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關於哺育性的問題。人們容易把哺育性同女性聯係在一起，認為由於女性的生育和哺乳活動，使她們具備了一種養育的特性，並使她們更樂意從事養育性職業，如護士、保育員等。但也有人提出，雖然生育的功能把男女兩性分開了，但是這個因素對於兩性從事職業的影響並不總是一致的，例如，在西方社會中，醫學主要是男人的事業，但是在前蘇聯，它主要是女人的事業；在歐洲，農業主要是男人的事業，在第三世界國家，農業卻主要是女人的工作。盡管如此，人們注意到，有些差別是跨文化普遍存在的，例如男女兩性的生理差別、女性較多地照顧孩子以及男性的價值占統治地位的現象等。
第四是關於攻擊性問題。人們總是把攻擊性與男性聯係在一起，把柔順與女性聯係在一起。當人們衡量男人時，所用的標準是強壯、粗獷、能幹、自信；當衡量女人時，所用的標準則是嬌小、細致、軟弱、體貼、美麗、優雅等。還有社會生物學家試圖從進化論角度來解釋男性的攻擊性，他們是這樣提出問題的：為什麼多數動物的雄性比雌性身體大、較有攻擊性？這是雄性動物為了獲得與雌性交配的特權而在自己性別中開展競爭的結果。雄性搏鬥，雌性選擇。攻擊性適合於雄性的競爭，所以攻擊性是性交選擇的產物。
第五是關於公眾與私人領域的劃分。在女性主義對現存各種意識形態的批判中，有一種被她們稱為“領域劃分”意識形態（“Separate SphereS” ideology），主要是指把人類活動的領域劃分為兩個，一個是公眾領域；一個是私人領域。這一意識形態認為，公眾領域是男人的活動領域，而私人領域才是女人的活動領域。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區分。女性主義認為，“領域劃分”這一意識形態貶低了私人領域的價值；私人領域不僅是性政治和性壓製的基本領域，而且對公眾領域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對這一意識形態的分析認為，由於掙錢工作與家庭的分離，強化了男人是家庭供養人的觀念。人們大都認為，女人與生俱來的位置是在家裏，是以家庭這個私人世界為其主要活動領域的；而男人則以工作和政治這些公眾世界為主。社會上流行著這樣的諺語：男人為土地而生，女人為爐灶而生；男人為劍而生，女人為針而生；男人用頭腦，女人用心靈；男人發命令，女人服從。除此之外的一切隻會擾亂人心。（Bryson，51）
無論是強調兩性相同還是強調兩性相異的女性主義者都認為，在精神與肉體、理性與感情、文化與自然、公眾與私人這些劃分中，男性總是自然而然地被劃在好的一方，女性則被劃在壞的一方。強調相同的一派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在精神、理性、文化、公眾領域同男性擁有相同的能力，或者說可以同男性做得一樣好；而強調相異的女性主義者則認為，女性的肉體、感情、自然和私人領域的特征不僅同男性的那些特征同樣重要，而且可能更有價值。
中國文化首創出陰與陽的概念，並傳到西方，許多人認為，這一劃分是遍及所有的文化、曆史、經濟，以及自然本身的。班昭所作《女誡》中說：“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
中國人對於男女兩性特征尤其是智力方麵特征的概括帶有典型的中國文化特色，其底蘊是陰陽調和、陰陽互補。例如，中國學者強調，男女兩性在智力上並不存在明顯的差異，其智商基本相同。他們將兩性智能特征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麵：第一，從認知方式看，女性的味覺、觸覺、聽覺等比男性敏感，女性的閱讀能力強，注意力集中，靠書本和課堂聽講獲取知識能力強，但由於女性參加科技實踐活動少，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相對差一些。第二，從記憶方式看，不論機械記憶還是理解記憶，不論在哪個年齡階段，女性均優於男性。第三，從思維方式看，女性感情較細？，形象思維好，言語表達流暢，隻是在邏輯思維能力方麵比男性差，抽象思維能力較差一些。第四，從運用知識的能力看，女性較男性強，具有豐富的聯想力，模仿能力很強，因此接受新鮮事物較快，但是靈活性和實際能力不如男子。第五，從發掘問題能力看，女性較男性觀察力強。第六，智力分布較均衡，成績最好與最差的兩端，男生所占的比例超過女生；而成績中等的女生居多，平均成績男女並無明顯差別。第七，從女性的大腦發育看，女性的大腦皮層比男子的更厚一些，這是人們思維活動的物質基礎，它有力地證明“女人的智力不如男子”的傳統觀點是不科學的，應當予以擯棄。（況世英等，1988；徐南，1991年）
在此基礎上有人進一步指出，由於在工業社會中，依賴體力的工作越來越少，需要智力和技術的工作越來越多，隻要女性享有與男子同樣的受教育和訓練的機會，她們在智力和技術上就沒有理由比男子差。因此，過分強調兩性角色分工不僅沒有意義，而且對社會和人類進步有害。
3、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
女性主義認為，對性別氣質的傳統看法已經成為一種對女性的壓製力量，它甚至會影響到人們對精神健康的評價標準。一個以精神病醫生為調查對象的調查表明，他們頭腦中精神健康的標準因性別而不同：他們對健康、成熟的成年男子的描述與對精神健康的成年人的描述幾乎完全一致，其中包括獨立性、冒險意識和自我肯定等；而他們對精神健康的成年女子的描述卻包括溫順、依賴、易於為小事激動等。由此可見，傳統的男子氣質被醫生看做是心理健康的規範和標準，這就使女性受到雙重約束：一方麵，如果她們打算做個健康、成熟的成年人，就很可能被戴上不正常的帽子（有男子氣的女人）；另一方麵，如果她們用傳統文化對健康成熟女子的要求來約束自己的舉止，必然會感到憂鬱、不滿足和受到多種精神困擾。（雷澤蒂等，1995年）
因此，一些西方女性主義者激烈批判對所謂女性氣質的規範化，認為這是男性文化對女性的壓製手段。她們對弗洛伊德“陰莖忌妒”論的抨擊特別激烈：陰莖忌妒理論認為，女性膽敢追求生理上達不到的境界，是女性受罪的根源，誰若渴望過一種較少羞辱和約束的生活，誰就會立即被說成是不自然的，是遺傳身份的變異。一個女人想反抗“女人味”即女性的氣質、地位和角色，便會被看做近於精神病，因為正如“生理就是命運”一樣，女人味就是她的命運。（轉引自王政，1995年）
一個轟動西方的、對人們在性別問題上的思維定式具有顛覆性的發現是瑪格麗特？米德（M。Mead）對三個原始部落中與西方大相徑庭的性角色的考察。她發現，雖然這三個原始部落坐落在方圓100英裏以內，但其性角色規範卻完全不同，尤其有趣的是，這三種規範又全都不同於西方文化中的性角色規範。其中第一個部落中，男女兩性的行為模式都像西方文化中對女人的行為規範要求一樣，即一種柔和的行為方式，在西方人眼中是“女性的”和“母性的”；第二個部落中，男女都如西方男性的行為方式，即一種殘忍的富於攻擊性的行為方式，脾氣暴烈，敢作敢為，在性生活上積極主動，“具有男子氣概”；第三個部落中，男人的行為就像西方文化中女人的傳統行為方式――敏捷，負責購物，所負責任較女人為小，並在感情上依附於女人，而女人卻個個精力充沛，善於經營，而且不事奢華，是不受個人情感影響的管理者。米德以她對原始部族的研究為女性主義理論提供了新鮮的證據和獨特的觀察視角。她的重要發現表明：世界上各個社會都有性別分工；這種分工的原因並非僅僅源於女性的生理功能；某種性格特質被認為是男性氣質還是女性氣質是因文化而各異的，因而是人為的，並不是什麼與生俱來的“自然秩序”。盡管許多文化中都盛行男主外女主內，但的確也有男主內女主外的文化。米德的發現可以作為反本質主義的證據。
