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已經得了癌症。房地產癌症、城市化癌症、城鎮化癌症、開發區癌症，以及高能耗高汙染癌症已經突破了農業生存、農村生存和農民生存的底線。長期積累的“三農問題”終於傳導到城市，成為城市的高房價、高通脹、高失業的“三高問題”。中國的“三高症”不是簡單的“貨幣現象”或“貨幣問題”。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彙率等手段，不僅不能解決“三高問題”，還會使“三高”更高、更嚴重，進而加速經濟社會全麵危機的提前到來。根除中國經濟的癌症必須從發展“三農”開始。具體措施如下。
（1）改變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生產方式，通過發展各種農業合作社、農產品商會、農會組織和農業企業，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提高農業的組織化程度和農產品定價能力，提高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分工水平。
（2）改變農業補貼模式，把現行的“政府→農民”和“政府→土地”的補貼模式，轉變為“政府→農業組織”和“政府→農產品”的補貼模式，以財政手段引導農民重新走組織化的發展道路。
（3）建立產品差異化和定價差異化的製度與機製，提高優質綠色農副產品的定價水平和定價能力，提高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解決農民的收入問題，而解決農民收入問題的關鍵是解決農副產品定價過低問題，而解決農副產品定價過低問題的關鍵是解決產品差異化分類和定價差異化問題。
實現農副產品差異化和定價差異化是一項係統工程。農副產品的差異化分類與差異化定價需要生產、認證、采購、運輸、倉儲、檢測、銷售和監控等各個環節的密切配合。在此，推動農民組織化，扶持由政府資金支持的大型農副產品采購、運輸、倉儲、銷售內資企業，加強農副產品檢測和質量監控，推進農業生產銷售過程的信息化建設，是完成農副產品差異化分類和差異化定價的基礎性工作；同時，完成農副產品差異化分類和差異化定價也是提高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增加城鄉就業的重要工作。
（4）政府財政和國家資本應該大力投入於農村金融服務網絡、農村科技服務網絡、農村職業培訓網絡、種子肥料等農資供應網絡、農副產品采購網絡、醫療衛生教育網絡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通過這些流通性、服務性、基礎性的網絡體係將農業合作社、農產品商會、農會組織和農業企業組織起來，實現更高層次的農業組織化。
農業組織化的過程也是農村流通性、服務性、基礎性的網絡體係的建設與投入的過程，是吸引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流向“三農”領域的過程，是增加“大農業體係”的社會就業崗位的過程，是減輕城市鄉鎮就業壓力的過程，是提高農副產品生產、流通、供應能力和效率的過程，是從根本上解決通脹壓力和社會矛盾的過程。
如果說美國通過“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向全球輸出了通貨膨脹，那麼中國則需要通過“定向寬鬆”的貨幣政策（而不是通貨緊縮政策）來根治通貨膨脹，即中國應該通過多種方式“定向寬鬆地向‘三農’領域提供傾斜性的貨幣供應”，以此提高“三農”領域的各項生產性、流通性、服務性、基礎性項目的建設，提高中國的農業組織化程度、生產供應能力和未來發展潛力。中國的通貨膨脹不是因為貨幣投放太多，而是貨幣投錯了方向。
（五）構築堅實的“經濟金融攔鯊網”，積極防禦美國“巧實力”的巧取豪奪與攻擊圍剿，維護國家產業安全和金融安全
在實體經濟的權益被貨幣化、證券化和虛擬化的大背景之下，財富掠奪和經濟侵略已經輕鬆突破傳統的國家政治版圖的疆界。當我們集中精力在中國政治版圖內對實體經濟實施積極的地麵防禦之時，美國以其強大的“巧實力”正在中國“虛擬經濟的天空”（如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外彙市場等）對中國經濟實施空中打擊與掠奪。在中國“虛擬經濟的天空”裏，體現美國“巧實力”的隱形戰機無處不在，但我們時常視而不見，疏於防禦。
