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政治工具的性理論有兩種模式：“壓迫模式”和“解放模式”。如果將生命視做動物本能與道德之間永不休止的鬥爭，性壓迫的專製政策就是保證文明所不可避免的。這個觀點擁有強大支持力量，如弗洛伊德、克拉夫特一艾賓和許多社會理論家都讚同這種立場。而如果將性視做一種有益的能源而被走向錯誤的文明所歪曲和誤用，就應將人們從“文明”中解放，實現被壓迫的真實自我的健康、自然的性自由。對這種觀點也有強大的長期的支持力量，從盧梭、傅立葉和愛德華？卡朋特，到當代女性主義者蘇珊？格裏芬。而困難在於判斷何者為自然，何者為不自然。盧梭反對手淫和女性性行為的活躍，賴希反對所有非生殖器性行為，蘇珊？格裏芬反對色情產品及虐戀，都是以自然的名義，而有些人則從這些行為中看到0J？解放的本質。羅素提出：性應當被視同為食，是人的自然需求，對它的約束應當隻因為保護健康的原因，其他不必。
在20世紀60年代的性革命期間，性“不同政見者”和性解放者的呼聲日益得到關注。同反對社會其他領域的傳統價值的人們一樣，他們采用人文主義這個詞來表達人類在選擇生活方式和道德傾向中的作用。人文主義的追隨者主要是青年一代，及與傳統道德相反的性愛好者和傳統規則的反對者。人文主義並不認為在西方社會中占優勢地位的性價值優越於其他文化的價值，它反對用規則和法律控製人類性行為，這就為人文主義觀點增添了一種抗拒法律的色彩。性的變革造就了性激進運動。新的運動針對包括性民主在內的所有領域。像“我們的身體是我們自己的”這樣的口號明確表現了這種運動的共同屬性，原來被認為與政治無關的認同、快感和選擇等問題都具有了政治性。這對民主政治的未來無疑是意義深遠的。
性革命的一個理念是強調個人擁有權利。因此，有人將性革命稱為權利政治。性革命的權利政治特別強調以下幾種價值：選擇權，獨立，多元價值觀。20世紀90年代這場新的性革命的主要宗旨是性的世俗化、自由化和多元化。
性的世俗化過程包括在性的觀念和行為規範上脫離傳統宗教的控製。在1992年，美國的共和黨大會曾經試圖把一個極端保守的道德議事日程強加於該黨：反對人工流產，發動反對承認同性戀權利的運動，用肯定“家庭價值”作為爭取群眾的策略。而大多數公民，即使是最傳統的羅馬天主教信徒也不再理睬反對控製生育的命令，這就是西方各國的性規範正在世俗化的一個例證。這個過程在90年代以後還在健康發展。
性的自由化過程包括擯棄專製主義或絕對主義的價值，個人在性問題上的決定權日益得到重視。在英國，到20世紀80年代末，婚前與男性同居的單身女性約占50%，而1970年隻有7%；非婚生子女比例從1980年的12%上升到了1988年的25%；每10例婚姻中就有4例以離婚告終。美國的離婚率則達到50%。信念和行為方麵的轉變似乎是長期的，政府對此的影響力非常有限。政府可以製定嚴厲的法律，可以譴責“提倡同性戀”，可以增加人類痛苦的總和。但是，政府不可能強迫人們按照自己不希望的方式去行為處事。
性的多元化過程包括人們對多元的性模式包容性的增加。人們正在逐漸接受性的多元化這個事實。人們有著不同的需求和願望，他們生活在不同類型的家庭裏，有著各種不同類型的關係。但是，許多人卻不願意接受多元化的標準，當他們對人們作出判斷時，好像總有一個應該據此生活的共同的道德標準。確切地說，20世紀90年代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試圖使社會從對多樣化的認識發展到把多樣化當做一種正常現象。著名性學家威克斯說：再沒有其他任何一個領域比性更無確定性了。性的多元化還包括：從本質論到建構論——不再將一些與眾不同的性取向當做是人的本質；從生育為主到多重動機――不再以能否生育來判斷某種性方式是否正常、是否符合自然的要求；從變態到差異――不再將性傾向上的小眾視為變態，而隻當做是人的一種差異。多元論的原則是不應試圖將人的性差異減少為一種統一的“正確”的行為模式。多元論關注權力運作和變革現存社會關係的鬥爭的必要性，這一鬥爭的主體和主要受益者是各種性少數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