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進入後工業化時期以來，女性主義開始向所有現存的範疇提出了全麵的質疑，這些領域包括知識基礎、價值體係、話語體係、意識形態、方法論、組織結構、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等。當代女性運動也有很多新的關注點，如兩性的平等待遇與特殊待遇問題、對女性的保護性立法問題、工業造成的健康災害問題、離婚問題、孩子的監護權問題、性與色情品問題、暴力問題等。女性主義理論進入了一個又一個從未涉足過的領域。女性主義不再懼怕研究男女解剖學和生理學，例如強奸想像問題、虐戀性欲問題、性活動中的統治與服從問題等。當代女性運動的一些主要論爭包括：強調相同還是強調相異；強調平等還是強調區別；強調法理社會（GesellSChaft）關係還是強調禮俗社會（Gemeinschaft）關係；強調自由參與競爭還是強調責任；強調王作的投入還是強調家庭的投入；強調社會教化過程的作用還是強調生理和心理的區別等等。總之，在各個領域中都有人從女性主義角度來提出和分析問題，這些問題既反映出女性狀況的最新發展和最新關注點，又預示了女性運動在新世紀的發展方向。
一、生理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
1、生理決定論
性別問題上的生理決定論出現於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那時正是西方女性主義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反對女性運動的人們也在集結自己的力量，當時出版的幾本暢銷書就是男權製觀點對女性運動反彈的表現。這幾本書試圖證明，男性的攻擊性和男性的統治性具有生理的依據。它們主要的論據來自對靈長類的研究，試圖以此證明“男權製的不可避免性”，向女性主義的人類平等的觀點挑戰。
人類生理性別的基本變量有以下幾種：
染色體性別（chromosomal sex）：女性是XX；男性是XY。
荷爾蒙性別（hormonal sex）：雄性激素（androgens）和雌性激素（estrogens）
內生殖器性別（internal reproductive sex）：睾丸、卵巢。
外生殖器性別（external genital sex）：陰莖、陰蒂、大小陰唇、陰道外半段。
腦性別（brain seX）
心理學家馬尼（John Money）對生理性別的發展階段做了更為精細和全麵的概括。他認為：兩性是從同一組織中分化出來的，所有的人走在同一條路上，但是後來分了路，潛在的男性和潛在的女性通過一係列的岔路口分別走上不同的道路。這些岔路口包括：
1、染色體性別（Chromosomal seX）
2、性腺性別（gonadal seX）
3、胎兒荷爾蒙性別（foetal hormonal sex）
4、內生殖器性別（internal morphologic seX）
5、外生殖器性別（external morphologic seX）
6、腦性別（brain seX）
7、撫育性別（seX o士assignment and rearing）
8、青春期荷爾蒙性別（pul ertal hormonal seX）
9、社會性別身份與角色（gender identity and role）
10、生育性別（procreative seX）（Tripp，110）
高度概括地說，影響性別的生理影響因素有三大類：染色體、荷爾蒙和大腦結構。
染色體性別（隻適用於部分靈長類動物），又稱基因性別。染色體除了女性XX男性XY之外。還有XO、XXX、XXY、XYY。其他動物的性別並非全都由染色體決定，而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溫度。舉例言之，鱷魚在高溫時孵化為雄性，在低溫時孵化為雌性。鳥類的染色體與人相反，雄鳥有兩個相同的染色體（XX，WW），雌鳥是WZ或WO。
荷爾蒙性別。生理決定論者相信，是激素造成了男女身體的不同。那些有犯罪、吸毒、暴力、虐待傾向的男性，雄性激素水平較高，攻擊性行為程度較高。雄性激素水平高還導致了熱衷於爭奪領導權，企圖影響或統治他人，容易表達憤怒等。
腦性別。700萬年前，我們的祖先尚未直立行走，100萬年前出現語言，取代手勢。在東非發現的古人類表明，400萬年前，人類大腦的體積隻有現在人的一半大，10萬年前才達到目前的體積。
關於大腦對不同性別的影響有一段特別有趣的人類認識史。19世紀，解剖學發現女性比男性腦子體積小，於是這一點成為女人智力低下的證據。科學家認為腦體積大則聰明，由於男性腦體積大於女性，因此認為男性的智力高於女性。
後來，解剖學證明腦體積與身高體重有關，與性別無關，即腦體積的大小僅僅是因身高體重不同導致的。男女絕對頭高比例是100比94，相對頭高比例為100比100。8，女性高於男性。成人大腦平均值：男腦重1388克，女1252克。但是相對於體重來說，男性每公斤體重的腦重為21。6克，女性每公斤體重的腦重為23。6克。這就是說，雖然絕對腦重是男性超過女性，但是相對腦重卻是女性超過男性。但丁的腦重甚至低於男子的平均腦重。科學研究的結論是：“沒有證據能證明才智與腦重之間有密切關係。”
於是科學家放棄了腦重與智力關係的性別差異的學說，轉向腦內不同部位之間的差異。開始時，科學家認為額葉（frontal lobes）專司智力，因此說男性大腦的額葉大於女性，女性的額葉較小，而頂葉（parietal lobes）較大。後來，研究發現頂葉專司智力功能，與認知過程相關，這些科學家又改為說男性的頂葉大於女性，或者說女性的頂葉比以前所發現的要小。（Nadeau，14-15）
目前，學者們一致認為，腦體積和腦內各部分均無男女差別。（Nelson，et al。45）其實兩性大腦的區別很細微，而且人類各個器官的可塑性很強。總的來說，兩性的認知能力隻有細微的差別。
女性主義理論家指出：顱相學和關於腦重量、腦結構的性別差異的謬誤和作假說明：“社會偏見其實是科學事實”的理論總是最得勢的。顱相學所犯的錯誤簡直可以被視為醜聞，淋漓盡致地揭露了男權製觀念與所謂“科學發現”的關係。
在顱相學的荒謬被徹底唾棄之後，現代科學家的研究發現了一些並不對男女任何一方特別有利的大腦構造差異的研究結果。例如，男女的語言功能在大腦的不同部位，它影響語言的流利程度、用語理性、聯想的流利程度；男女的交流風格不同，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同；男女的感覺不同，對觸摸、味道、氣味、聲音感覺不同，視覺也不同。（Nadeau，12一13）從語言能力上看，兒時女孩的語言能力強於男孩，到上小學後差異才消失。
從大腦結構看，男性左腦發達，它控製線性的邏輯思維，連續有順序的信息，抽象性、分析性的思維。女性右腦發達，長於想像、藝術活動，整體性、直覺性的思維，視覺與空間能力。女性比男性更多使用左右腦的連接神經組織，因此女性的這一連接組織比男性更發達。
