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名守仁，出生於浙江餘姚，他在被貶貴州時曾在陽明洞中學習，後世便稱他陽明先生、王陽明。陽明先生是明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和軍事家，也是朱熹後的另一位大儒，“心學”最重要的大師。
據說有一天，王陽明突然心中一亮，對《大學》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領會，從而頓悟，即要推究事物原理獲得知識，應當自己求之於心，不應當求之於外物，這就是他自己的哲學體係的萌芽。這套哲學體係影響了明朝後來文化以及市民生活觀念的走向。
他的觀念三字可蔽之：致良知。
他後來多次激動地描述他一口道盡這千古聖學之秘的心情：“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隻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今幸見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真是痛快！”（錢德洪《刻文錄序說》）也就是說，自龍場時這“良知”二字已在他心中盤桓了，他當時所悟隻是還差一點，就為了這一點，他先是說“心即理”，後又講“誠意”，講“克己省察”、“收放心”，講“知行合一”。基本方向一致，但都不如“致良知”一語中的，既包含了本體又包含了方法，簡易精一。就像馬克思好不容易發現了唯物主義原理一樣，王陽明這唯心主義的原理也得來不易，他說：“某之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真是三字二十年得，一吟便到白頭。
“致良知”之說一經出世，便影響深遠。史學家張岱說：“陽明先生創良知之說，為暗室一炬。”思想家黃宗羲也說王陽明學說，“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自古能與孔、孟比肩者能有幾人，而在後人眼裏，王陽明的思想可比肩聖人，這是何道理，其個中緣由當由當時的大環境說起。
明朝前期尊崇宋代的程朱理學，它強調“存天理，去人欲”，是“格物致知”，這一時期士尚質行，學無異端。這嚴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每一個人都在禮教的道德規範之內，忠臣、義士、孝子、節婦、貞女構成一係列普遍倫理價值型人格。而王陽明這一“致良知”學說的出現，對朱熹的這一套理學思想恰好是一個叛逆，也產生了強大的衝擊力。
其實，未悟道之前的王陽明也是朱熹的後世門徒。據說有一次，他為了親身實踐朱熹“格物致知”的教誨，就把竹子當做研究對象，他專心致誌地“格”竹子這個“物”，用了七天七夜時間，卻一無所得。不知這是否使得他對朱熹等創造出的這一套理論產生懷疑，但可以肯定的是，王陽明建構自己的哲學體係，本來沒想要衝擊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學，他的目的也在於挽救逐漸沒落的封建統治，可這一思想一問世，便成了引發思想解放的催化劑。他的哲學，已經在不同程度上衝擊了“聖”“賢”與“六經”兩大權威。
在他之後，有很多追隨者，被稱為王氏後學，例如後來的泰州學派、李贄、公安派，以至於明末清初的黃宗羲、茅元儀、孫奇逢等人，他們對王陽明的思想進行發展，從而使得明末出現了個性解放的人文主義思潮，這一思潮影響到市民階層的各個方麵。
王陽明的哲學將儒家的思想通俗化，帶有世俗人情的味道，從而容易為普通人所接受，這就影響了明末市民的生活方式，同時也影響了後期的文化藝術，出現了以“文化”和“娛樂”為中心議題的市民文化。明朝後期的小說、戲劇創作、瓷器、木刻版畫等等，例如小說《金瓶梅》的出現，肉欲赤裸裸地展露，到《牡丹亭》中具有審美意義的愛情，從欲望的覺醒，到人性的覺醒。這就是中國文化與思想的大進步，陽明之功功不可沒。
梁啟超說：“王陽明是一位豪傑之士，他的學術像打藥針一般，令人興奮，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學結束，吐很大光芒。”實為精到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