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他的《與陳師中書》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柏楊認為：“中國對婦女的貞操問題，尺度一向很寬。像當過短期宰相的範仲淹的母親，在範仲淹父親死了後，即行再嫁，沒有人對她輕視。到了程頤，才開始對婦女加強迫害，訂立片麵的苛刻標準，即男人可以隨便再娶，婦女則絕對不可以再嫁。曾有人問他：‘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程頤斷然說：‘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饑寒作為借口。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程頤和很多人都把“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話給狹窄化了，實際上朱熹當初的這個觀點並非專門針對女性提出來的。他的這套理論學的主要思想宗旨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一套做人的哲學學說，是教導人們如何做一個傑出的人、高尚的人、了不起的人、偉大的人……朱熹本人從來沒有針對女性提出些什麼具體要求，更沒要求女性要把貞操看得比生命還重要。他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主要是針對君子和大丈夫提出來的，是宣揚士人剛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節操意識，所指的是一個男人的氣節與骨氣。“失節”重於“餓死”，“氣節”重於“生命”，這涉及人生觀、生死觀的問題，是對男人較高層次的精神要求。
朱熹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與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樣，表現的是對個體精神價值的認識，顯示了一種藐視權貴的浩然正氣和凜然不可侵犯的獨立自主人格。這既是孟子堅守仁義節操的自我寫照，又是對中華民族不畏強暴、堅守正義、剛直不阿、英勇奮鬥等優良傳統的概括和總結。這種大丈夫氣概，成為鼓舞人們為正義而英勇奮鬥的精神力量，對後代許多剛直不阿、忠貞不渝的誌士仁人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這樣一個堅守民族氣節的人，他生前的“衣帶詔”裏是這樣寫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明清之際的洪承疇就因為缺少這種“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舍生取義精神，所以當了漢奸，背叛了國家，背叛了民族，毫無氣節可言，成為民族的敗類。而年僅十七歲的夏完淳卻能始終堅守“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高尚精神，和文天祥一樣保持了自己的氣節和尊嚴。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他們正是因為堅持“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大義而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脊梁。正是這種對信仰執著追求、剛強堅毅的浩然正氣，不畏強暴誓不低頭的氣節，支撐起中華民族的血性。
朱熹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與“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與“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內涵是一致的。它是一種崇高的品德與境界，是儒家思想中宣揚的自強不息與不畏強暴的精神與信念，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高尚氣節，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骨氣。
所以說，朱熹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指的是一種精神氣節，而不是輕視婦女、滅絕人欲的封建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