波伏瓦的觀點也接近於反本質主義的觀點，有一次，當記者問她如何看待“女人天生比男人愛和平，女人是生命的孕育者，男人是天生的破壞者”這種說法時，波伏瓦說：“那真是荒唐，因為女人應當從人而不是從女人的立場出發來爭取和平。這種論辯是無意義的，因為如果說女人們是母親，男人們就是父親。……總之，不管人們如何假借女性氣質或女性本能的名義鼓勵女性為爭取和平奮鬥，女性應永遠？棄這種‘女性’論證。這純粹是男人的詭計，要使女性地位降低到隻具生殖能力而已。其實女人隻要有了權力，其行為就與男人無異，絕無例外。你看甘地夫人、梅厄夫人。撒切爾夫人及其他，她們當然不會突然變成慈悲或和平的天使。”
後現代女性主義者激烈批評性別問題上的本質主義，它的主要論點在於，否定把兩性及其特征截然兩分的做法，不讚成把女性特征絕對地歸納為肉體的、非理性的、溫柔的、母性的、依賴的、感情型的、主觀的、缺乏抽象思維能力的，把男性特征歸納為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於攻擊性的、獨立的、理智型的、客觀的、擅長抽象分析思辨的。這種觀點強調男女這兩種性別特征的非自然化和非穩定化，認為每個男性個體和每個女性個體都是千差萬別、千姿百態的。它反對西方哲學中將一切作二元對立的思維方法，因此它要做的不是把這個男女對立的二元結構從男尊女卑顛倒成女尊男卑，而是徹底把這個結構推翻，建造一個兩性特質的多元的、包含一係列間色的色譜體係。這種觀點雖然聽上去離現實最遠也最難懂，但它無疑具有極大的魅力，它使我們跳出以往的一切論爭，並且為我們理解性別問題開啟了一個新天地。
近年來，歐洲許多國家女性運動把反對小學教材中有歪曲女性形象的內容提上了日程，因為它在人們的心目中形成關於女性的錯誤的刻板印象。但是，像葡萄牙女性地位委員會“改變方案”組那樣有係統、有組織的工作，還是第一次。所謂“改變方案”就是改變對女性態度方案。“改變方案”的發起人是位教育心理學家。她認為應該從尚未形成男女不同概念的幼兒開始進行教育。在裏斯本，她們選了五所小學作為試點。她們製定了一份調查表格，讓每個學生填寫，從而了解孩子們在男女觀念方麵的狀況，然後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如女孩子天性就是膽小怕事、羞羞答答的；男孩子是大膽潑辣、無所畏懼的；女孩子生來愛美，要注意梳妝打扮；男孩子注意的是知識、愛好學問；女孩子應該玩娃娃、過家家；男孩子才玩汽車、玩動腦筋的遊戲；女孩子長大以後要帶孩子、管家務、依靠丈夫；男孩子將來才是在外麵掙大錢、幹大事的；在家裏媽媽總是比爸爸忙，媽媽做飯，爸爸讀報，媽媽打毛衣，爸爸看電視，因為家務活是媽媽的本職等等。“改變方案”就是要改變這種錯誤的傳統觀念。從幼年時代起，就給孩子灌輸一種新的觀念：男女都是一樣的人，除了生理上的區別之外，不論在學校裏、家庭生活中和將來在社會上就業都沒有理由因性別不同而有所區別；所謂男性職業、女性職業都是人為的。在家庭中家務由女性承擔並非天經地義；教育女孩子要潑辣大膽些，不要自卑，而男孩子應該溫柔細致些；教育女孩子要胸懷大誌，樹立男孩子能幹的自己也一定能幹的雄心；教育男女孩子自幼要互相了解、互相愛護、互相尊重，而這種尊重絕不是停留在表麵上那種“女士先行’的形式上的尊重，而是實實在在地尊重女孩子的人格，承認她們的才幹，平等地對待她們。（陸頌和，1986年）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的傳媒卻在討論女性的“男性化”問題。這一討論同上述西方女性主義者涉及的是同一問題，但方向完全相反――西方女性主義的努力方向是試圖模糊性別區分，使女孩更“男性化”，使男孩更“女性化”；而中國的傳媒卻希望將被弄模糊的性別差異重新加強，使女人“更像女人”，使男人“更像男人”。
中國傳媒提醒人們注意女性解放中蘊含的一種“危險”，即漠視女性特征的危險。有一位記者舉例說，他參加過一次“中國新時期女性電影研討會”，落座前排的女導演個個狀如鐵塔，聲如洪鍾；而坐在後排的男性評論家、理論家們倒是纖眉細指，低聲低語。這種強烈的反差令他感到痛苦。這位觀察者援引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旨在說明女性喪失其性別特征是一種“異化”。他還斷言：女性與生俱來的溫柔、慈悲、耐心、細致等特長不會隨著社會政治與生產關係的改變而改變。（馬凡，1988年）
的確，我國從上世紀50年代鼓勵女性走出家庭參加社會生產活動以來，“男女不分”成為時尚，它既是對男女不平等的社會地位的挑戰，也是對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的挑戰。這一時尚在文革時期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它不僅表現為女人要同男人幹一樣的事情，而且達到有意無意地掩蓋男女兩性生理心理差異的程度。那個時代造就了一批自以為有“男性氣質”或被男人看做有“男性氣質”的女性。在那時，女人不僅要掩飾自己的女性特征，而且對於想表現出女性特征的意識感到羞慚，覺得那是一種過時的落後的東西。上世紀80年代以來，女性的性別意識在沉寂幾十年之後重新浮現出來。最明顯的表現是，女性開始重新注重衣著化妝，表現“女性特征”的意識一旦蘇醒，立即變得十分熾烈。女性意識的複蘇還表現在大量的影視作品中。
在否定文革中女人的“男性化”的過程中，又有人矯枉過正，表述了一種近似本質主義的思想：由於女性是人類生命的直接創造者和養育者，因而對生命有著本能的熱愛，這種熱愛生命的天性，使女性具有了獨特的文化意識和文化心態。現代工業社會的最大缺陷，就在於它常常使人忘記了“人是生物”這一點，而生物離開生物性活動，就不可能獲得幸福。如果男性文化將使生命變成機械並使其遭到毀滅，女性就必須履行自己作為生命的創造者和養育者的職能，發揮母性和女性獨特的社會作用。這類思想的本質主義表現在幾個方麵：首先，它假定由於女性能生育，就“本能地”熱愛生命；可是男人也為生命貢獻了精子，也是生命的“直接”創造者，為什麼他們就沒有“對生命本能的熱愛”呢？其次，它假定男性文化“將生命變成機械”，女性文化強調人的“生物性”，這是缺乏證據的。此類說法同西方有人將男性同“文化”聯係在一起、將女性同“自然”聯係在一起的想法如出一轍，而這種劃分是本質主義的。