解剖學的最新認定是，左右腦之間的連接神經女性大於男性。由於兩腦之間的聯係神經女性比男性粗，女性的認知功能分散在兩個腦半球中，而男性則集中在一個腦半球中。女性的語言能力強於男性。女性的五種感覺（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都比男性敏感。以視覺為例，男性對亮敏感，女性對暗敏感。男孩對物比對人更感興趣，身體更活躍。擲物跟蹤活動男孩比女孩更強，攻擊性更強。女孩比男孩更能認出人臉及其聲音，對人的情緒（音調、表情）更敏感，對新人比對新玩具更有興趣，喜歡合作性而非競爭性的遊戲。（Nadeau，58）
生理決定論中的一個重要假說是變異性假說，用來解釋男女兩性因生理因素決定的智力狀況的不同。這一假說認為：男性智力分布比女性大，即女性智力中常，男性智力或者很高，或者很低，更有可能出現天才或智力遲滯者。這一假說流行了很長時間，直到20世紀上半葉才證明變異假說不能成立。在各種心理能力的分布中，明顯的兩性差異並不存在。男女兩性的智商並無差異。
在生理決定論那裏，生理性別被認為是自然的分類。這一分類又常常被概括為三個檔次的性征的區別：第一性征包括染色體、性腺（卵巢、睾丸）、生殖器；第二性征包括肌肉組織、體毛等；第三性征指發式、服飾等。
反女性主義的生理決定論觀點的口號是：“生理即命運。”這種觀點認為，人生而有荷爾蒙、解剖學和染色體的男女不同；女性先天就有比男性更麻煩的生殖角色；男性表現出男性氣質的心理特征，女性表現出女性氣質的心理特征；社會應當維護這一自然秩序，保證男性保有統治地位，而女性維持其服從地位。
對性別結構的生理解釋大致是這樣的：人類學記錄表明，所有社會都是男權製，關於過去的母權製社會的故事隻是神話。所有已知社會中，最高地位均為男性占據。男性爭奪統治地位，願意犧牲其他動機和報酬――對隋感、健康、家庭生活、安全、輕鬆、假期之類――以獲取統治和地位。就像高個女人並不代表社會狀況一樣，例外的個人如成功的占據統治地位的女人不能駁倒“行為的生理根源”。（Nelson，et al。54）
就連進化論的創始人達爾文在性別問題上也是一位生理決定論者，他說過，男性與女性相比處於進化的較高階段，賦有更多的智力和理性能力，因此天生應當做領導。男性暴力是男性氣質的自然健康的表現。
進化論生理學與社會生理學很接近，二者的區別集中在性問題上。對人類性行為模式有一種進化論生理決定論的解釋，其主要理論是：男性的精子要尋求更多機會使女性受孕以傳種，女性則拒絕低質量的精於以保證後代質量。這種生理學力量決定了男性的濫交、不專一和女性的專一性。（Nelson，et al。59）
受到進化論生理決定論的影響，以往的醫學教科書大多這樣說：卵子是被動的，精於是主動的。近年來又出現了一種新的說法：精子在逃離卵子的捕捉。兩種說法截然相反，卻又都是歧視女性的，都是從男性的角度說話的，是讚美精於，貶低卵子的。令人感慨的是，性別主義甚至影響到人在顯微鏡下的觀察及其對觀察結果的描述和解釋。
生理決定論除了用生理因素來解釋人的社會行為之外，甚至還會用性別差異來解釋身體的疾病，比如，由於男性占領醫療行業，男女受到不同的對待：男性的肺病就是肺病，女性的肺病卻被認為是由子宮引起的病。（French，132）這種完全沒有依據的假說居然也可以以科學和醫學的麵貌出現。
女性主義就是要推翻上述的一切。批評生理決定論的人們強調，生理原因決定的人類行為局限於生育或身體結構的不同，隻對少數活動有影響，如打籃球、鑽一個狹窄的洞等等，對於絕大多數的人類活動並無任何影響。
女性主義挑戰生理決定論的一個主要理由是：它的存在就是為了支持社群之間的差異，證明現存社會秩序不論是否公正畢竟有其必然性。既然在每個社群中，個人與個人的差異就遠大於社群之間的差異，又何必老是著眼於由出生決定的差別呢？一位美國的電視主持人曾經使兩名生理決定論者張口結舌，窘迫不堪，她向他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數學不好的男人是否就不算“真正的男人”了？
性別問題上的生理決定論又被稱為性別生理本質主義（biological eSS- entialism），有些女性主義者對性別作出本質主義的解釋，例如格茨（Gotz）自稱是個“溫和的本質主義者”。她認為，社會性別的認同有生理基礎。如果否認生理基礎，就會成為“絕望的相對主義者”。（Gotz，11）這種觀點認為，女性的合作性、靈活變動性就是有基因基礎的。
但是，大多數女性主義者是反對生理決定論和本質主義的。對本質主義的一個主要批評是，本質主義無法解釋男性內部和女性內部的差異。著名女性主義理論家羅賓明確地指出：生理事實對於性別認同毫無作用。（Nadeau，103）
在極端的情況下，一個人的心理性別甚至可能與生理性別對立，比如易性者和易裝者。這也是生理決定論無法解釋的現象。
生理決定論或本質主義往往導致政治上的保守態度。例如認為一切先天注定，不會變化；認為女性不適合做某種類型的工作，不適合做家外的工作；認為男性的天生的強悍和攻擊性決定了收入的差異。保守派作家吉爾德（G。 Gilder）竟然公開宣稱：性別的差異就是收入差異的全部原因。（Dunphy，7）
生理決定論不僅導致政治上的保守，還會導致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20世紀的納粹主義就試圖從生理上證明女性、有色人種和猶太人的低下。希特勒曾說過這樣一句話：這個世界上所有不好的種族都是笑話。（Jackson，et al。57）有基因學者因此警告說，要對人類行為做基因和生理解釋具有一種危險性，那就是希特勒式的種族滅絕。雖然社會行為受到生理因素的影響，但是不宜特別強調生理因素的作用。（Wood，47）
在反對和聲討歧視女性的生理決定論的浪潮中，女性主義陣營中有人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那就是前文所述及的文化女性主義。以戴利（Mary Daly）和格裏芬（Susan Griffin）等人為代表的文化女性主義認為，女人更接近自然，這一點使其比男性更加具有直覺和創造性。（Jaggar，et al。285）以往的生理決定論都是從對男性有利的角度上分析問題的，而文化女性主義理論反其道而行之，發表了大量對女性有利但仍屬於生理決定論範疇的言論，例如：雄性動物個頭更大，毛色更漂亮，更有攻擊性，更好動，在求偶行為中更加主動，有更多無用的身體器官，如犬牙。因此，女性更符合生態標準，比男性適應性更強。雖然男性的數學能力及下棋等人為能力更強，但其功能僅僅與孔雀尾巴的功能相同――為了吸引異性。女性比男性預期壽命更長，嬰兒期死亡率更低，這些都說明女性在生理上是比男性更優越的性別。
社會建構論認為，文化女性主義的上述觀點以及所謂大地女神的命題是政治上的幼稚病。社會建構論否定性別與性差異的本質性質，主張從飲食、職業、性別角色分工等解釋兩性區別。它揭露母性意識形態的文化再生產性質，否定“母性”與“父性”的區別，認為男性本質也有關愛性、養育性，是被社會建構加以改變的。它進一步認為，人的本質上也沒有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的區別，是社會文化因素壓抑了一些感覺，表達了另一些感覺。
德沃金在1978年寫作了《生理優越性：世界上最危險和最致命的觀點》一文，批駁了文化女性主義者提出的女性在生理上優越於男性的觀點。德沃金認為這一觀點就像女性在生理上低於男性的觀點一樣的錯誤。她認為，生理決定論的任何形式都是法西斯主義的。（Jackson，et al。57）