美國“巧實力”已經奪取或正在爭奪中國經濟的“四大主導權”：商品市場與產業發展主導權、金融與資本主導權、外彙定價主導權、貨幣發行主導權。通過控製和爭奪中國經濟的“四大主導權”，美國“巧實力”的運作目的是為了獲得中國經濟的“四大獵物”：資源與市場、產業股權和金融股權、企業和居民儲蓄、國家外彙儲備。為了攫取這“四大獵物”，美國的產業集團和華爾街的金融集團會與美國國會和政府聯手，動用美國的“文化軟實力”和“軍事硬實力”加以配合。
為了應對美國“巧實力”的巧取豪奪，中國政府和企業需要在中國經濟與美國“巧實力”之間形成寬闊的隔離帶和防火牆，不可誤入海外資本及其在華代理人設計的所謂“全球化、國際化、一體化”旗幟下的“巧實力包圍圈”。為此，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嚴格控製外資的進入和布局，同時，對國內企業創造寬鬆的貨幣金融環境。截止2013年5月份，在中國發行的25.4萬億人民幣基礎貨幣中，3.4萬億的外彙儲備對應地發行的基礎貨幣占據22萬億以上。如果以4倍的貨幣乘數計算，外彙占款產生的流動性在M21中的比例已經超過80%，達到88萬億人民幣。如果這些資金每年在國內平均取得15%～20%的贏利，外彙占款及其動態贏利在M2中的比例將進一步上升。沒有哪個經濟大國外彙占款達到如此高的比例，更沒有哪個獨立的經濟體能夠對此視而不見。海外資本利用國內招商引資政策和人民幣升值政策大舉進入中國，中國央行被動地向外彙持有者發行相應的基礎貨幣，造成流動性過剩；同時，央行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向銀行係統收回貨幣，減少國內企業和居民的貸款，造成目前60%以上中小企業缺乏正常的生產周轉資金。
如果將外資進入，央行“提準”和加息，國內中小企業貸款困難等現象聯係起來，可以發現，央行及其外彙管理局事實上把本該給予國內企業的正常貸款搬運給了海外資本集團。他們一方麵采取“提準”和加息等手段，對內實施“金融窒息政策”，抑製了本國企業的正常發展；另一方麵，采取彙率升值和加息等手段，對外實施“金融刺激政策”，吸引外資大舉進入中國乘虛攻城略地。這一係列客觀上配合美國“巧實力”巧取豪奪的貨幣政策都以宏觀調控和抑製通脹的名義巧妙地推行。
中國經濟正在步入日益嚴峻的境地。擺脫這種狀況的正確政策應該是：①降低外彙兌換人民幣的比率，比如，每一筆外彙隻能按80%的比例兌換人民幣，其餘20%以準備金的方式留存下來；②取消各類財政性的出口補貼刺激政策，改為貨幣性的人民幣貶值型刺激政策，消除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土壤，逼走熱錢；③把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降低到美國的水平，給予國內企業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通過增加供給來抑製通脹；④外資進入中國的規模必須納入指標控製的範圍，比如，每年外彙儲備的增量對應產生的人民幣發行量不得超過M2增量的10%，同時，將外彙儲備占款逐步降低到M2的10%以內，等等；⑤各級政府不得以零地價、稅收返還等任何製造不平等競爭環境的方式對外資進行招商引資。
（2）嚴格控製國內企業在海外上市，同時，通過放鬆行政管製，鼓勵高科技企業和資源性企業在國內上市。國內企業在海外上市，本質上屬於出口企業股權、換取美元外彙的行為。我們出口石油、煤炭、電信、銀行、保險、有色金屬、互聯網、生物製藥、太陽能、連鎖教育、商業流通、飲食服務等各類傳統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股權，換取了美元外彙儲備，然後接受美元貶值的事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資產的證券化過程已經演變為境內資產的美元化過程，即以美元主導的貨幣化和證券化代替了人民幣主導的貨幣化和證券化。具有戲劇性的現象是，在中國境內備受美元擠壓的人民幣居然開始夢想人民幣的國際化。不顧自身經濟條件而推行大躍進式的人民幣國際化，必將以鬧劇開場，以悲劇落幕。