這種本質主義的性別觀念深入到社會意識中，有時甚至以科學知識的方式表現出來。如前所述，人們在分析男女兩性特質上的差異時都相信：女性邏輯思維不如男性；女性重感情，男性重理性等等。女性是否比男性更重感情？人們以為這是一個先驗的事實，其實它卻存在著極大的疑點。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本質主義的觀念，沒有實驗的證據可以證明女性比男性更重感情，毋寧說，人類中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重感情，但是前者不一定是女人，後者亦不一定是男人。換言之，有些男人是重感情的，也有些女人是不重感情的。把重感情當做女性整體的特征是錯誤的，而把它當成是天生如此更是本質主義的。
中國的傳統性別觀念與西方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在於，西方人往往把男女兩性的關係視為鬥爭的關係，而中國人則長期以來把男女關係視為協調互補的關係。陰陽調和、陰陽互補這些觀念一直非常深入人心。但是，這並不能使中國人擺脫本質主義的立場，即把某些特征歸為“男性氣質”，把另一些特征歸為“女性氣質”，而且認為這些氣質的形成都是天生的。後現代女性主義反對本質主義的立場對於上述文化理念來說是頗具顛覆性的，因為它根本否認所謂男性與女性的截然兩分。對於深信陰陽兩分的中國人來說，這一立場是難以接受的，甚至比西方人更難接受。這倒頗像法國和英國革命史上的區別：法國壓迫愈烈，反抗愈烈，雙方勢不兩立，結果是流血革命，建立共和；英國溫和舒緩，雙方不斷妥協退讓，結果是和平的“光榮革命”，保留帝製。在兩性平等的進程中，西方女性主義激昂亢奮，聲色俱厲，轟轟烈烈，富含對立仇視情緒；而中國女性運動卻溫和舒緩，心平氣和，柔中有剛，一派和諧互補氣氛。但是在我看來，也正因為如此，若要中國人放棄本質主義的觀念，恐怕比西方更加艱難，需要更長的時間。
4、如何看待兩性刻板印象
兩性的刻板印象的存在是一個毋庸置疑的現實。應當如何看待這個現實的存在呢？
我們首先必須認識到，所謂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完全是由文化和社會建構起來的。即使男女兩性確實存在如刻板印象中所說的那些差異，這差異也是由社會建構起來的，而不是由男女兩性的解剖生理差異造成的。即使是生理性別也不純屬於生理領域。由於性別是社會建構而成的，因此，政治、社會和道德都會對肉體發生影響。
在自然（nature）還是養育（nurture）、先天還是後天的問題上，可以肯定地說，在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同性戀與異性戀的形成過程中，養育的作用比自然的作用更重要，後天的因素比先天的因素更重要。正如第一代女性主義理論家穆勒所說：關於女性神經敏感、不適合於家庭生活以外之事，愛動，易變，不能堅持，易受影響，因此不適合做高級嚴肅的事務。這是精神活力的浪費，如果把它引到一個具體目標，這種狀態就會終止。所謂女性的旗幟全是教養的結果，“一如自從‘發歇斯底裏’和暈厥已不再時髦，我們就看到它們幾乎絕跡了”。
從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出發，對性別刻板印象的形成原因可以作出下列理論解釋：
第一種是認知理論：從小灌輸的信息和參照體係形成了性別的刻板印象。
第二種是社會角色理論：社會環境強化了性別信念。人們一般期望社會勞動者要積極活躍，而持家者應當富於交際性。這一期望要求符合規範的行為，因此公司雇員王作努力，持家者則富於團隊精神。行為者本人和周圍的人都促進符合規範的行為。男性不成比例地成為雇員，女性不成比例地成為家庭主婦。因此男性看上去更有力量，女性看上去更善於交際。
第三種是社會認同理論，它強調動機因素。刻板印象可以是一個群體的認知過程，而不僅發生在個人的頭腦中。每個人都要在積極的群體中獲得正麵的身份認同。
第四種是權力的觀點，強調社會結構因素，認為個人與群體是有意保持性別刻板印象的，以便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壓低其他群體的地位。
我們還應當認識到，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區分是維持社會控製的王具（性別秩序）。性別刻板印象的直接後果是：限製知識的探索，誤以為某種性別就是某種樣子的；限製有獨立目標的行為，要求按照規範行事。在現實生活中，女性對“女性氣質”的焦慮像男性對“男性氣質”的焦慮一樣久遠。這種焦慮就是來自遵從性別氣質規範的壓力。
人相信性別有差異，讚同許多刻板印象的性別差異，並且認為全社會都是這樣看的。人按照他人的性別刻板印象的期望來行動，人規範自己的行為以符合性別刻板印象的自我建構，結果是所有的人都按照性別的刻板印象來做事情。
女性對男性化感到恐懼，冷峻、富於攻擊性、有野心、忽視孩子、高智商的女性被視為不夠“女性”的女人。男性對女性化同樣感到恐懼，怕人說自己“女人氣”、“娘娘腔”。女性把自己的男性氣質、男性技巧掩蓋起來，她們在同男技工一起工作時，把一些高明的建議假裝成是“幸運的猜測”，以掩飾自己是個很懂行的人。
男人也不可避免地進入人際關係互動支持結構和相互依賴鏈，所有的社會都如此。男人在男權製係統中保有權力，同時也伴有痛苦的矛盾：他們必須壓抑情感，變得異化和孤獨。女性運動增加了男性的痛苦，但是有望將男性權力與男性的痛苦一起消滅。
總之，在對性別刻板印象的遵從的過程中，性別刻板印象變得越來越強大，越來越僵硬，越來越固定，越來越不容“越軌”，它最終建立起一種性別的秩序，限製了人的自由。
在2l世紀，性別刻板印象已經越來越過時。在女性普遍就業的今天，很難說在女性的生活和性格中的女性氣質是否多於男性氣質。許多女性家內、家外、家庭、事業都很出色、成功。互聯網上沒有年齡，沒有種族，沒有性別，沒有健康疾病，沒有強弱之分，隻有精神和心靈。性別刻板印象已經無從談起。在新的時代，性別刻板印象已經式微，一個性別氣質上的多元時代已經離我們越來越近。
三、關於性問題的論爭
過去的一個世紀是西方性觀念變化巨大的一個世紀，而在中國這個變化發生於20年前。西方從維多利亞時代要遮蓋鋼琴腿以免引起下流聯想，到在海灘上可以暴露腿、胸和臀，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人們改變了對男女兩性的看法，對性的看法。
美國性學家蓋格農認為：性學時代是從1890年開始的，其間性研究者和活躍分子試圖將性導入“科學”領域。最大規模的幾次性學調查是：金西，12000例，1948-1953年；海特，15000例，1972-1986年；英國，20000例，1994年；馬斯特斯和約翰遜，10000例。
20世紀60年代以來，性的問題逐漸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成為一個公眾和學術話語的題目；到了80年代，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重要的社會論爭的題目，又是大眾文化中隨處可見的因素。性問題所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例如，與家庭有關的性，性行為本身，性與母性，生育控製，墮胎與生育權利，性作為商品――賣淫業與色情業等等。對於女性主義來說，有關性的問題地位尤其特殊，因為性是女性研究的一個主要自變量。