腦神經專家列維（Le Vay）曾試圖證明同性戀是由腦神經與常人的差異這一生理原因造成的，試圖通過將同性戀歸因於生理原因來抵製同性戀恐懼症――如果同性戀的成因就像左撇子的成因一樣，常人不就不會歧視同性戀了嗎？可惜，他的想法被批評為天真幼稚的想法，批評者反問：基因或荷爾蒙一類的成因什麼時候動搖過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的基礎呢？
2、社會建構論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這場生理決定論（本質主義）與社會建構論的論爭至今已經持續了40多年。在過去的近半個世紀中，生理決定論漸漸失去了影響力，社會建構論占了上風。如今，大多數女性主義者都反對生理決定論和關於人性分性別的觀點。
從1960年代起出現的性別新概念認為：將某些行為歸屬於男性或女性隻是一種社會習慣（就像將船稱為“她”）。社會建構論最初的觀點是：每個人的成長都是基因和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人類的許多差異都不是源於一個基因，而是許多基因的相互作用。性別是以生理性別為基礎的社會建構，個人生而為男為女，並沒有天生的性別認同，他們是在成長過程中獲得性別認同的，在經過社會的建構之後才成長為男人和女人。雖然生理性別是天生的，但是社會性別既非內在的，也非固定的，而是與社會交互影響的產物。它會隨著時間和文化的不同而改變。社會性別是由社會建構的。社會性別是社會和符號的創造物。
在1980年代初的西方性別學界，就連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兩分也被質疑：男女兩性的生理區別是否就是固定不變的？加格認為，變化的社會實踐會改變身體，例如，女性的身體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壯。在女性體力強壯成為社會可接受的事實之後，女性的基因和內在生理學也改變了。原因很簡單：如果社會喜歡嬌小的女人，這些女人的生育機會就多些；如果社會喜歡高大的女人，她們生育的機會就多些。因此，生理學和社會實踐是互為因果的關係。換言之，男女的生理差別也是社會建構的，是社會習俗的產物。社會性別並非固定的自然的男女生理差別的反映，而是為身體差異建立意義的知識。（Jaggar，et al。290）
社會建構論的一個論證是這樣的：女性犯罪率在世界各地都有所升高，表明攻擊性（常被當做由男性生理決定的）與社會因素而非生理因素有關。當社會條件允許時，女性可以變得同男性一樣好或一樣壞。例如女律師就全都表現出敵對性、雄辯性和統治性的行為。這種行為也出現在女性在學術上挑戰男性學者提出的關於人性的偏見方麵。（Ne！son，et al。58）
據此社會建構論認為，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身體都是社會建構的，都不是自然的分類。由於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都是社會建構的，男性和女性（社會性別）的建構並不僅僅來源於男性和女性的身體（生理性別）。（Cromwell，33）男性和女性都是社會建構出來的，不是天生的，所謂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都是後天獲得的。
極端本質主義認為：一切都是生理決定的；而極端社會建構論則認為：一切都是社會建構的，不存在先天的自然事實。論爭雙方各自堅持生理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的立場，相應的是“自然”與“文化’的兩分法。前者強調天生的自然基礎，後者強調養育的作用、社會條件、社會權力關係、或者個人選擇。
社會建構論又可以細分為以下多種理論：
性別的文化建構論：性別建構的差異存在於文化與文化之間，以及某一文化之內。性別的文化建構是指，在不同的文化和社會中，性別的概念和行為規範會按照當時當地的習俗被建構起來。比如，亞洲文化要求女人被動和柔順，亞洲女性的人格特征就會被這樣建構起來。女性主義不僅強調社會性別的文化建構，還強調性別不平等的文化建構，性別構成的權力關係。
社會角色理論：男女的心理區別來源於社會角色不同，由於勞動分工不同，女性更多在家庭裏活動，男性更多在社會上活動。許多文化都有男主外女主內的風俗。社會角色分工的起因部分來自身體的區別，主要包括女人的生育和哺乳的需要，身高和體力大小的區別等，但是更多地決定於社會習俗對性別角色的規定。
心理分析理論：男女兩性的起源和發展是長期的爭論，心理分析是最早涉足這一問題的。從弗洛伊德的兒童性欲理論可以知道，雖然兩性具有極為不同的心理本質、性本質，但是所謂男性氣質、女性氣質、異性戀、同性戀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獲得的，是特殊的文化環境造成的。
社會建構論在許多問題上提出了與生理決定論針鋒相對的觀點。
以生育問題為例。在生育問題上，本質主義的觀點認為：女性生育的孩子有限，而男性生育得卻很多，他可以同很多女性生育。由於精於數量多，所以比較便宜；卵子數量少，所以貴重。反本質主義觀點則認為：男女之間並沒有本質的差別，隻有社會經曆和源自社會經曆的觀念的不同。
再以溝通和影響問題為例。社會建構論對交流和對他人的影響力的性別差異的解釋有以下幾種：地位特征理論認為，由於女性比男性地位低，所以男性對他人的影響比較大；社會角色理論認為，由於男女社會角色不同，男主外，女主內，所以男性的影響較大；既存性別模式理論強調兒童積累的性別知識影響其行為，由於環境是分性別的，兒童就會學著用性別分類來整理自己的知識；社會學習理論則認為，規範化和強化訓練最終造成了分性別的行為模式。社會直接強化對正確性別行為的獎勵，對錯誤性別行為的懲罰，或者通過直接強化，或者通過觀察學習，人同時獲得了對性別角色的知識與性別認同。
在性別的勞動分工問題上，社會建構論的解釋是這樣的：一個社會中男女工作類型不是由生理決定的，而是由社會安排的。工作的性別不平等是為男性利益服務的，然後被非正式的習俗和正式的法律體係加以強化。一旦這些社會結構障礙被去除，女性完全可以像男性一樣工作，男女兩性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果完全可以達到相同的水平。
此外還有女性美德是天生的還是社會建構的這一問題。男性在嬰兒期同女性一樣無法自立，要靠社會上的其他人來撫育，因此男性的社會性不應當低於女性。女性在曆史上一直是關心照料他人的人，但是她們這樣做並不是因為美德，美德倒是女性處境的結果：因為女性總是在照料他人，致使女性對個人自由評價較低，對相互支持和安全感評價較高。
社會建構論的漸成氣候雖然是這幾十年的事，但是一些思想家很早就萌發過社會建構論的思想。我們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女性主義作家弗吉尼亞？沃爾芙，她就具有建構論的意識。她曾指出，在文學史上男女作品在質量和數量上的差異不是生理原因造成，而是由社會文化原因造成的。這些原因大多是物質性的（grossly material things），如教育、職業和政治過程的機會不均等。
