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gay”這一用語在20世紀60年代打破了舊式同性戀運動中那種自我辯護的姿態一樣，新出現的酷兒政治打破了70年代和80年代同性戀政治的少數派化和整合策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的出現正當同性戀運動成功進入主流文化之時。酷兒政治通過將許多互不相通的成分結合在一起，建造出一種新文化。他們也許是接受後現代主義的當代模式的第一批活躍分子。他們運用舊有和新式的成分建造出他們自己的身份――他們從大眾文化、有色人種社區、嬉皮士、反艾滋病活躍分子、反核運動、音樂電視、女權主義和早期同性戀解放運動中借用風格和策略。他們的新文化是奇妙的，敏銳的，無政府的，反叛的，反諷的。他們絕對認真，但是他們又想從中取樂。酷兒政治之所以是一個重要的現象，不僅因為它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而且因為它提醒人們，性政治這一整體在不斷地發明創新，從而走向存在的不同方式。（weeks，in Parker et al，45—49）
酷兒理論的主要觀點和主張可以被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麵：
酷兒理論的第一個重要內容是向異性戀和同性戀的兩分結構挑戰，向社會的“常態”挑戰。所謂常態主要指的是異性戀製度和異性戀霸權，也包括那種僅僅把婚內的性關係和以生殖為目的的性行為當做正常的、符合規範的性關係和性行為的觀點。對於學術界和解放運動活躍分子來說，把自己定義為“酷兒”，就是為了向所有的常態挑戰，其批判鋒芒直指異性戀霸權。
長期以來，人們以異性戀為常態，以同性戀為變態。在20年前，社會還認為同性戀是某種疾病，人們想給他們治病，想理解他們，或詛咒他們。這不是同性戀者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結構問題。在這種社會規範的統治之下，異性戀者憎恨同性戀者，同性戀者也因為自己的不“正常”而長期自我憎恨。同性戀恐懼症不再是個人的問題，而成為社會的問題。20世紀70年代活躍的同性戀群體打破了異性戀自然秩序的觀念。現在，異性戀的“自然性”受到了酷兒理論的挑戰，它提出了使性欲擺脫性別身份認同的可能性。
在傳統的性和性別觀念中，異性戀機製的最強有力的基礎在於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欲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一個人的生理性別就決定了他的社會性別特征和異性戀的欲望。盡管有大量研究證實了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區別，盡管有大量違反這三者之間關係的實踐，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一直沒有受到質疑。盡管根據金西報告，有50%以上的男性和30%以上的女性在一生中曾經有過同性性行為經驗，異性戀霸權仍舊認為，性欲的表達是由社會性別身份決定的，而社會性別身份又是由生理性別決定的。
在對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傾向的嚴格分類的挑戰中，巴特勒的“表演”理論有著特殊的重要性。她認為，人們的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的行為都不是來自某種固定的身份，而是像演員一樣，是一種不斷變換的表演。在巴特勒看來，沒有一種社會性別是“真正的”社會性別，是其他的表演性的重複的行為的真實基礎。社會性別也不是一種天生的性身份的表現。異性戀本身是被人為地“天生化”，“自然化”的，用以當做人類性行為的基礎。性身份的兩分模式（彼或此，異性戀或同性戀）從遺傳上就是不穩定的，這種截然的兩分是循環定義的結果，每一方都必須以另一方為參照係。同性戀就是“非”異性戀，異性戀就是“非”同性戀。因為對“表演”理論的強調，巴特勒的思想被人稱做激進的福柯主義，它被認為是一種新的哲學行為論，其中沒有實存（being），隻有行為（doing）。