1、女性主義在性問題上的分歧
女性主義者在性問題上的觀點有很大差異。弗裏丹把它放在次要地位，她認為，隻要女性獲得了社會平等，性問題就會自行解決；格裏爾盡管不反對異性愛，但卻要求解放了的女性不要結婚；費爾斯通則號召“在每間臥室中進行革命”，同性戀女性主義者傾向於把性解放擺在更為重要的地位，既要爭取兩性平等，又要爭取性傾向選擇的自由，她們爭取女性解放的根本動機是性解放，並認為隻有通過完全擺脫異性戀才能實現女性的性解放。
雖然女性主義者在性的問題上觀點各異，但是概括起來，可以被大致劃分為兩個陣營――激進派陣營和自由派陣營。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性主義內部出現丁關於性問題的激烈論爭，這一論爭使得兩個陣營漸趨成型。激進派傾向於對性的基本否定，被稱為否定性的一派（anti-sex）；自由派傾向於對性的基本肯定，被稱為肯定性的一派（pro-sex）。它們的論爭引起了人們對兩個問題的關注，一個是女性運動與性自由的關係，另一個是女性運動內部差異所具有的含意。
性與兩性不平等的關係問題一直是女性主義內部最富爭議性的問題。大多數女性主義者都認為，男性在經濟和社會上的權力影響到他們與女性的性關係；女人在性的權利和權力上與男人是不平等的；雙重標準的問題普遍存在。女性運動向傳統的性觀念提出挑戰。傳統性觀念認為，如果一個男人與許多女人有性關係，那麼他隻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可如果一個女人同許多男人有性關係，她便失去了身份和尊嚴。這種男女雙重標準對女人顯然是不公平的。此外，女性運動最常提到的一個要求是，“男人不應當把女人當做僅僅是一個性對象（sex object）”。女性主義向男性壓迫與女性屈從的秩序挑戰：過去一向是男人控製女人的性，男人“播種”，女人則應準備接受痛苦，被“耕耘”，被穿透；男人就像擁有土地和財產一樣，也擁有妻子的性、生育能力以及她子宮的產品。
激進女性主義的性觀點認為：異性戀性關係一般具有性客體化特征（男性是主體和主人，女性是客體和奴隸），它導致男性對女性的性暴力。女性主義應當拒絕任何導致或將男性性暴力“正規化”的性實踐。作為女性主義，我們應當通過發展我們自己的性的優先權來控製女性的性，它與男性的性不同――更關注親密關係，較少表演性。理想的性關係是發生在充分自願的、平等的伴？之間的，他們有感情卷入，不扮演兩極角色。（Jaggar，et al。314）
激進女性主義在性問題上的代表人物是麥金農和德沃金（MacKinnon and Dworkin）。她們兩個人的名字出現在許多激烈反對兩性性關係的場合，因此有人創造出一個帶有諷刺的稱呼“麥德分子（MacDworkinites）”。在某種程度上，激進女性主義的性觀點已經被妖魔化了。
女性主義關於性機製是如何導致壓迫的問題有大量的探討。麥金農有一個相當驚世駭俗的說法，她說：“做一個女人就是做一個被操的人。……男人操女人；主語一動詞一賓語。”（Mackinnon，124）在她看來，這就是女人最現實的狀況，這就是這個社會中在性別問題上的最後真理。性別就是女人的性的客體化（sexual objectification）的結果。換言之，所謂性別身份就是男性把自己的性要求強加在女性身上。性關係本身就是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兩性的差別成為令女性屈從於男性的借口。“這種差異就像戴在統治鐵拳上的一雙天鵝絨的手套。問題並不在於這種差異是毫無價值的，問題在於它是由權力來定義的。無論這一差異被承認還是被否認，無論差異的性質被褒揚還是被貶抑，無論女人因此被懲罰還是被保護。”（Mackinnon，219）
按照麥金農的觀點，社會上的人被劃分為兩群：操人者和被操者（fuckors and fuckees）。當然，在她看來，這一劃分並不是天然合理的或是由自然秩序造成的；並非因為一群人長了男性生殖器，也並非因為女人要生育，這一劃分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女人不可逃避的命運。這種性別認同的規範是社會強加給人們的，而不是由兩性生理的差異自然形成的。總之，她對性非常看重，她有一句被人廣泛引用的名言：性在女性主義中的地位就像勞動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
在性問題的兩大陣營中，激進派還持有如下觀點：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伴侶之間的性平等，雙方都既是主體，又是客體；最重要的是要掃除男權製機製，其中包括淫穢色情品製售業，男權製家庭，賣淫，強製性的異性戀；同時要反對男權主義的性實踐，例如虐戀（S／M），獵豔式的臨時性關係，童戀，以及陽剛陰柔（butch／femme）角色的劃分，因為這些實踐會導致女性的性的客體化。
自由派女性主義的性主張包括：異性戀及其他一些性實踐中存在壓抑，父權製資產階級的性規範壓抑了每個人的性欲望和性快樂。通過將性少數派汙名化，為了使多數派保持“純潔”，受到控製。女性主義應當拒絕所有的理論分析、法律限製或道德評判，因為它們將性少數派汙名化，從而限製了所有人的自由。作為女性主義我們應當通過要求實踐所有能夠給我們帶來快樂和滿足的性行為的權利來控製女性的性。理想的性關係是發生在完全自願、平等的伴？之間的。他們通過協商使用任何他們選擇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獲得雙方的性快樂和性滿足。（√aggar，et al。315）
自由派的觀點與激進派針鋒相對，她們認為，性自由所要求的是與激進派觀念完全相反的實踐，她們鼓勵超越社會所認可的性行為規範，堅決反對將性行為劃分為政治上正確和不正確的兩大類，反對把性行為限製在所謂政治上正確的界限之內。她們借助於從弗洛伊德、馬爾庫塞到馬斯特斯和約翰遜（Masters and Johnson）的理論提出，男女兩性的性的基本不同點在於女人受壓抑，因此釋放女性的性能量比壓抑男性的性能量更為重要。
因此，這兩派的區別又可以概括為：自由派更看重釋放女性的性能量，而激進派則致力於壓抑男性的性能量。兩派在對待性的看法上的分野實質上是讚成性（pro-sex）和反對性（anti-sex）兩種態度。前者對性持肯定態度，對各種形式的性表達，包括淫穢色情品、同性戀、虐戀以及女同性戀中的模擬男女角色（陽剛陰柔）關係，全都持容忍或接受的態度；後者則對性持否定態度，反對淫穢色情品的製作和消費，反對性關係中的暴力及統治與服從關係等等。前者強調男女雙方共同探索性的自由，後者卻持有男性的攻擊性性行為是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源的看法。前者支持中性的立法程序，後者反對中性的立法程序。前者接近於法理社會的個人價值，後者則接近於禮俗社會的社區價值。