19世紀著名的女性主義作家穆勒指出：“所謂存在於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智力差別，不過是他們在教育和環境上的差異的自然結果，並不表明天性上的根本差別，更不必說極端低劣了。”
馬克思、恩格斯也是反對性別問題上的生理決定論的。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波伏瓦的名言是社會建構論較早的一個表達：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變成女人的。
女性主義理論家喬多蘿也指出：對性別差異的意識並非天生的，而是後來發展起來的。（Meyers，15）喬多蘿將男性性別認同與男性統治等同起來，認為它是男性統治的原因。
一般認為，生理性別是生理的真實，社會性別是社會的產物。福柯被認為是顛覆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關係的第一人，性別與權力共存，在兩分的本質主義的性別區別中是因不是果。根據福柯的觀點，生理性別，無論是男性氣質還是女性氣質，都是隨曆史的演變而變化的，是話語的產物，是異性戀霸權的產物，表現在性實踐中。福柯提出了關於日常生活中的統治和抵抗的理論，這一理論涉及國家的管理技術、醫療、快樂學的知識領域。他的基本觀點是，權力是生產性的，而不僅僅是壓製性的，就連壓製本身也是生產性的。
通過自然和文化的對比來定義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之間關係的最有影響的嚐試是羅賓（Gayle Rubin）在1975年發表的《女性交易：性“政治經濟學”筆記》一文，她的理論和跨文化分析指出，所有的社會都存在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體係：它是“一套安排，在其中，人類的性和生殖這種生理的原始物質被人類的社會幹預所塑造，以傳統的方式加以滿足，無論這些傳統方式有多麼糟糕。”（轉引自Glovep，et al。PXXIV）
1999年在英國廣播公司開展了一場辯論，達爾文主義哲學家克羅寧（Helena Cronin）提出，存在於兩性之間的深刻的心理差別可由達爾文進化論加以解釋：由於男性為爭奪女性而競爭，女性謹慎選擇配偶，這就意味著，男性由自然決定比女性更具競爭性，更野心勃勃，更有地位意識，更投入，更一心一意，更不屈不撓。這是一個我們應當接受的幾百萬年的事實。男性有一套特定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女性有另一套思維和行為方式，它們跨曆史跨文化地保持基本不變。（Tripp，2）
社會建構論者格裏爾（Germaine Greer）則指出：“我同意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有很大區別……但是我也相信，男人為創造男性氣質進行了艱苦的努力……他們行為方式的許多方麵是高度文化式的，極端變化多端，能扮演多種角色的，能夠被很快加以改變的……事物不能違反生理學，但是關鍵的問題在於文化參與製造了生理學。”（轉引自Tripp，2）
格裏爾認為，社會性別就是所謂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按照格裏爾的模式，社會性別隻能被理解為一種可變的不確定的文化建構。男女兩性的思維、行為和互動主要是由他們生活於其中的文化決定的，而不是與生俱來的。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曆史時期有著顯著的不同。不同的文化對所謂生理學“事實”有著不同的解釋，比如對母性的解釋就很不同。
從政治上看，克羅寧的模式是保守的：如果人類行為和心理隻是在長期的進化中才能改變，那麼在短時間內就很難看到變化。格裏爾的模式則是激進開放的：人是社會的產物，不停地適應和發明，發展和變化。如果性別結構是文化環境建構的，那麼它就像文化一樣可以受到政治的幹預，發生巨大的改變。過去不可想像的事物最終將會變成可以接受的。
3、化裝和表演理論
在社會建構論的思想流派中，有一大批思想家，他們的精彩論述為我們開啟了觀察性別問題的嶄新視角。尤其是瑞維爾（Joan Riviere）的化裝理論（womanliness aS a masquerade）和巴特勒的表演理論，更是重寫了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區分的理論。
瑞維爾是弗洛伊德的一位分析對象，後來成為心理分析家。她的內心是男性的和高度智慧的。她本人在男權社會中就是化了裝的，假裝成一位傳統女性。她關注的問題是：如何能夠做到既有智慧，又做女人，如何做一個知識女性。她的思想原本已被埋沒，後來由於拉康在著作中提到她和她的化裝理論，才引起了普遍的關注。
她所謂的化裝就是戴上女性的麵具，化裝成女性。她的情況屬於女性在內心認同男性，但在表麵假裝成女性。在化裝時，一個女人似乎在模仿真正的女性，但是所謂真正的女性不過是模仿和化裝而已，它們是一回事。
對化裝理論具有最強烈感覺的人是尼采，他受到女人、真理、麵具和女性主義的煩惱，他說：如果女人沒有做二等角色的直覺她就不會有追求時髦的天才。“她最藝術的一點是欺騙，她最關心的是容貌和美麗。”
拉康也從社會建構論角度專門論述過性別角色問題。他認為，社會性別角色是麵具，而不是規範。他舉過一個著名的例子：一列火車進站了，一對小兄妹麵對麵坐在火車包廂裏。當火車停下來時，他們透過車窗可以看到站台上的建築。哥哥說：“看呀，我們到女廁所了！”妹妹馬上反唇相譏：“傻瓜，你難道看不出我們到了男廁所了！”（轉引自Tripp，169）這個例子旨在說明：第一，像孩子一樣，我們看不到社會性別和生理性別關係的結構，我們受到結構權力的影響，卻根本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我們根本不能辨認出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體係控製和局限我們的行為的程度。第二，兩個孩子都用對立的性別來界定自己的位置。男孩隻看到女廁，女孩隻看到男廁。另一性別的事對於我們來說總是秘密。第三，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區別是以語言的形式出現的，並不是自然或生理的事實。總之，社會性別在拉康看來並不是建立在任何主體的固有的、內在的、本質的性別特征之上，而是建立在與另一性別的符號對比之上的。第四，從所指到能指的整個體係最終是人為製造的，並沒有自然或公正的理由。一個廁所（或一群人）被稱為女性，另一廁所（或一群人）被稱為男性，並無先驗的理由要求這種劃分。性別的劃分是通過一係列的社會習俗完成的。第五，無論依據生理和社會性別的劃分是多麼人為，這一體製卻得到了嚴格的執行。西方社會將繼續將廁所作男女區分不是偶然的。女人如果穿男人衣服，就會被執法者要求提供她是女人的證據。第六，拉康並不主張解剖學即命運，但暗示文化為以解剖學為依據的性別發了通行證。男人要按男人的規則做，女人按女人的規則做。“解剖學的區別並不等於性別差別，但是解剖學的區別塑造性別差別，成為性別差別的唯一標準。”（轉引自Tripp，169一170）