對於巴特勒來說，根本不存在“恰當的”或“正確的”社會性別，即適合於某一生理性別或另一生理性別的社會性別，也根本不存在什麼生理性別的文化屬性。她認為，與其說有一種恰當的社會性別形式，不如說存在著一種“連續性的幻覺”（illusions。士continuity），而它正是異性戀將其自身在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欲望之間天生化和自然化的結果。在異性戀中，這一幻覺靠的是這樣一種假設，即“先有一個生理性別，它通過社會性別表現出來，然後通過性表現出來。”巴特勒反其道而行之，她認為，異性戀的性統治是生理性別的強迫性的表現。
社會性別表演在下列意義上是強迫性的，即一旦偏離社會性別規範，就會導致社會的排斥、懲罰和暴力，更不必說由這些禁忌所產生的越軌的快感（the transgressive pleasures），它會帶來更嚴重的懲戒。這一表演帶有緊迫性和強迫性，這一點由相應的社會懲戒反映出來。為了建構異性戀的身份，異性戀要求一種社會性別的連續性表演。（Butler，19-24）
在巴特勒看來，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欲望這三者之間的聯係建構了異性戀，而它必定是強迫性的和脆弱的。弗洛伊德所發明的“俄底浦斯情結”是對同性之愛的原初否定。俄底浦斯情結是借用古希臘神話中一位王子殺父娶母的故事來說明，所有的人都有異性戀的亂倫衝動。巴特勒認為，原初的禁忌並不是異性戀的亂倫，而是同性戀。異性間的亂倫禁忌不是原因，而是禁止同性性欲望的結果。異性亂倫禁忌所禁止的是欲望的對象，而同性戀禁忌禁止的是欲望本身。“換言之，不僅喪失了對象，而且欲望也被徹底否定，於是‘我從未失去過那個人，我從未愛過那個人，我真的從未感到過那種愛’。”（Butler，69）
通過鏟除異性戀以外的一切欲望，扼殺掉一切其他選擇的可能性，異性戀霸權的社會建構了一種性欲與性感的主體。社會性別的表演將身體的一部分器官性感化了，僅僅承認它們是快樂的來源。在異性戀傾向的建構過程中，人們認為隻有身體的這些部位是用來製造性快感的，社會性別的表演和性活動連在一起：一個“具有女性氣質”的女人要通過陰道被插入而獲得快感，而一個“具有男性氣質”的男人則通過陰莖的插入體驗快感。易性者陷入兩難境地，他以為如果自己沒有相應的性感器官，就不可能擁有某種社會性別身份。易性者通過植入或切除某些器官以表達他或她的身份，這不是一種顛覆性的行為，而恰恰反映出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欲望已經被“天生化”和“自然化”到了何等程度。在這一過程中，人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適當的性別表演上，而不是性感的性活動上。
這一表演就是“社會性別”關於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表演。這種表演使人理解了什麼是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兩分體係。因此，一個男扮女裝的表演並不是對原初形態的模仿，用巴特勒的一句名言來說，它是“一個對模仿的模仿，是一個沒有原件的複製品”。當一個男孩想穿女孩衣服或像女孩那樣生活時，是什麼力量逼著他非要去對自己的身體下那樣的毒手呢？為什麼他不能夠穿裙子，為什麼他不能夠簡簡單單地過他想過的女孩的生活呢？這就是因為他生活在異性戀霸權的淫威之下，一種無形的暴力在規範著他該穿什麼衣服、有什麼樣的做派舉止。這是一種多麼強大又是多麼可怕的力量。它能逼著人殘害自己的肢體。我們簡直不再能把它當成一種無形的力量，它簡直是有形到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程度了。
如果我們接受巴特勒的表演這一概念，使用表演這一尺度，按性身份和性欲的對象來劃分個人的類型就會變得毫無意義。酷兒理論傾向於接受虐戀和其他角色表演實踐，將其違反性規範的越軌行為定義為反禁製的性。把酷兒的性建立在一個不斷改變的表演的係列之上，就是對異性戀霸權的挑戰。酷兒理論造成了以性傾向或性欲為基礎的性身份概念的巨大變化，它也是對於性別身份與性欲之間關係的挑戰。
酷兒理論的第二個重要內容是向男性和女性的兩分結構挑戰，向一切嚴格的分類挑戰，它的主要批判目標是西方占統治地位的思維方法，即兩分思維方法。有些思想家把這種兩分的思維方式稱做“兩分監獄”，認為它是壓抑人的自由選擇的囹圄。