自由派持有一種關於享用性快樂的理論，它主張，女性主義應當把性快樂作為一種權力，因為如果總是把性作為一種控製手段來談論，會令人感到性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在西方社會的觀念中，女性的肉體既是低賤的，又是神聖的。女人們對性行為懷抱著一種羞恥、窘迫和害怕的感覺。她們討厭自己的乳房，因為它們要麼太大，要麼太小；她們不喜歡自己的陰毛和臀部。對於青春期的性行為，男孩子受到鼓勵，女孩子卻受到訓誡和禁令。女人因此認為性是危險的，神秘的、不可言傳的東西。成年女性免不了性衝動，卻又必須隱瞞它。凡此種種，導致了許多青春期少女和年輕女人學會了對自己的性欲感到恐懼，並討厭自己的肉體。
將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相比，性被允許與生殖和婚姻家庭關係保持更遠的距離。在性追求和性快樂的追求中也容納了更多一般被歸屬為女性的需求，如情感的親密、社交和性平等。在所有的動物當中，隻有人類具有生殖目的之外的性活動，人不僅喜歡性活動，而且將其變為宗教儀式，變為一種持續的體育運動，甚至是一種職業。除生育外，性還是人類交流的工具。它既可以表達正麵的情感：愛、親密、興奮和快樂；也可以表達負麵的情感：統治、攻擊、憤怒、仇恨和羞辱。（Barash，et al。37）性是人與人關係中最緊密、最親熱的方式。
自由派關於享用性快樂的立場可以追溯到女性運動的第一次浪潮，其代表人物是高德曼（Emana Goldman）。她以性的自由表達作為中心議題。她認為，性解放不僅是個人的實現，而且是人從剝削和私有財產製下的解放；她堅決反對男性對女性的性占有和性控製，反對貞節觀念。她對性問題的看法雖然影響並不太大，但卻較早注意到了這個被主流女性主義運動忽略了的問題。伍德胡爾（Victoria Woodhull）也曾公開主張女性的性獨立和性自由，她在一次講座中宣稱：“是的，我是一個主張性愛自由的人。我有著不可轉讓的、憲法賦予的、也是天賜的權利，我想要愛哪個人就可以愛哪個人，想要愛多久就可以愛多久。隻要我願意，就可以每天換一個情人。”在上世紀60年代的女性運動第二次浪潮中，自由派的主張更加明確，那就是，應當將女性尋求性滿足當做女性主義的一個重要目標。
然而，在艾滋病恐怖出現之後，自由派的觀點受到挫折。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的性倫理，即有節製的性倫理。人們把性當成一種恐怖的事情（panic sex），性的文化價值和性行為方式都有改變，一反過去盛行一時的樂觀主義的性解放和快感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ecstasy）。在這個性傳染病的時代，人們驚恐之餘作出的反應是：安全的性行為，對身體的控製和管理，以及持續監視的美學（aesthetics of perpetual surveillance），因為性現在已經同死亡和疾病連在了一起。有的女性主義者抨擊了這種貌似有理的道德主義回潮。女性主義者伊麗加萊說：我不讚成這種觀點，因為這等於是說，性是罪惡和疾病，無論是什麼力量，隻要能起到限製性活動的作用，就是對人類的拯救。為此我們還要感激艾滋病，因為它將從誘惑中拯救我們，引導我們到智慧去的路。（Irigaray，61）
社會上一向存在著性問題上的雙重標準。這個雙重標準就是在性方麵對男女兩性有不同的要求，適用不同的道德倫理標準。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認為，性平等就是女性享有像男性那樣的性自由；激進女性主義則認為，性平等就是女性自己定義“性自由”，不為男性服務，不要像男人所擁有的那種性自由。
總之，在女性主義內部對性持基本肯定態度的自由派和對性持基本否定態度的激進派之間，一派強調女性的性的屈從性，另一派強調性的快樂。這種分歧還導致了下列問題上的論爭：淫穢品問題，美與身體的問題，賣淫問題，虐戀問題以及暴力問題。這些論爭全都與性有關。
2、女性主義的關注點
女性主義理論家羅賓認為，性的權力體係不能被歸結為性別體係。它與性別問題有交叉，但是性與性別是兩個領域。
女性主義對性的關注集中在以下領域和問題上：
一是探索女性的性的真正形式，更符合女性身體的欲望的性話語。
二是將某些女性的性方式理解為對男性統治的抵抗，或反對異性戀霸權的激進的越軌行動。
三是將某些性形式理解成對女性的社會壓迫，對女性的暴力的潛在和係統的方式。
四是將性概念擴展到一種包括但不限於生殖器中心的活動。
五是將性理解為社會建構的、具有性別、種族、階級和生殖實踐的社會分層的意義，提出主觀能動性，抵抗與權力問題。
六是將性建構成一個準獨立的社會領域，允許他種解釋、規範和價值的探索。
七是搞清性身份及與其相關的性別形成的概念。
在與性有關的具體實踐和問題當中，女性主義討論和關注過下列問題：
首先，關於女性性欲的問題。女性的性欲是與男性完全一樣的嗎？如果有不同，表現在哪些方麵，對於理解女性以至對於理解人性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法國學者伊麗加萊是女性主義中最早關注女性性欲問題的學者之一，她說，女性性欲的特殊性還從未被承認過。兩性的性都是從陰莖中心主義的角度被理解的，專橫傲慢的，僅僅追求性高潮的。而女性的性欲是多重的，非中心的，彌散的。女人有多種性器官，因此有多重性快感，不僅僅是單一的性高潮。（Jaggar，et al。323）她的意思是，女性的性欲不像男性那麼單一，僅僅集中在生殖器官，僅僅關注於性高潮。女性除生殖器官外的其他身體器官也能感受到快樂；除了性高潮之外，還有非高潮類的快樂感覺。
伊麗加萊批判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心理學，認為他們否定了女性的性差異，壓抑了我們的性。由於女性的性總是用男性作為參照物，因此在“男性氣質”的陰蒂主動性與“女性氣質”的陰道被動性的對立上，弗洛伊德及其他許多人總把不屬於陰道被動性這個行為模式的性活動視為階段性的活動、不成熟的行為或異類，有此類行為的女性不屬於性方麵“正常”的女性。陰蒂快感不存在閹割情結，而陰道是因為放置陰莖才有價值，被禁的手必須去尋找一個能夠帶來快樂的替代品。（Jackson，et al。79）女性主義的性觀念主張為被禁止、被貶低、被病理化的陰蒂快感正名，承認女性性欲的特殊性，還女性性欲的一個“清白”，給女性性欲一個合法的地位。
第二，兩性關係對性行為的影響。人類學調查表明，男女的角色越是格格不入、勢不兩立，性就越是成為一種困擾，越是被說得“肮髒不堪”（麵紗），故做正經的或清教徒式的過分的性壓抑以及如今以色情作品大肆泛濫為特征的性反抗，表現的同樣都是那種性迷戀或性反感。在這樣的社會裏，人類對親密的性行為的基本需求被異化了，暴力也因此釀成。女性主義的目標之一就是讓女性能夠享受到性自由。但是與此有著密切關係而且同等重要的是，女性能夠從性別主義之下獲得自由。
豪威（w。HoUway）將性話語中的性別差異概括為下列三類：
第一類是男性性動力話語。此類話語旨在說明，男性的性是直接由生理衝動造成的，其功能是保證物種的繁衍。而女性的性動力卻極其微弱，可以忽略不計。
第二類是享有與占有話語。此類話語將女性劃分為妻子與情人，處女與妓女，瑪麗亞與夏娃。家庭光榮的維護在於女性完全屈從於男性的控製。