對於拉康關於性別的思想，女性主義作出這樣的評價：第一，他改變了傳統對生理性別和心理性別的看法，引入了社會建構論。第二，他認為女性的性是男性的補充。女性的性是被動的，來了快感而不知道。這是錯誤的。拉康的心理分析是陰莖中心論的另一形式。（Tripp，178）女性主義學者斯柯特（Joan Scott）對它評價也並不太高，她說：“拉康的火車並沒有使女性主義走得更遠一些。”（轉引自Tripp，171）隻不過是社會建構論而已。她認為，社會性別就是將一個社會建構的類別加在事先確定的分生理性別的身體之上。她提出應當將注意力從生理性別轉向社會性別，在性別、階級和種族的交彙點上重新定義和重新建構政治和社會平等的觀念。
勞麗蒂斯（Teresa de Lauretis）將生理性別差異放在生理決定論一邊；將社會性別差異放在文化建構論一邊。她主張打破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關係，認為社會性別並不是身體特征或早已存在於人體之中的什麼東西，而是某些社會技術的產物和過程。（Tripp，172）
法國作家威蒂格（Monique Wittig）認為，唯一的答案是對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全麵解構。因為社會性別是性別之間的政治壓迫和對女性的統治的語言指標；生理性別則是“發現社會作為異性戀霸權”的政治和哲學分類。在社會中，女性被打上生理性別的烙印；在語言中，女性被打上社會性別的烙印。她說，社會性別“是一個本體論上的不可能性，因為它試圖完成存在的劃分”。在這個問題上，女同性戀話語是對話語的重新徹底檢查，它表明，存在是不能分割的。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分類不是理解完全自我的方式。？開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拋開男女區分，社會將由本體論意義上的完整的主體組成。因此，我們應當感謝女同性戀現象所引發的語言學革命。（Tripp，178）
威蒂格指出，與性別的多元化不同，在與性別有關的語言中，男性的角度總是被當做一般的角度，如用男性人類（mankind）指稱人類，用男性的他（he）指稱男女兩性都在內的他。她將語言革命視為社會變遷的先導，她認為，僅有經濟變遷是不夠的，必須製造關鍵概念的政治變遷。因為語言會極大地影響到“社會機體”，為它打上烙印，強烈地塑造它。（Glover，et al。PXXIX）
威蒂格指出，維護男女不平等，語言起到重要作用。它在無形之中否定了女性作為主體行動的能力。女性隻能在與男性的關係中被定義，不能獨立地被定義，不能因為其自身的存在被定義。因此，那些拒絕異性戀關係的人就等於拒絕成為男人或女人。
威蒂格主張用某人（One）代替所有人稱代詞（I，you，he，she，we， you，they，everyone）。她發明了一個新的自我，一個沒有性別認同的人，這個人稱代詞非動物，非植物，非礦物，是不確定物。
關於兩種“自然”的生理性別的種種特征是由社會性別製造出來的有一個證據：那就是在出生時兩性器官不明顯的人。醫生以性別角色的文化價值觀為基礎創造出“自然”的性別――用手術取舍某一性別。這就證明所謂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並不是與生俱來的。
戴弗（Devor）討論了變性手術對於性別理論的意義。她認為，被醫生通過手術途徑賦予的生理性別，被製造出來的第二種生理性別，並不比原來的生理性別更自然或更文化，人能夠變性這件事本身，使我們認識到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角色的非自然性。但是變性手術既不是女性主義的，也不是解構的，它反而應當被視為對傳統性別角色的強製遵循：如果想認同與生理性別不同的社會性別，就必須首先得到不同性別的人的身體，這究竟有沒有必要？
戴弗反對用變性手術或選擇性別手術處理此類問題，呼籲“性別混合”，並認為性別混合“能夠成為從當前的男權性別主義社會性別模式過渡到廢棄社會性別概念使之變得無意義的未來狀態的一個過渡階段”。（轉引自 Tripp，180）
從表麵看戴弗和威蒂格有像處，但是戴弗並不是去尋求一種前社會的完整主體，她的目標是創造一個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相結合的相當寬泛的領域，使性別這一概念不再成為製造歧視的基礎。
德裏達的性別解構論認為，不應當將性別差異理解為性別對立。我們應當超越性別兩分，這一直是哲學和心理分析所作的解釋的問題之所在。
德裏達有一個關於梵高的作品《鞋》的著名分析。海德格爾和夏皮洛從中看到了農民、女人，德裏達卻通過他們的分析看出：對立――左與右，男與女，城與鄉，農民與畫家――以及能夠看出這種對立的能力。在西方哲學中，隻有當對象被劃分為相輔相成的對子（男與女，陰莖與陰道，內與外）時，性別才成為可見和可想之物。（Tripp，181）
德裏達尋求的是非兩分的、非對立的性別，它“有著不同性別聲音的多重性”，“非認同的性別特征表現在那些由不同設計所承載、劃分和多重化的每一個個人的身體上麵”。（轉引自Tripp，181）於是性別差異就像伊麗加萊關於女性所說的那樣：“她們的快樂不可能有什麼規則，也不可能有什麼話語。”（轉引自Tripp，181）
德裏達的想法被批評為“烏托邦”，因為在現實社會中從未有人有過此種經曆。但是有些女性主義理論家讚成超越性別的兩分和對立，認為這是德裏達思想中對女性主義最有價值的論述。德裏達的寫作是明顯的“烏托邦”，它構造了我們現行體製之外的另一處地方，而在我們的體製中，性別作為一種嚴格的身份存在於既存的異性戀模式當中。這種“烏托邦思維”對女性主義來說是重要的，因為它“要求對可能的然而又是不可表達的東西的不斷探索和再探索。”（Tripp，181）
巴特勒的“表演”理論是社會建構論身體政治的一個主要論點。社會建構論認為：一個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變成女人的。人可以是生理上的女性，但拒絕女性氣質。所謂女性氣質是“一種對接受下來的性別規範的表演和再表演模式，它是表麵的，就像人體的許多風格一樣。”（巴特勒，1985年）
在《性別麻煩》一書中，巴特勒進一步解構了異性戀霸權，顛覆了當代社會把它當成是統治的、必然的、強製的性的邏輯。她反對生理性別通過社會性別繼而通過性表演出來的理論，發展出一套“性別表演理論”。性別身份不是個人的特性，而是一種必須重複表演的行為。
巴特勒深受福柯影響，主張性別是通過重複的表演行為從話語中形成的。作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是“將一種持續的扮演當做真實的”。生理性別是“將話語和‘文化表演’的效果真實化了”。（轉引自Tripp，14）