酷兒理論自覺地跨越了各種性類型的尊卑順序，它的中心邏輯是解構兩分結構，即時？身份或性欲的非此即彼的劃分。這個具有反諷意味的概念“酷兒”並不指稱某一種性類型，就像男同性戀或女同性戀這樣的身份，而是指這樣一種過程：性身份和對欲望的表達能夠擺脫這樣的結構框架。酷兒並不是一個新型的固定的“性主體”的標簽，而是提供了一個本體論的類型，它與現代主義話語中的兩分核心相對立。它拋開了單一的、永久的和連續性的“自我”，以這樣一種自我的概念取而代之：它是表演性的，可變的，不連續的和過程性的，是由不斷的重複和不斷為它賦予新形式的行為建構而成的。
在反對性別的兩分結構（男性與女性）的問題上，巴特勒成為最有權威的理論家。跟隨福柯的理論脈絡，她向固定的女性身份的必要性提出質疑。探索一種批判各種身份分類的激進政治的可能性。她向性別和性欲的內在能力，本質或身份的概念提出質疑，認為它們不過是一種重複的實踐，通過這種反複的實踐，“某種表象被沉澱、被凝固下來，它們就被當成某種內在本質或自然存在的表象”。“欲望的異性戀化需要‘女性氣質’與‘男性氣質’的對立，並且把這種對立加以製度化，把它們理解為‘男性’和‘女性’的本質。”（轉引自Segal，190）
在酷兒理論對各種身份分類的挑戰中，超性別（transgender）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所謂超性別包括易裝和易性，還包括既不易裝也不易性但是喜歡像另一個性別的人那樣生活的人。巴特勒認為，男女兩性的界限是不清楚的，生理學統計表明，世界上有6%至10%的人天生就處在兩性之間，他們的生理性別是不確定的。
兩性界線不清和有越來越模糊趨勢的表現在當今世界隨處可見，正在形成一種新的社會？尚。
在悉尼，打破兩性界線的人們舉行了一日的遊行，有成千上萬的“正常”人看到了他們。
美國的麥可·傑克遜是貓王以後最著名的歌星，是彼得·潘以來最著名的男女同體的民間英雄。他的存在是對男女兩分觀念的威脅。
英國的辛普森（Mark Simpson）在大眾傳媒中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最新的同性戀色情明星、被動肛交者和性受虐者的詼諧的公眾形象，他的形象出現在從足球和健美到關於去毛和男褲的廣告當中，他的形象說明，男性身體——裸露的、被動的、作為性感對象而被人渴望、被人觀賞的——開始以前所未有的姿態被展露出來，他說：“傳統異性戀的觀念在這種顛倒麵前已難以為繼。”（Segal，198-199）
除易性行為外，易裝行為也是超性別中一個重要的形態。易裝行為的一個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是對兩分的簡單概念的挑戰，是對男性和女性這種分類法的質疑。
超越性別角色這一社會潮流中的另一個重要形式是男角的女同性戀者和女角的男同性戀者，他們的存在使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傾向的全部定義都成了問題。這兩種人的自我社會性別認同與生理性別不符，他們的生理性別是男性或女性，而他們的社會性別認同是另一種性別。他們的性傾向也與生理性別不符：在心理上是異性戀的，而在生理上卻是同性戀的。
進入20世紀90年代，超越性別和性別角色的模糊化有愈演愈烈之勢。在某個心理診所中，一個女孩向醫生描述自己所遇到的問題：她想做一個男性，而且是一個同性戀男性。也就是說，她的生理性別是女性，她的社會性別是男性，她的性傾向是同性戀。她是女人，她愛男人，但是她不想作為一個女人來愛男人，而是作為一個男人來愛男人。這就是90年代人們所麵臨的新局麵。
對於“誰是易性者”這一問題的回答完全可以是這樣的：“任何承認這一點的人。”對此，巴特勒有一句名言：每個人都是易性者。她是指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成為一個標準的典型的“男性”或“女性”，每個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具有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
對於跨性別現象的重視，使得雙性戀傾向在酷兒理論中擁有了特殊的重要性。酷兒理論認為，自由解放的新版本就是取消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區別；如果實現了這一變化，所有的人將不得不承認他們自己的雙性戀潛力。雙性戀之所以有著特別的重要性正是因為，雙性戀者的存在本是就對“正常人”、女同性戀者和男同性戀者的區分質疑，雙性戀的形象就是一個重要的越軌的（transgressive）形象。雙性戀能夠解構社會性別與性的兩分結構的原因在於：首先，因為雙性戀占據了一個在各種身份之間曖昧不清的位置，所以它能夠昭示出所有身份之間存在的缺陷和矛盾，表明了某種身份內部的差異。其次，因為身份不定，雙性戀揭示出所有政治化的性身份的特殊性質：一方麵是個人性行為和情感選擇隨時間不同的巨大不連續性；另一方麵是個人政治身份的不連續性。