第三類是寬容話語。在此類話語中，一夫一妻的原則受到挑戰。它主張，性是自然的，不應被壓抑。它隻考慮衝動和欲望，不考慮人際關係。一夜情就是此類性話語在人們行為中的典型表現。傳統男女兩性道德的雙重標準並未消失，女性尚不習慣完全沒有感情投入和責任感的與陌生人的性，而男人早就喜歡這種性活動。（Jackson，et al。110）
第三，還有一個引起許多爭論的問題，即異性戀霸權問題。有一些女性主義者，其中最激烈的是女同性戀分離主義者，公開提出應當反對異性戀，認為它是男性壓迫女性的機製；也有人不是絕對反對異性戀，而僅僅反對異性戀的霸權地位。這兩種立場的區？在於，前者將異性戀視為女性受壓迫的基本機製，而後者則把異性戀當做多種性方式當中的一種。
異性戀作為一個物質和曆史實踐的類別變成一個表演性的類別。通過引進性的可轉變的行為、快感和幻想的場麵，以及與無定型的外表相關聯的新的色情語言，它能夠被同性戀關係製造出來，傳播社會特權和等級的清楚意識，反之亦然。（Jaggar，et al。317）
挑戰人類性行為的各種形式的統治結構的鬥爭往往具有政治性。這些鬥爭無論被稱為變態還是反常，受到社會與技術變遷的影響，這些變遷使質疑性別與性關係成為可能。規則、政策和控製的新形式不斷湧現，有些屬於新的“正規化”範疇。規範化機製常常在舊機製將退未退時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的保守勢力大回潮中，規範性別與性的國家政策與公共政策表現為：大力提倡異性戀，從國家政策角度強化歧視，國家將艾滋病說成是同性戀疾病，法律不承認長期的同性戀伴？關係。家庭政策不承認單親家庭、同性戀家庭。強奸案的處理中使女性成為受審者等。以致有一種觀點認為，20世紀60-？0年代的性革命失敗了，原因是：第一，換偶活動、性聚會、隨意性交等，不僅從威脅健康的角度，而且從反淫穢力量（宗教右派加女性主義）方麵，遭到強烈反彈。第二，離婚對兒童產生不利影響（性革命提高了離婚率）。第三，反對對配偶和子女的虐待（其中包括性虐待）。
第四，圍繞虐戀問題上的論爭。有一批女性主義者激烈抨擊虐戀活動，認為此類活動中所包含的權力關係和暴力因素是男權製壓迫女性在性領域的典型表現。她們在抨擊男權製的兩性關係時常常不成比例地使用虐戀的符號、道具和傳媒形象，把它當做男性對女性的性暴力、性虐待的典型。例如激進女性主義者傑弗瑞斯（Sheila Jeffreys）就公開抨擊虐戀活動，認為它是男性氣質的尤其是男同性戀的性實踐。她認為女性主義應當質疑快樂，並避免對權力和不平等的性感化。（Jackson，et al，238）
女性主義對虐戀的憂慮來自以下問題：受虐（否定個人權利）和施虐（享有無限權力）都是來自男權製原則的東西。虐戀中的施虐者與現實中的施虐者不好區分。弗洛伊德曾將施虐傾向歸入男性氣質，將受虐傾向歸人女性氣質。社會現實中的施虐與受虐同性的施虐受虐也不一定就完全沒有相互重疊的情況發生。
虐戀的特點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結構上；說是自願，實際上有強迫性；相互依賴；有權無權雙方可以對換位置。
對於心理分析女性主義來說，關於女性是否天生有受虐傾向的問題一直是個敏感的問題。如果女性的受虐傾向是天生的，那麼男性統治的社會結構就有了心理學的基礎。女性主義認為，虐待狂是仇視女性的男權文化的必然表現，是利用女性內心最深處的性欲來強化男性的統治，使這一統治看上去是自然的。
一位心理學者為虐戀做了如下的定義：“所有那些包含把統治與服從關係色情化的性實踐”。常常被引述的一位有受虐傾向的女性的故事是這樣的：從6歲起，她的性幻想中就有蓋世太保型的人物，他們強迫她很痛苦地裸露身體，使她受窘，羞辱她，傷害她的肢體，高高在上地統治她。她一直覺得自己不正常，是變態，直到她聽到統計資料說，有25%的女性有過被強奸想像，就像《飄》裏麵的白瑞德對郝斯嘉所做過的婚內強奸那樣，她才改變了對自己的嚴酷看法。一種被普遍接受的觀念認為，粗暴地對待女性，似乎能夠增加男性的魅力。如果所有的女性都有的天生的受虐傾向，那麼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和虐待就是天然合理的了。女性主義當然不能接受這樣的理論。
使女性的受虐傾向問題大大複雜化起來的是有一大批女性並不否認自己對虐戀活動的喜愛。與反對虐戀的態度針鋒相對的是，美國西海岸女同性戀組織（West Coast Lesbian Group）成立了一個虐戀組織薩莫瓦（Samois），這個名字借用了在虐戀經典文學作品《。的故事》一書中出現的一個地點的名字。這一組織的成立令女性主義者感到震驚和憤怒，因為這個組織是專為有虐戀傾向的女性而成立的，並自詡為女同性戀和女性主義的組織。它的宗旨是，積極鼓勵那些有虐戀傾向的女性，讓她們不必為此害羞，應當對自己的想像持完全接受的態度，接受這類想像所帶來的性滿足。它認為，這種以雙方協商為前提的相互給予的快樂是自由和解放的表現，是對資產階級家庭的性道德的挑戰、是一種典型的不以生殖為目的的性活動、是用人的整個身體的每一根神經去體會人的熱情和欲望。
Samois的主要理論家是羅賓（G。Rubin），她是一位人類學家。她批評美國全國女性組織（NOw）站在了性自由和性越軌者（sexual nonconformists）的公民權的對立麵，因為這個組織對虐戀、跨代性關係、色情品和公開場所的性表現持否定態度。羅賓將虐戀定義為一般意義上的性自由，理由如下：尋求性快樂和性自由屬於基本人權範疇；女性主義對虐戀的批評則屬於性壓抑的範疇，是把性神秘化，是壓製人的性實踐；反對性自由會威脅到女性運動的前途。在虐戀活動與女性主義原則的衝突問題上，關鍵的問題是虐戀中的假暴力關係與現實生活中的真暴力關係的區別。
虐戀有個人和社會、政治兩個方麵，形成一個個人和性與社會政治的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存在著對虐戀的三種態度：第一種是在個人和社會兩個方麵都對虐戀關係加以肯定；第二種是僅僅從社會方麵否定，但是允許個人的虐戀傾向和虐戀活動；第三種是不僅從個人角度允許虐戀活動，而且認為它根本不關政治的事，隻是個人快樂的一種方式而已。
1994年11月28日，紐約某雜誌的一篇文章寫道：“在1974年是自由的性，1984年是安全的性，1994年是暴戾的性――虐戀文化進入主流文化。”1990年代被稱為“虐戀高潮（繁榮）期”（SM boom）。由此評價可見虐戀活動的巨大影響。女性主義絕不可能也並沒有忽略虐戀這個從女性主義角度觀察是十分敏感的問題。
第五，在性的問題上，女性主義關注的還有男性對於女性的性的刻板印象，比如認為亞洲的女人都是馴順的，黑種女人都是淫蕩和性關係混亂的等等。此類刻板印象是對現實的歪曲，也是對當事人自由選擇權利的限製。因此，女性主義反對使用此類刻板印象來描述女性的性活動與性特征。
四、關於淫穢色情品問題的論爭
1、圍繞淫穢色情品的論爭史
在西方，圍繞著淫穢色情品與檢查製度的爭論有很長的曆史。維多利亞時代的淨化社會和愚民運動，是從女王明令禁止出版淫穢書籍開始的，一開始還隻是沒收或銷毀色情書，後來殃及許多著名的經典著作，就連莎士比亞、彌爾頓、但丁的著作都受到審查，甚至連聖經中與性有關的章節也遭到刪節。