巴特勒在1993年《重要的身體》一書中寫道：“前話語的‘生理性別’在社會性別的文化建構過程中及其作為行為的確定參照點並不存在……生理性別已經就是社會性別，已經被建構了……性別的‘物質性’是被強迫製造出來的。”（轉引自Tripp，14）
對於巴特勒來說，“女人”和“男人”不再被當做分析的固定和基本的類型，是先於社會性別的文化構成的存在。巴特勒認為，社會性別是“公共行為”的符號形式，是一種戲劇性的隱喻。它既是曆史的，又是個人的。社會性別是一種選擇，是一種可以拿起又可以放下的身份。但是，巴特勒反對這樣的觀點，即性別是早上起來才決定今天要做哪個性別的人，晚上又換成另一種性別的人，人可以像一種消費某種商品一樣來消費性別。在社會教化的過程中，一個嬰兒被培養成一個男性或一個女性，這一培養結果是長期反複練習和強化的結果，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不可改變的。正如有人（如哈伯斯坦，Judith Halberstam）在專門研究了“女性的男性氣質”之後得出的結論那樣，作一個“性別顛倒的人”可以是相當“自然的”。
巴特勒認為。生理性別是社會性別回顧性的投射，是它的虛構的起源。生理的性別被當做起源或原因，而事實上是製度、實踐和話語的結果。生理性別並不先於社會性別，性別認同的意識是通過重複的表演或對我們的文化中社會性別的規則和習俗的引用而生產和再生產出來的。
巴特勒質疑生理性別作為自然事實先於文化建構的社會性別存在，她說：“社會性別之於文化並不像生理性別之於自然。”（Tripp，172）“自然是文化的真正起源”隻是一種假象，然而這一假象對於文化來說是必然的，是它表達自身的基礎。巴特勒的目標不是解構社會性別以發現自然的生理性別，在性別的最深處並不存在社會性別或生理性別的基本事實。社會性別作為一個話語因素實際上製造了對於前話語或內在的生理性別的信念。實際上，生理性別反倒是社會性別的產物，社會性別在時間序列上應排在生理性別之前：“社會性別是一種表演，它製造出一個內在的生理性別或本質或心理性別內核的假象。事實上，社會性別被自然化的途徑之一就是通過被建構為一種內在的、心理的或肉體的（生理的）必然性。”（Tripp，173）
按照巴特勒的觀點，生理性別在社會性別之後，並不意味著社會性別就是真實的東西，社會性別隻是表演（drag，performance）而已，是一種特別形態的模仿。它並不是模仿一種真實的生理性別，而是模仿一種理想模式，這一理想模式是自我的設計，並不存在於任何地方。這一社會性別理想模式永遠不會固定下來，而是被每一次社會性別表演不斷地重複著。性別化的身體就像一個演員出演一場沒有劇本的戲劇，這個演員拚命想要模仿一種從未經曆過的生活。
巴特勒認為，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關係是持續的自我解構。它建構了所謂自然，隻是我們忘記了它是建構而成的。在解構過程中，結構的碎片被視為自然的，其實它們是建構的。
巴特勒在《批判性的酷兒》一文中提出，表演活動是權威講演的形式，大多數的表演都是聲明，也表演某些行為，行使與之相關的權力。巴特勒的社會性別的表演性質是下列當代潮流的反映：有意戲劇化的以問題為基礎的政治運動，例如酷兒國（Queer Nation）；時尚的和典型的性別模糊的身體藝術形式，例如文身和身體穿刺；性欲少數族群的公開性的增加，包括易性和易裝。她的概括捕捉到了性別化身體的當代表現的流動性和表演性；我們對性別的可塑性和適應性的信念；我們所遇到的從外表“讀出”身份的困難。
總之，女性主義既不是要建立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之間區別的真實性質，也不是要消滅這種區別，而是為性別特征的極端的不穩定性開放空間。女性主義在性別差異問題上最關注的是，把過去被認為是自然的、天賦的、不可改變的性別特征，重新定義為不固定的、可塑的。女性主義主張解放性別認同，使它向各種選擇開放。它期望性別認同不再像傳統社會中的“成為一個男性”或“成為一個女性”，而是“關於我們選擇什麼樣的社會性別的微妙的心理和社會的權衡”。（Glover，et al。7）
4、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有三種立場：第一種是本質主義的立場，主張女性就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生理和社會身份；第二種是反本質主義的立場，主張解構女性這一身份；第三種是策略本質主義的立場，主張將承認“女性”身份的存在僅僅當做一個暫時的策略，從女性長遠的利益出發，還是應當最終解構性別結構。
本質主義的立場是性別問題上最長久也最常見的立場。在20世紀60至70年代，為了將女性問題從個人領域進入社會領域，使用“女性”這一概念似乎有著絕對的必要性。但是當時隻有知識女性中某種人的聲音能夠被公眾聽到，隻有她們的利益被提上議事日程，隨後更廣泛的女性利益才被提出。
堅持女性身份的學者認為，不應認為“女性”這一概念隻是策略本質主義，因為策略本質主義似乎隱含著女性這個類別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意思。她們認為，應該將女性這一概念理解為一個複雜的多元的充滿差異的概念。但是相對於男性，它還是一個可以成立的概念。（Jaggar，et al。297）
女性主義運動中的本質主義立場又被稱為“反反身份政治”（anti-anti- identity politics）的立場，它的主要觀點是：反身份政治的人們忽略了性別不平等問題，使得女性主義運動喪失了動員群眾的話語基礎。
持這一立場的人們認為這是問題的關鍵，如果女性這個類別不複存在，怎麼會有女性運動？這豈不成了女性運動的取消主義？答案是：女人既然已經由社會建構出來，要想改變現狀隻能在社會和文化中改變。於是，當代女性主義陷入了一個兩難窘境：一方麵有建造“女性”身份並賦予它堅實的政治意義的需要，另一方麵要打破“女性”這一類別和粉碎它的過於堅實的曆史。
堅持本質主義立場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這個詞可以保留，這樣做不隻是出於策略考慮，而是僅僅把女性看做是一個群體。
更多的女性主義者尤其是後現代女性主義者則認為：身份政治隻是策略需要，但必須承認身份政治的許多形式的本質主義基礎的性質和局限性。她們認為，身份應當被視為由話語建構的、必要的，但永遠是偶然的和策略性的。
巴特勒的表演理論在女性主義內部引起了很大的論爭：因為她不僅解構了男女的分類，而且解構了同性戀異性戀的分類。很多人崇拜她的理論，但是不喜歡她的神秘難解的腔調和精英的態度。她們認為她將“女人”和“同性戀”都視為很不穩定的分類，這就為女性政治和女同性戀政治造成了困難。
身份問題上的第二種立場是反本質主義的立場。這一立場以巴特勒的觀點最為典型，它如何解決解構性別劃分結構與現實政治鬥爭的矛盾呢？“女性”的概念是否有本質意義？巴特勒說：有人認為反本質主義是“寒潮”，使女性主義不能去尋找任何女性的共性，使女性喪失了結構性的共同基礎。（Jaggar，et al。295）
對此，巴特勒作出了兩個回答：
第一，“有政治必要性作為女性講話或為女性講話，我不想與這種必要性爭論，但是一定要注意到女性內部的差異。”這就是說，巴特勒並不完全否認“女性”這個身份的策略意義，但是她希望人們在使用這個類別時，不要忽略了它內部的差異。
