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語·秦伯》裏，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按照字義，這句名言大意是：國家統治人民，指使、驅趕他們去做事就行了，不要讓他們明白他們在做什麼。在很多人看來，這句話主張的就是愚民政治，小老百姓嘛，讓他們知道那麼多幹什麼，最好都是渾渾噩噩的順民，隻知道照著我們的意思去庸庸碌碌一輩子。這句訓誡不可謂不惡毒，它被千百年來中國的大小封建統治者奉為至寶，抹殺了很多的真理與人民的創造性。
但實際上，孔子並沒有主張過愚民，這隻是後人別有用心地斷章取義，刻意在句子的中間用一個不恰當的“句讀”使這句話產生了歧義。如果我們結合上下文的語境，就很容易得出這句話正確的分句方法：“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的整句話就是說，詩、禮、樂這三樣東西是教育民眾的基礎，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詩禮樂，那是好事情，應該讓他們自由發揮，如果人民還沒有掌握的話，我們就要去教化他們，讓他們知道和明白這些東西。
由此可見，孔子的這句話並沒有愚民的意思。從孔子的一貫主張來看，他並沒有讚成過愚民政策。孔子打破“學在官府”的知識壟斷局麵，是中國第一個創辦私學的人，他讓很多平民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權利。他提倡“有教無類”的普遍教育理念，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賢人，並把一生中的精力奉獻給教育事業。他主張的是不斷學習探索未知的東西，“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嚐無誨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這樣的人怎麼會主張實行愚民政策呢？
從曆史上看，孟子是孔子的忠實信徒和繼承人，孟子主張民貴君輕，主張民貴君輕的人提出愚民主張的話絕對會自相矛盾的。當然，孟子不是孔子，孟子比孔子晚一百多年。如果孔子存在嚴重的愚民傾向，不會不在孟子的著作裏有所體現。
因此，當我們在看待一句話的時候，一定要把那句話放在全文，放在作者的思想體係裏，放在整個社會大背景下來理解，而不能斷章取義就把一句經典好話給誤解了、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