在17世紀的英國，沒有宗教主題的淫穢色情品是不被禁止的；當18世紀反淫穢法通過以後，沒有宗教成分的色情品也要受到審查了。在1868年，由英國法官希克林等做出的一項裁決中，曾為淫穢色情品下過一個定義，即要看被指控為淫穢的東西是否有意去毒害和腐蝕那些心裏準備接受這種不道德影響的人，或是否有意讓這類出版物落入他們手中。美國也立法禁止淫穢色情品的進口。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海關曾禁止巴爾紮克和伏爾泰等人的作品進口。
後來美國最高法院對希克林定義提出質疑，並根據《尤利西斯》一書出版案，提出了一個淫穢色情品的新定義：用當代社會的標準衡量，如果這個材料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它的主題是喚起一般人對淫欲的興趣，而且完全沒有任何社會意義。換言之，美國最高法院判定是否淫穢的標準有三個：首先，製約整個作品的主題必須是淫穢的；第二，它必須是冒犯了社會共同的準則的；第三，它必須被判定為完全沒有社會價值。
1959年，美國最高法院根據這一定義，駁回了紐約州禁演影片《查太萊夫人的情人》的要求，批準放映這部影片，理由是：禁止“意識形態上或主題上的淫穢”是不符合憲法的。隨後，在1964年圍繞法國影片《情？們》的上映，和1966年圍繞《範尼？希爾》一書的出版，最高法院又一再修正了關於淫穢色情的定義。由於這個定義實在難下，最高法院將解釋權下放到州法院，有些州法院又將其下放到地方法院，允許其根據各自的標準下定義。由此可見，注重法治的國家與不重法治的國家相比，辦起事來要複雜困難得多。
1970年，美國國會任命了一個全國專門委員會調查淫穢色情品問題，他們提出的報告令議員們大吃一驚。該報告發現，接觸淫穢色情品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大體上都沒有什麼明顯的損害。淫穢色情出版物與性犯罪、性過失沒有必然聯係。一個雄辯的事實是：沒有一個社會因淫穢色情品泛濫而導致犯罪率升高，也沒有一個政府因淫穢色情品的泛濫而垮台。對此的解釋可以追溯到金西調查。金西調查早已發現，性幻想在社會地位低下和少受教育的男性的性行為中，僅占很小的份量；由於多數性犯罪者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所以缺少性幻想；而對淫穢色情品的強烈反應是與幻想聯係在一起的，因此淫穢色情品不是他們性犯罪中的直接因素。鑒於85%的成年男子和70%的成年女子曾或多或少地接觸過淫穢色情品，而且無論法律如何禁止，大多數美國成人還是會接觸到這些出版物，不如減少控製，放寬政策。這個專門委員會的最終建議是：取消各種對成年人接觸使用淫穢色情品的限製和禁令，廢除所有適用於成年人的反淫穢色情的法律。
在淫穢色情品問題上最廣為人知的是“丹麥試驗”。丹麥在1967年和1969年分兩步放開了淫穢色情文學和視覺產品的市場。丹麥試驗的兩個主要結果是：第一，合法化以後，淫穢色情品的製售經過一個短暫的高潮之後急劇下降，大多數公民對淫穢色情品產生了厭惡感。一項對大量觀看淫穢色情品的後果的研究表明：被試者的性行為並未發生變化，雖然最初他們對性幻想得多些，但不久他們的性幻想又降到了觀看前的水平。試驗表明，觀看淫穢色情品產生了一種穩定地降低對淫穢色情品的興趣的效果，不斷接觸此類材料的結果使人感到饜足和無聊。他們的欲望完全滿足了，發？了。第二，犯罪率下降。1967年的犯罪率比上年下降了25%；1968年又下降了10%；到1969年淫穢色情品徹底解禁後，犯罪率下降了31%。其中猥褻兒童罪下降了80%；露陰癖的犯罪率和報案率下降；觀淫癖隻剩下很小的比例；暴力侮辱女性的犯罪（包括強奸和猥褻）也大幅度下降了。在淫穢色情品合法化後的10年中，任何種類的性犯罪均無增長。在英國、荷蘭、西德和瑞典等國家，放寬控製淫穢色情品、同性戀和流產的法律努力獲得了成功。從20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大多數西方國家都經曆了從法律上的道德主義到更自由的法律製度的轉變。
目前，在淫穢色情品問題上有三種基本理論：第一種是模仿論，即人們會模仿在淫穢色情品中看到的行為；第二種是宣泄論，即觀看淫穢色情品會使鬱積的性欲得到宣泄，這一宣泄會降低性衝動，使一些男人的反社會行為減少。據統計，西方的性犯罪率到20世紀60年代一直保持相對穩定，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下降得相當快，而這正是許多西方國家對淫穢色情品放寬政策的年代；第三種理論是無關論，認為淫穢色情品並不會產生刺激或降低性行為的效果。
2、反淫穢品派女性主義
在淫穢色情出版物問題上，女性主義各理論流派之間也存在著激烈的辯論與極不相同的立場。圍繞這一問題上的論爭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女性運動中占據了非常顯著的地位。女性運動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不是從道德角度出發的，而是從？別主義和仇女主義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的。
在英國，女性主義者在禁止淫穢色情品問題上分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大陣營：激進女性主義者總的來說是反對淫穢色情品的，主張應當禁止淫穢色情品的生產和消費；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則與此針鋒相對，她們認為，檢查製度的危險性超過了淫穢色情品的危險性。前者對後者的反駁是：檢查製度並不是僅僅在淫穢色情品問題上存在，檢查製度總是存在的，它無時無刻不在檢查著各種出版物，檢查和禁止淫穢色情品並不會對檢查製度起到過多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這兩種立場出於不同的原則，強調不同的方麵：反對禁止淫穢色情品的人們更強調言論自由的原則；而主張禁止淫穢色情品的人則認為，淫穢色情品的製售是對女性暴力的合法化。因此又有人將女性主義在淫穢色情品上的兩種立場概括為反淫穢色情（anti-pornography）立場和反檢查製度（anti- censorship）立場。
也有人把女性主義者在淫穢色情品上的態度按國家區分：在英國和澳大利亞，主張采取禁止和反對淫穢色情品的觀點占上風；而在美國，更多的女性主義者為言論自由辯護，警惕檢查製度的危險。在美國，國會和法庭上展開了如何對待淫穢色情出版物的辯論，人們分為讚成和反對製裁淫穢出版物的兩派，反對製裁淫穢出版物的一派要求對方解釋其立場的政治、法律與哲學依據。
在女性主義當中，圍繞著淫穢品的論爭已經變成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這場論爭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一直沒有停止過。反對淫穢品一派有美國的德沃金（Dworkin）、麥金農（MacKinnon），英國的羅塞爾（Russell）、艾森（Itzen）。