第二，“如果擔心一旦不能再把主體及其屬性、性或者物質性視為當然，女性主義將會一敗塗地，那麼明智之舉是考慮一下讓那些從一開始就設法使我們處於從屬地位的前提保持在原位會產生什麼樣的政治後果。”把“女性”的身份視為天經地義的存在，視為“自然”的存在，那麼男尊女卑的男權製也就是天經地義和自然而然的了。這是女性主義絕對不能接受的判斷。
巴特勒在《暫時的基礎：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問題》一文中指出：“與後現代主義相反的一種努力，則試圖加固那些首要前提，即：任何政治理論都需要一個主體，需要從一開始就假定它的主體、語言的參照性以及它所提供的體製描述的完整性。因為沒有一個基礎，沒有這些前提，政治簡直不可想像。”“主張政治需要一個穩定的主體，意味著聲明這一主張不能有政治對立麵……於是，這種單方麵確立政治疆域的行動就像一個獨裁陰謀，其目的是使關於主體地位的政治爭論立刻得到平息。”
巴特勒說，女性主義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假定女人和男人各自從屬於一個有著共同特征、興趣、分享共同身份的群體。（Dunphy，29）在政治上很有必要使用“女性”、“酷兒”、“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這些詞，這些術語在我們能夠完全理解它們之前就被說了出來。她認為，“女性”一詞在學理上是模糊的，但是在政治上要清楚。區分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不一定對我們有幫助。
一個矛盾的模式是：社會性別不僅是我們接受的，也是我們抵製的。它維持我們的存在，又限製我們的存在。它影響我們的決定和行動。用巴特勒的話說：社會性別是一個“麻煩”。“社會性別不應當被建構為一個固定的身份”，而應被視為“結果”，是“身體姿態、動作和不同風格的有規律的重複的產物”。（Glover，et al。157）社會性別既非永遠固定的，也非永遠流動的，而是受到社會和文化的限製的。
有人提出一種分兩步走的方案：雖然女性並不是一種固定身份，但文化和社會把它看成是某種身份，這是當前的現實。我們第一步是爭取各種身份之間的平等身份，第二步是解構女性這一概念，不再把它視為一種身份，而是把它視為行為。“承認一種身份、一種標簽無論多麼有價值，總是有可能將其僵化、固定化，阻礙變化，使觀點變成教條，立場被製度化，潛在的盟友被排除，從而使女性主義變成保守主義。”（Tripp，40）
持反本質主義立場的女性主義者提出到底是要身份政治還是要橫斷麵（transversal）政治的問題，身份政治將男女兩性的關係視為唯一的、對立的，排斥了政治身份的多樣性；而橫斷麵政治則承認具有各種特殊傾向的群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女性主義同性戀研究者開始強調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社會建構性。由此發展出來的酷兒理論在90年代引起極大關注。
酷兒理論超越了同性戀身份政治，在性別和性的問題上站在反本質主義的立場上。反對正統觀念，提出性別非固定性的理念，破壞固定不變的分類，質疑所有的本質化的傾向和兩分思維。
酷兒理論指導下的寫作以性為主題，特別是從同性戀者和易性者的角度提出問題，質詢對性、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傳統理解。所謂酷兒性（queerness）指的就是難以適應分類。所有那些自稱“酷兒”的人最明顯的特征就是難以為他們分類。不止是有男性氣質的女人、有女性氣質的男人、同性戀者、易裝者、易性者，還有很多難以歸類的人都會感到：“我的自我不僅僅是這樣的，我比這個要多得多。”
塞芝維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為酷兒所下的定義是：“酷兒可以指：開放的錯綜複雜的可能性、斷裂、重新選擇、不和諧、不協調、不一致與回應、共鳴、意義的偏離與超越，人的社會性別的形成因素並非與其生理性別完全一致。”（Glover，et al。106）如果說在女性和女性主義內部有著如此豐富多元的身份，單一的女性概念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身份政治中的第三種立場將本質主義和反本質主義二者都否定了，認為前者忽略了女性內部的差異，後者不能創造有效的理論和政治。它主張將性別劃分隻當做暫時的策略。因此，這一方案又被成為“策略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這是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提出來的。公開承認女性概念是一種政治幹擾、政治介入，目的就是為了爭取政治利益，而不是為了說明真實情況。“女性”不應當被理解為“一個自然的階級”，而應當被當做一個為了特殊目的組成的政治聯盟（Diana Fuss）。（daggar，et al。295）對女性作為一個社群的強調是一個階段，這對鬥爭是基本的需要，雖然女性內部有差異，但是她們仍屬於一個階級。二，關於性別氣質問題的論爭
1、同與異的論爭
長期以來，在女性運動中一直有兩種主要的傾向，一種是強調男女兩性的相似之處，另一種是強調男女兩性的相異之處。這兩種傾向之間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有人為此將女性主義者劃分為要求平等（equality）者和強調特性（identity）老兩大類，並將女性運動中的這兩大類概括為人性女性主義和女性女性主義。前者主張女性應當發展其人性，這一發展與性別無關；後者則主張女性應當發展其女性。前者強調男女兩性的共性和平等，後者強調女人應保持和發揚自己的特性。前者要求對男女同樣對待，後者要求對女性的特殊性質和活動加以特別的對待。前者強調女性應當享有同男性相同的地位，後者則強調女性特異的本質及其在社會生活中應當起到的更大的作用。強調平等的女性主義者如斯坦頓（C。C。Stanton），否定性別的差異；而強調特性的女性主義者如亞當斯（J。Addams）則認為，差異的存在對女性不是不利條件，而是有利條件。
曆史學家將女性運動第一次浪潮中有關男女兩性的同異之爭做了精細的劃分：從1848年至1890年，主要的思潮是強調男女的共性；從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則轉而強調男女兩性的差異和個性，其主要表現形式是對母性的公開討論，強調女性的生理能力（主要指生育能力）影響了女性的性格。（Bacchi，19）隨後，女性運動分裂為“同”與“異”兩大陣營。一部分女性主義者主張男女應當“相同”，她們不願生養孩子，追求個人機會與興趣，接受法理社會的原則；與此相反，那些主張男女“相異”的人則接受禮俗社會的原則，強調傳統女性角色，不讚成女性就業，主張在家內爭取女性的經濟獨立和地位。如果從曆史演變的大趨勢來看，在女性運動的早期，比較強調的是“同”，是男女平等，女性運動的目標是去爭取男性已有的權利，要求去做男性所做的事情；自2。世紀70年代以來的女性運動轉而強調男女的差異，去爭取的是女性的解放，女性特殊價值的實現，而不僅僅是男女平等。這是對一個多世紀女性運動最粗略的概括，是女性運動總的走勢。
