯本人才知道。研究的動力福柯的研究動力來自這樣幾個方麵: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心;自身的經曆和體驗以及對與眾不同的新思維方式的執著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