目前，有些酷兒已經幽默地自稱為“彎曲的直線”（Straight with a twist）。“直線”本是英文中“正常人”或“異性戀者”的通俗說法。“彎曲的直線”這種說法充分揭示了各種分類界線之間正在變得模糊起來的新趨勢。將來，我們會有彎曲的直線，會有搞同性戀的異性戀，會有具有女性氣質的男人和具有男性氣質的女人。一位學者打趣地說：“誰知道呢，也許在明年的學術研討會上，我們會看到這樣的論文標題：女同性戀的異性戀――最後的未知領域。”（Heller，47）
第三，酷兒理論還是對傳統的同性戀文化的挑戰。酷兒理論和酷兒政治預示著一種全新的性文化，它是性的、性感的，又是頗具顛覆性的，它不僅要顛覆異性戀的霸權，而且要顛覆以往的同性戀正統觀念。酷兒理論提供了一種表達欲望的方式，它將徹底粉碎性別身份和性身份，既包括異性戀身份，也包括同性戀身份。
英國背景的瓦特尼（Watney）和美國背景的沃納（Michael Warner）將酷兒政治定義為偽裝神聖的道德主義的男女同性戀身份政治的對立麵。瓦特尼指出，傳統的同性戀身份政治為了向人們對同性戀的刻版印象和熟視無睹挑戰，有一種以“同性戀社群價值”的名義壓抑在酷兒性行為中大量存在的差異的偏向，因此創造出一套關於同性戀生活方式的高度正規化的圖景。相反，酷兒文化是對這種高度正規化的同性戀價值的否定，其性多樣化的圖景囊括了從斯卡·王爾德到芬蘭的湯姆（Tom of Finland），甚至包括麥當娜這樣的人。瓦特尼宣稱，酷兒文化是對“占統治地位的性認識論權威”的挑戰。
酷兒理論抨擊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分別，揭露和批判了這種兩分論的隱蔽的運作方式。酷兒理論家司德維克（Sedgwick）是這樣解釋的：某種文化中兩極對立的分類，比如異性戀和同性戀的劃分，實際上是處於一種不穩定和動態的關係之中。因此，僅僅爭取對同性戀的正麵評價是不夠的，還要保護人們選擇做酷兒的權利。
酷兒理論向男女同性戀身份本身質疑，批評靜態的身份觀念，提出一種流動和變化的觀念。酷兒理論嚐試將個人身份政治轉向意義政治（the politics0f signification）。酷兒理論不把男女同性戀身份視為具有固定不變的內容的東西，而將身份視為彌散的、局部的和變化的。對於一些人來說，身份是表演性的，是由互動關係和角色變換創造出來的。酷兒理論批判了傳統同性戀理論在身份問題上的排他性，揭示出在建構男女同性戀身份的嚐試中，異性戀是如何被正規化的。
第四，酷兒理論具有重大的策略意義，它的出現造成了使所有的邊緣群體能夠聯合起來采取共同行動的態勢。酷兒理論相信民主原則在個人和個性的發展中也同樣適用。酷兒政治建立了一種政治的聯盟，它包括雙性戀者、易性者、女同性戀者和男同性戀者，以及一切拒絕占統治地位的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體製的人。酷兒政治接受所有認同這一新政治的人，不論他們過去有著何種性身份、性傾向或性活動。嚴格地說，一個人既不能成為一個同性戀者，也不能是或不是一個同性戀者。但是一個人可以使自己邊緣化，可以改變自己，可以成為一個酷兒。
“酷兒”一詞因此具有策略性的意義，而不是指稱某種具有永久性意義的身份。酷兒性（queerness）並不是一種新的身份，這一概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這些人們擁有共同的經驗，他們共同作為性越軌者（sexual outlaws）的生活方式，而並不是一種這些人共同擁有的本質主義的身份。它出現在那些孤立的個人當中，與一夫一妻製的家庭價值相對立，與異性戀霸權相對立。
許多酷兒活躍分子不再將自己定義為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甚至不說自己是異性戀者，而簡簡單單單地自稱為酷兒。酷兒的性活動很難在傳統的性結構領域中加以定位，它是一些更具流動性、協商性、爭議性、創造性的選擇。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也許需要“走出來”，但是酷兒身份卻是“走進去”的。酷兒還創造了他們自己的分類方式：酷兒，較酷兒，最酷兒（queer，queerer，queerest）。這種分類方式與以往的任何分類方式都不一樣。
