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革命的起因比較複雜。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社會巨變影響了家庭和社會的性觀念;民權運動為動搖傳統的價值觀念和成見作出了貢獻;在經濟條件上,發達國家進入了消費社會的富裕階段,不斷產生出更多更新的消費品已成為標準的社會期望,對性需要的滿足也同樣得到了默認;大量女性進入就業崗位,擺在女性麵前的工作機會和報酬方麵的不平等愈發明顯和更難忍受,女權運動得以發起反抗性別角色的革命;以“垮掉的一代”為代表的青年一代反主流文化的出現,使大多數年輕人拒絕接受官方以及大多數成年人的性觀念和規範;避孕的廣泛應用,造成了性與生育相互分離的可能性,使得人們以新的眼光看待有關性行為的社會規範。
性革命的一個深層原因可能是人口爆炸。現代技術結束了對大批人工勞力的需求,原子能和技術的進步結束了對以數量取勝的軍隊的需求,人口除了消費之外不再有任何積極意義。性與生育動機的分離使婚姻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使性的守貞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使性的自由度大大增加。再加上避孕技術的普及,對性自由的限製不可避免地降到了最低點。
性革命與女性的解放有關。從女性解放的角度看,性革命意義十分重大。由於生育孩子的意義已經變得不像過去那麼重要,女性也要求用自己的生命做點別的事情,即使她們願意,也沒有再像傳統社會中的女人那樣從青春期到更年期一直不停地生孩子、養孩子的可能性了,傳統的賢妻良母價值觀也不得不改變了。經濟獨立、精神自由成為新女性的價值觀。更大膽一些的會要求性的自由。
性革命對傳統社會的衝擊必然帶來保守主義的反彈。以“道德大多數”為代表的思潮在性觀念上是傳統的,政治觀點是保守的,他們反對所有性革命及其相關事件帶來的變化。在英美兩國公眾對性的自由主義態度逐漸上升之時,新右派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辟了性政治的戰場。社會淨化運動動員了相當多的選民並得到立法支持,並促成了選舉中保守勢力的勝利。美國新右派的思想將“性無政府主義”作為社會弊病的解釋,有效地聚合了社會焦慮,並利用了潛在的強大的群眾基礎。其中有兩個關鍵的核心群體:基督教選民和在道義上關懷女性的大多數中產階級選民。新右派的口號是“保衛家庭”。在美國,它與宗教結盟,將不同的利益群體聯合到了同一個易於理解的政治目標下。這是一個與“放縱”同樣有力卻全然對立的政治符號,它在政治黨派動員力量逐漸減弱的西方政治中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圖騰。
支持傳統態度的力量仍舊是強大的。保守主義道德觀一般是限製性的,其特征是認為婚姻關係中的異性交媾是唯一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性行為方式。婚姻內的性生活起了兩個關鍵的作用:生育和夫妻結合。依照這種道德觀點,避孕的企圖和非生育性的性行為的任何形式都是不能接受的。在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艾滋病發現之後,保守派和道德主義右派主導了性政治領域,而不是自由主義左派。
美國的數量巨大的教民為保守派和道德運動提供了龐大的金錢、道德擁護和政治力量。1993年,美國南部浸信會教友大會發動了“等待真愛”的運動,鼓動許多青少年簽署了婚前貞潔誓約。保衛“家庭”及其價值調動了人們的情感。許多人認為家庭代表了必然、穩定和社會地位。作為社會和道德保證的家庭生活也使大多數女性成為道德淨化的支持者。許多女性強烈地反對女性主義,部分原因是對其性觀念打破了傳統家庭模式的一種恐慌,以及一種更普遍的恐懼:破壞了維係男性和女性關係的傳統紐帶。
右派的觀點除了保護家庭,還有就是保護兒童。這就牽涉到所謂“戀童”問題。代際的性和自願年齡線一直是最敏感的一個問題。從18世紀開始,兒童的性就被視為禁忌,道德主義認為兒童是無知的,是實行淨化的關鍵時期。手淫尤其引發了道德焦慮。奇怪的是雖然大部分代際性關係發生在成年男性和年輕女孩之間,但男同性戀往往成為“兒童性侵犯者”的同義詞。道德絕對論認為,代際的性的錯誤在於它破壞了對於兒童發育來說是必要的無知。
代際性關係定型掩蓋了其複雜的真實存在。一些調查的結果表明,對戀童者的所有想像都是與事實不符的,而在男性一男孩關係中,男孩的一般年齡也都大於異性戀發生戀愛的年齡段。在自我認定的戀童者和“男孩情人”中,沒有證據表明存在殘酷行為或暴力。而來自公眾、父母和政治的傷害大於性本身帶來的傷害。並且許多成年一兒童性關係都是年輕人主動,也沒有強迫和有意識的剝削現象。
在20世紀80年代的保守派回潮中,右翼對性教育、同性戀、淫穢品、墮胎和婚前性行為的反對立場,從極端的邊緣地位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右翼策略家和原教旨主義宗教運動的活躍分子們發現,這些問題能夠吸引群眾。性反動在1980年右翼的大選獲勝中起到了明顯的作用。像“道德大多數”和“公民尊嚴”這樣的組織,獲得了大批的追隨者,巨大的財政資源以及始料不及的政治影響力。性方麵的回潮十分猛烈。目前右翼發動的性反攻,是對60年代和70年代初性解放的反攻倒算的組成部分。除此之外,它還導致了性激進派的力量集結和自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