女性運動內部關於兩性的同與異的爭論是在三個層麵上展開的：第一個層麵是抽象的哲學層麵，其爭論焦點是男女兩性基本性質和性格特征之異同；第二個層麵是功能主義層麵，其爭論焦點在於男女兩性是否有或應該有不同的社會角色與功能；第三個層麵是體製層麵，爭論的是女性是否應當在製度和立法上爭取到與男性不同的待遇。
弗裏丹在《女性的神話》中曾引用過美國一位參議員在1866年發表的一個觀點，他認為，如果給女性以平等權利，就會毀掉她們那種“十分溫順柔和的天性，正是這種天性，使得她們對社會生活中的動亂和鬥爭退避三舍，絕不參與”，“她們有比別人更崇高更神聖的使命，那就是在靜處幽居之中造就未來男子的性格。她們的使命是在家裏，當男人從生活的鬥爭中回到家裏來後，用她們的奉迎和柔情去撫慰男人激動的心，而不是自己投身進去，在生活的鬥爭中火上澆油。”那些老式的保守主義者對爭取女性財產權、就業權和選舉權的女性主義者痛心疾首地說：“看來她們對自己失去女性特征還不滿足，她們還想讓全國每一個女人都失去女性特征。”還有人給那位在美國曆史上首次出席州立法會議的女性格裏凱姆寫信說：“女人的能力就是她對別人的依附，正如葡萄藤，其力量和魅力就在於依附棚架，將一串串果實半遮半掩，如果葡萄藤也想像榆樹那樣，綠蔭蓋地，自由自在，那麼，它不僅結不出果實，還會落入塵土，丟盡臉麵。”弗裏丹批判了那種以科學麵目出現、實質是歧視女性的偽科學，她引了一段這種偽科學的典型觀點：“所有的觀察資料都表明了這樣的事實：理性的女性是男性化的；在她身上，熱烈、直覺的知識屈從於冰冷無益的思想。……社會心理學上的規律是這樣的：女性受教育越多，就越有可能出現程度不同的性生活失調；在同一組女性中，性生活失調越嚴重的人，生的小孩就越少……她們不僅在生孩子方麵，還在性快感方麵，都已經失去了女性的特征。”
弗裏丹在她的書中還批判了弗洛伊德對女性心理的錯誤概括，其矛頭主要指向關於閹割情結和陽具羨慕的觀點。弗裏丹對弗洛伊德的批判頗有道理，理由如下：第一，認為男性比女性在身體構造上更完備是言之不能成理的：雖然男性有女性沒有的器官，可女性也有男性沒有的器官，隻是有差異而已，談不上兩性中有哪一性在身體構造上是不完備的，或某一性比另一性更完備或更不完備。第二，沒有證據表明女性對沒有男性生殖器普遍感到“耿耿於懷”或“受到傷害”；個別女人會有這種感覺，這是可能的；但同樣可以找到個別男人對沒有子宮感到“耿耿於懷”或“受到傷害”。第三，即使女性真的以為自己比男性缺少一樣器官，也沒有證據表明女性就會因此而普遍地感到自己處境低劣，因而變得鬱鬱寡歡。
生育在女性運動和女性主義思想史中始終占據著獨特的重要位置，因為生育對於男人來說是暫時的和他人的事情，而對於女人來說，它卻是一件長時間的自身的事情。與此一脈相承的是一個較為抽象的問題，即母性的問題。早期的女性運動認為，女性在共同的人類精神上與男性是平等的，但是在育兒和母親的社會功能上同男性相異。在爭取男女平權的過程中，社會努力能解決的問題已經不剩什麼了，剩下的問題要靠生理學來解決了。因此，波伏瓦和費爾斯通都曾主張，想要實現性別的平等，女性“必須要克服生育這一特殊性”（Barrett and Phillips，129）。
這一觀點的極端不現實使得許多人難以接受。於是，與此相對立的觀點主張，女人不應該變得“像男人”。這種觀點來自兩個方向：反女性主義的方向和讚美母性的方向。前者希望“女人要有女人樣子”，所謂“女人樣”還是傳統中的溫柔馴順的那一套；後者則認為，西方文化中有一種對肉體的深刻的仇恨與恐懼，應當反其道而行之――充分肯定和讚美女人的身體及其繁衍和哺育的能力；讚美女人的愛和平和關心他人，反對男性的好鬥和自私自利。結果引起了同與異之間的長期論戰。在這一論戰中，以波伏瓦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站在“相同”即平等一邊；激進女性主義站在“相異”一邊。這一論爭建立在肉體與精神、自然與文化的兩分的基礎之上，爭論的是二者孰輕孰重――是肉體和自然更重要，還是精神和文化更重要。
在男權社會中，男女兩性的差異有時被誇大，有時被否認。在性別差異被誇大時，就強調女人的撫育特征和不善於理性思維等特點，使性別的等級製合法化；在性別差異被否定時，就忽略女性的特殊利益和問題，如性暴力、性騷擾和女性對男性的經濟依賴等問題對女性的傷害。長期以來，女性所麵臨的選擇或者是被排除在權力機製之外，或者是被同化在男性的陰影裏，女性獨特的價值一直難以實現。
2、性別與氣質
主張兩性氣質不同的人們對男女的特質做了大量的區分和概括，例如：科學對詩意，活力對和諧，力量對美麗，智力對愛情，理性對浪漫等等。（兩性氣質的劃分可參見下表）
在人類行為模式的研究中，醫生采用荷爾蒙研究、生理學指標研究法采用了這樣一些指標：生理女性指喜歡婚姻和婚禮，重婚姻輕事業，喜歡嬰兒和兒童，兒時喜歡玩娃娃等。生理男性的證據則包括：喜歡活動量大的遊戲和玩具，自信，想幹事業，認為事業比家庭、做父母重要等。（Tripp，175）作這種劃分的人們並不一定持有孰優孰劣的觀點，他們當中有些人認為二者隻是角色不同，價值是相同的；另一些人則為兩性的不同氣質賦予了或高或低的價值。
這場關於兩性氣質的曠日持久的論爭在哲學層麵集中在以下幾對概念上：
第一是關於感情與理性的區分（亦有浪漫與理智的概括方法）。在感情與理性的問題上，西方文化中有一種傳統觀念，認為女人天生富於感情，缺乏理性，缺乏邏輯思維的能力。？托？威林傑的著作《性與性格》頗有代表性，他說：女人根本不懂人必須根據原則行動的道理，由於她沒有連續性，她體會不出對她自己的思維過程進行邏輯佐證的必要，她可以被認為是“邏輯上神誌不清的”。他首先將女人等同於肉體，繼而又將其等同於無意識的性欲；最後等同於消極被動的獸欲。英國政治家切斯特菲爾德曾說：“女人隻是長大的孩子；她們有著娛人的口舌，有時顯得機靈，但卻沒有實在的理性或理智……事實上她們隻有兩種情感：虛榮和愛情。”
在女性運動內部，有些人比較強調理性，例如穆勒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另一些人如福勒（Margaret Fuller）則更強調浪漫。然而，極少有人能夠對感情一理性這一劃分本身提出挑戰。直到後現代女性主義出現後，這一狀況才有改變。女性主義者認為，浪漫主義和浪漫文化已經成為加強性等級分層秩序的文化工具，其中包括色情主義（eroticism），女性的性的私人化和美人理想對女性的壓抑。（Pearsall，110）
第二是關於自然（nature）和文化（culture）的性別歸屬。很多人相信，女性更接近自然，男性更接近文化。理由有：女人的肉體看去更接近自然，女人的社會角色更接近自然，女人的心理更接近自然。不同意這種劃分的人們則反駁說：女人並不比男人更接近於自然，男女兩性都是有意識的，也都會死去，沒有什麼現實的證據表明一種性別比另一種性別更接近自然，或更遠離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