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法國革命及現存社會製度的看法和態度）
今天飯後歌德和我一起翻閱了拉斐爾的繪畫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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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談到了他的《西東合集》，特別是其中的《鬱憤篇》；詩集的這個部分，抒發了歌德鬱積在心的對自己敵人的憤懣。
“我是夠克製自己的啦，”他補充說，“人們壓根兒沒對我滿意過，我一年到頭盡心竭力，寫出一部新作來想討一點世人的歡心，他們卻反過來要求我對他們感恩戴德，原因僅僅是承他們高抬貴手，說了我的作品馬虎過得去。要是他們表揚了我，他們就恨不得我能說一些謙虛、推辭的套話，把我的人格和我的作品罵得一文不值。這可違反我的本性啊；如果我真這樣虛偽，這樣說假話，那我必定是個可憐的渾蛋。我可是夠強大的啦，自己感覺是什麼樣子就表現為什麼樣子，於是便被人視為傲慢，時至今日仍然如此。
“在宗教問題上，在科學和政治中，我到處遇見麻煩，就因為我不陽奉陰違，就因為我有勇氣說出自己真實的感受。
“我還觸了一個黴頭，就是我發現牛頓關於光和顏色的學說是一個錯誤，並且有勇氣駁斥了這一公認的信條。我認為光純淨而真實，並把捍衛這一真理當作自己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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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德沉默了，一絲帶譏諷意味的笑意慢慢在莊嚴的臉上擴散開來。他接著講：
“更別提政治方麵啦！我曾經遭遇怎樣的困厄，吃過多少苦頭，簡直沒法講。你知道《激動的人們》吧？它是我在法國革命時期寫的，所以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我當時的政治自白書。我把伯爵夫人塑造成了貴族的代表，通過她嘴裏說出的那些話，表明了我認為貴族應該有的想法。伯爵夫人剛剛從巴黎回來，在那裏親眼目睹了法國革命的前後過程，從中吸收了不壞的教訓，從而堅信民眾是可以統治，但卻不可以壓迫；下層民眾的革命起義乃是大人先生們多行不義的結果。任何在我看來不義的行事，她說，我將來都要嚴厲杜絕；即使對別人的這類行徑，社會上的也好，宮廷中的也好，我也要大聲說出我的意見。我發誓不再對任何不義之舉默不作聲，即使會因此被罵成一個民主分子。
“我想，”歌德繼續說，“這樣的信念極為可敬。當初這是我本人的信念，現在仍然是。可為了獎勵我，人家給我扣上了各式各樣的帽子，我不想再提它們。”
“其實隻要讀一讀《哀格蒙特》，”我接過話頭，“就了解您怎麼想。我不知道還有任何一個德語劇本，能為民眾的自由發出比您這部戲更大聲的呼籲。”
“人們就愛不以我的本來麵目看我，”歌德回答，“總是對我所有的真實情形視而不見。相反席勒——咱倆私下講吧，他比我貴族得多，但說話也考慮得周到得多——異常地幸運，被當成了民眾親密的朋友。我打心眼兒裏祝他好運，並聊以自慰，想想從前別的一些人遭遇還不如我啊。
“的確，我是不能成為法國革命的朋友，因為它的恐怖暴行離我太近。再者，當時德國有人自以為是，企圖把法國因大勢所迫所出現的場麵人為地搬過來，對此我也不能無動於衷，漠然置之。
“不過，我同樣也不是專製統治的朋友。我並且完全相信，發生任何一場大革命責任都不在民眾，而在政府。隻要政府能夠適時進行改良以滿足民眾的願望，革命就完全不可能發生。
“可由於我仇視革命，人們便稱我作現存製度之友。然而這是一個含義曖昧的稱號，恕我不能受領。設若現存的一切都好，那我絕對沒有意見。可是在有許多好的方麵的同時，還存在許多壞的、不合理與不完善的地方，這樣一來，現存製度之友往往差不多就等於壞的和腐朽的製度之友。
“時代呢卻永遠在前進；每隔五十年，人世間的事便會換一個樣子。
“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好的製度隻可能從自己的本原，從廣大民眾的需要中產生，而不是對別人進行模仿。要知道，某種食物對於一個已發育到一定階段的民族是高級營養品，對另一個民族也許反倒成了毒藥。因此，隻要不是出自植根於民族本原的需要，一切引進外來變革的嚐試都是愚蠢的，這樣子的革命企圖都不會成功；因為它們沒有上帝支持，上帝避之唯恐不及。反之，如果在民眾中存在大變革的真正需要，上帝便與之同在，革命便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