酷兒理論的多重主體論（multiple SubJectivities）造成了在不同社會和種族的曆史背景下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不連續性（discontinuities），為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超性別者、易性者和雙性戀者的社群之間更強有力的聯合，為他們改造製度化的異性戀霸權的共同努力創造了條件。
最後，酷兒理論與後現代理論的關係。酷兒理論出現於後現代思想盛行之時，與後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酷兒理論的哲學背景是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理論。後現代理論是遇到最多誤解的理論，例如，它常常被人們誤解為要取消一切實際行動和現實鬥爭。因為它解構了所有的“宏大話語”，解構了所有的分類和身份，因而取消了所有現實鬥爭的可能性。
有些女權主義者就持有這樣的觀點，她們認為，女權主義不可過於投入後現代主義的懷抱，這是與敵同眠。她們認為，後現代主義是社會變革的敵人。這種態度與女權主義對酷兒理論的複雜感覺有相似之處。其實，這種恐懼和擔憂是建立在對後現代理論的誤解之上的。後現代的解構主義不過是一種模式轉換而已，它並沒有使任何事物變成“暫時的”或“不真實的”。認為“男性”和“女性”、“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作為一種身份的劃分是不正確的，並不會使它們因此變得“不真實”。實際上，它對於反抗壓迫的鬥爭是極為有益的，它可以使人們獲得一種擺脫現存的僵化的社會文化機製的力量。
後現代理論家威爾頓說：“我甚至要說，對於女權主義來說，性別的解構和重寫（這一重寫可能采取徹底取消性別的形式）的唯一選擇是消滅男性！無論性別是一種壓迫性的操縱性的結構，還是男人‘天生’要壓迫女人，女人是‘天生’的受害者，全都應當被掃除幹淨。”（Wilton，in Adkins et al，108）取消或者說解構“男性”和“女性”、“同性戀”和“異性戀”這些概念，並不像有些女權主義者所想像的那麼可怕，並不會取消現實的解放鬥爭實踐，而是為這一現實鬥爭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提供了一個新的武器。
酷兒理論是一種具有強大革命性的理論，它的最終目標是創造新的人際關係格局，創造人類新的生活方式，它的做法是向所有的傳統價值挑戰。
它向傳統的家庭價值挑戰。一位酷兒理論家說：“我認為，傳統的家庭價值不會延續到下個世紀，隨著人的壽命增加，我不相信人們能保持50年的一夫一妻製婚姻生活。我想我們會找到某種既不是一夫一妻製也不是通奸活動的生活方式。”（Grant，267）
它向傳統的性別規範和性規範挑戰。對於酷兒來說，他們的亞文化為他們提供了廣大的有意識的表演性的性與性別角色的天地，他們可以從男性角色變為女性角色，從異性戀角色變為同性戀角色。對於一個酷兒來說，即使是一個有易性傾向的人，也沒有絕對的必要做變性手術，按照酷兒理論，他完全不必受這個罪，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完全不必一致，想穿哪個性別的衣服就穿，想過哪個性別的生活就過，想做哪個性別就做，不必要先改變第一性征才有資格做某種性別的人。按照酷兒理論的理想，在一個男人不壓迫女人的社會中，性的表達可以跟著感覺走，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分類將最終歸於消亡；男性和女性的分類也將變得模糊不清。這樣，性別和性傾向的問題就都得到了圓滿的解決。
酷兒理論是一種具有很強顛覆性的理論。它將會徹底改造人們思考問題的方式，使所有排他的少數群體顯得狹隘，使人們獲得徹底擺脫一切傳統觀念的武器和力量。酷兒理論因此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為我們昭示了新世紀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