在20世紀70年代，對淫穢色情品持反對立場這一派的女性主義組織曾動員消費者抵製淫穢出版物，在製裁淫穢出版物方麵十分活躍。她們的主要觀點是，在色情淫穢品的製作與消費過程中，女性成為男性所消費的“商品”，她們是被統治、被利用、被羞辱的。反對淫穢色情品的女性主義者認為，淫穢（obscenity）隻是一個道德概念，而淫穢品（pornography）卻是一個政治實踐，是一種同時涉及有權者與無權者的政治實踐。但是，即使在這一派內部，關於淫穢色情品問題究竟有多麼重要以及它對於女性的受壓迫是因還是果，還是有著不少的爭論。有些人認為，淫穢色情品是男人針對女人的暴力行為的直接原因，但不少人認為這種觀點說服力不夠強；大多數人讚同這樣的觀點，即淫穢色情品的製售是影響男人對女人態度的間接原因。
持這一立場的女性主義者非常強調有暴力內容的淫穢品，因此，在 pomography一詞之外，她們又創造出gorenography一詞，專指有暴力內容的淫穢品；還有人認為，不管淫穢品中是否有暴力內容，它本身就是針對女性的一種暴力。另一方麵，她們也提請公眾警惕那些不包含淫穢內容的純暴力內容。她們提出，美國的電影定級製度忽略了針對女性的非性暴力內容。有不少暴力內容由於沒有被定為淫穢而得以大行其道。
這一派女性主義者指出，淫穢品在美國有100億美元的產值，而且已經成了一種得到公眾的認可、尊重和職業威望的產業。1989年，美國人每個月購買900萬冊《花花公子》《閣樓》《妓女》，全年租淫穢色情錄像帶4億部，在1991――1993年間，成人錄像帶的批發和零售在一般錄像帶商店增加了75%。（Chancer，64）她們特別關注一種被稱為“殺戮”（snaff）的電影，據說是將殺戮一個女人的真實過程全程拍攝下來。這種電影遭到激烈攻擊。
主張禁止淫穢色情出版物的女性主義者討論了淫穢出版物對女性的影響，研究了大眾傳媒中的性暴力及其對針對女性的暴力的間接影響。她們的研究設立了一個因果模式，認為文化因素與個人變量的交互作用會導致反社會行為。她們認為，在傳媒中，廣告商們總是要有意無意地把受虐女性描繪為自願受虐。有人用12幅印刷廣告和一項電視廣告為例，做了一次電話訪談式調查。調查表明，廣告商完全意識到了廣告中對女性暴力的含義，但認為這樣做不過是出於幽默感；不少女性也認為，傳媒中包含的侮辱女性的性質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她們認為這說明女性在社會教化過程中已經對視自身為受害者習以為常。
在1986年，反對生產和出售淫穢出版物的運動使兩個極端不同的群體搞在了一起，他們就是激進女性主義和福音派教會。但是，這兩群人攻擊淫穢出版物的原因和策略卻有著顯著的不同。激進女性主義認為，淫穢出版物是男人係統壓製女人的做法，它暗示女性在內心深處暗自從性虐待中得到享受。他們尋找證據以證明淫穢出版物與針對女性的暴力之間有因果關係，他們支持反淫穢出版物的立法，理由是淫穢出版物侵犯女性的公民權，但是他們爭取立法的努力以失敗告終。福音派教會比起女性主義者在影響立法機構方麵更為成功。他們也從實證研究中尋找證據，證明淫穢出版物傷害了家庭。他們成功地促使立法機構對淫穢出版物實行檢查製度，把《花花公子》一類雜誌從公眾能方便得到的書店和圖書館清除出去。
在英國，由劭特（Clare Short）和理查德森（Jo Richardson）發起的反淫穢色情運動已經持續數年之久，運動的目標是促進立法程序，將以盈利為目的出版女性低級下流形象的行為規定為違法行為，並處以罰款。女性反暴力團體認為她們的立場還不夠激進，主張將淫穢色情品的製售規定為刑事犯罪。在澳大利亞，女性反暴力剝削組織也掀起了反對淫穢色情品的運動。
在禁止淫穢色情品一派中最為出名的人物是美國女性主義者麥金農（Catherine Mackinnon）和德沃金（Andrea Dworkin）。她們反對淫穢色情品的主要理由是，淫穢色情品的主調是男性統治女性。西方把淫穢色情品分為硬核（hard core）與軟核（soft core）兩類。在所謂硬核淫穢色情品中，女人被捆綁，被鞭打，被折磨，被羞辱，被殺害；而在所謂軟核淫穢色情品當中，女人則是被攫取，被使用。德沃金指出：“性別關係是一個簡單的非曆史的形式，即男人壓迫女人。這種壓迫的機製就是異性戀的性交。”（轉引自Campbell，25）她提出，淫穢出版物侵犯了女性的公民權；她主張，應當允許單個女性對因淫穢出版物而造成的損失起訴，成立這一新的罪名。她指出，古希臘的porne這一字根的原意是最下流的妓女，而淫穢出版物（pornography）中的女性形象就是把女人等同於妓女。她進一步指出，淫穢出版物是一種暴力形式，它喚醒了男性內心深處的死的本能，並將其指向女性。即使有些淫穢出版物本身並沒有直接描寫暴力，但它們的人物形象的背後的意識形態，仍然是男性世界觀念的暴力表述。她稱之為“男性真理”。
德沃金提出一個膾炙人口的口號：淫穢品是理論，強奸是實踐。她認為，淫穢品有效地將女性變成妓女，成為男性使用的對象。一般反對淫穢色情品的人們認為，男性的凝視將女性客體化，淫穢品將男性統治性感化。在淫穢品的話語中，女性是客體，不是主體。德沃金則進一步認為，淫穢品的問題並非將女性客體化，而是這種形式本身就是客體化。德沃金反對將幻想與行動分開，認為製造和消費淫穢品本身就是行動的形式。（Jackson，8t al，297-300）
在淫穢品問題上，麥金農提出的一個引起爭議的說法是：說就是做。羅馬諾（Carlin Romano）反駁她說：為了證明說不是做，可以去想像強奸麥金農。很多女性對這個“思想實驗”很反感，認為“說”就是某種程度的“做”。（Jaggar，et al，152）
淫穢色情品的製售究竟有沒有違反女性的公民權？是否應當加以製裁？抑或它是可以得到允許的一種自由的表達方式？麥金農和德沃金堅決主張禁止淫穢品，提倡檢查製度，她們二人起草法律，要求對其采取民法行動，得到“道德大多數”（Moral Majority）和極端保守團體的支持。1983年，反淫穢品法由麥金農、德沃金起草，得到明尼納波裏市政委員會的批準。反淫穢法的通過主要依賴於右派的支持。1984年，該法被用於印地安納波裏美國書商協會與哈德那特的訴訟案中，原告敗訴。1986年，美國最高法院判定這項法律是違反憲法的，因為它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有關言論自由的條款。女性主義運動反對淫穢品，有與右派合流的危險，這一點特別遭到其他女性主義者的詬病，認為反對淫穢品派的目的是規範女性的性行為，而不是解放女性。
後來麥金農和德沃金又共同為印地安那波裏市起草了一項《市政府法令》，該法令允許性暴力行為的受害者對淫穢品的作者――“對罪行負有間接責任者”――提出起訴。這項法令草案一開始沒有被批準。在1989~1990年間，在美國的印地安那波裏，地方權力機構批準了一項法令。這項法令規定，女性在出現下列情況時可以提起訴訟：第一，在她們被脅迫製造淫穢色情品時；第二，當她們被脅迫觀看淫穢色情品時；第三，當她們是某項侵犯的受害者，而這項侵犯是淫穢色情品所導致的直接後果時；第四，公開製售淫穢色情品是對女性公民權的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