在中國境內，人民幣和美元在中國資產貨幣化和證券化領域的競賽仍在進行之中。中國政府的監管機構（證監會、國資委、財政部、稅務總局）必須站在貨幣主權和經濟安全的戰略高度，以美國資本市場的準入標準為對標，降低國內企業發行上市與重組並購的行政審批標準，減少行政管製的內容，提高人民幣在中國境內參與資產證券化和資產貨幣化的效率。一句話，在中國資產證券化和貨幣化過程中，人民幣的效率應該高於美元的效率。最終表現為中國企業在國內發行上市比選擇到美國、香港等美元區發行上市更加容易，市盈率更高，流動性更好；企業之間的重組並購更加便利，產業整合的效率更高；大型企業、優質企業、高科技企業首先選擇國內上市而不是首先選擇海外上市。
（3）停止開設A股國際板，保衛人民幣儲蓄。國際資本隻有在運動中才能完成對中國財富的轉移。國際資本以美元的方式進入中國，換取了中國廉價的資源、廉價的股權和廉價的商品，相應地，中國形成了儲蓄和外彙儲備。這是國際資本運動的第一階段。國際資本必須以某種方式進行一次反向運動，才能最終達到轉移中國財富的目的，也就是，國際資本集團必須設計一些“標的物”重新吸回中國的外彙儲備。這些“標的物”包括高盛、摩根、彙豐銀行等金融機構給中國企業推銷的金融衍生產品、海外企業債券，也包括海外投資銀行在華推銷的企業股權。中國推出的A股國際板，使海外資本集團可以大規模地向中國境內推銷海外企業的股權以“回籠美元資金”，從而快速消耗中國的外彙資源。
金融政策和金融活動的成敗完全是由時機和條件所決定的。中國推出A股國際板這一重大金融行為的時機不成熟、條件不成熟。首先，人民幣不是全球儲備貨幣。境外企業在中國上市募集的人民幣資金無法在世界各地投資，因此，這部分被境外企業掌握的人民幣必然要兌換走中國的美元外彙，然後再用美元去境外投資或結算。最終結果是A股國際板發行量越大，外彙流失越多。其次，中國國內的證券市場長期實行嚴格的行政管製，導致中小企業上市融資困難，同時，也導致股價偏高，市盈率明顯高於國際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推出A股國際板，一方麵會造成國內股市暴跌、市值縮水，加劇國內企業融資難度，增加國內的不穩定因素；另一方麵給海外上市企業帶來豐厚的套利機會。
推出A股國際板的官方理由和官方目的是人民幣國際化，讓中國百姓分享跨國公司的成長收益，給熱錢準備“一個池子”，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這些理由不成立，這些目的更達不到。企圖以國際板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完全是因果倒置的做法，英鎊、美元、歐元的貨幣國際化路徑是這樣走的嗎？顯然不是。跨國公司在中國按市場化的高市盈率發行股票，中國百姓怎麼可以分享其成長的收益？官員們對比過跨國公司和中國企業的成長性了嗎？跨國公司成長性高還是中國企業的成長性高？顯然，讓中國股民去沾跨國公司金融高手們的光是不現實的。該理由也不成立。A股國際板作為海外熱錢的“池子”一說就更加可笑了。A股國際板的交易貨幣是人民幣，海外熱錢要買國際板交易的A股必須首先將美元兌換成人民幣。如果熱錢已經兌換成了人民幣，這些熱錢憑什麼非要進入A股國際板這個“池子”，而不是以熱錢逐利的本性到處流竄？那些脫離中國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而進行的“發展A股國際板，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之行動，實屬於追求個人政績的金融冒險。我們需要警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變成“上海金融敗國中心”和“上海金融賣國中心”。
A股國際板一旦推出，在中美金融戰略對話的談判桌上，中國領導人將陷入極其被動的局麵。這是因為在人民幣沒有被全球企業和個人當作結算貨幣、支付手段的情況下，如果放開海外的跨國公司在中國A股國際板發行上市，那麼後果必然是快速而合法地耗盡中國的外彙儲備。相反，如果中國證監會以行政手段傾向於選擇國有背景的紅籌股公司在國際板上市而限製美國跨國公司在國際板發行上市，那麼美國企業、政府、國會必然產生一係列強硬的反應，並在中美金融戰略對話上對中國領導人施壓。這時中國領導人該如何選擇？
全球任何麵向美國資本開放的金融商品市場都是美國“巧實力”的戰場，美國擁有絕對的話語權。A股國際板的推出，本質上是讓美國的“巧實力”直接進入了中國本土，把戰場設在了自己家裏。我們不應該由於一場虛假的勝利（如外彙儲備超過3萬億，GDP總量世界第二）而把特洛伊木馬（如A股國際板）搬到國家金融的圍牆裏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