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經濟發展史的角度看，城市和城鎮都是從農村發展而來的，是隨著工商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以及人口的聚集而逐步發展起來的。城鎮化和城市化從來就不是政府號召和政府推動的結果。因此，從政府提出城鎮化的經濟發展思路那一時刻開始，就是違背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的。
2012年11月28日，中國領導人會見世界銀行行長金鏞時稱：“中國城鄉差距量大麵廣，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這句話容易被解讀為：“由於中國城鄉差距量大麵廣，中央政府要通過把農村變為城鎮，把城鎮變為城市來縮小中國的城鄉差距。”這句話的推論是：“未來中國政府要在政策導向上進一步消滅農村，進一步減少農民，從而進一步削弱農業，進一步提高中國農業對美國和南美國家（也是由美國農業跨國集團控製的地區）的依賴，最終把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建立在受美國為首的經濟金融軍事集團所控製的國際市場之上。”這是世界銀行行長愛聽的話語，更是美國及其盟國所期望的結果。正因如此，中央政府有關城鎮化的言論一出，立即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和爭議。
盡管城鎮化提法一出來，似乎為這個過剩的鋼鐵、水泥、家電等產能找到了短期的出路，相應板塊的股票指數也漲了起來，但是發展經濟不是堆積泡沫，可持續地發展經濟更不是用泡沫堆積更大的泡沫。房地產泡沫擠占了中國大量的經濟資源和城鄉居民未來的投資與消費能力，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癌症，而城鎮化必然導致房地產癌症向三線城市擴散、向鄉鎮擴散、向農村擴散，使房地產資本不僅成為剝奪城市居民儲蓄財富的工具，而且成為剝奪鄉村農民儲蓄和土地的工具，最終成為剝奪中國經濟、剝奪中國穩定、剝奪中國未來的工具。
在中央政府提出城鎮化之前，中國已經開始了大規模的城市化運動和城鎮化運動。那些政府主導和推動的城市化和城鎮化不是經濟發展自然演進的產物，而是政府追求毫無質量的GDP數字與金融地產資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衝動相結合的怪胎。業已存在的中國式城市化和城鎮化已經產生的後果是，可耕土地和資源嚴重消耗，城鄉居民上訪激增，農業基礎不穩定，城鄉居民生活負擔加重，勞動力成本提高而百姓幸福感卻下降，中國產業資本和實體經濟不再擁有勞動力成本優勢，城鄉居民投資能力和消費能力被金融和地產資本綁架。最終結果表現為，目前中國實體經濟在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過程中缺乏儲蓄與投資優勢，缺乏勞動力成本優勢，也缺乏消費升級與市場需求優勢。
城鎮化的隱患遠不止如此。在現行體製中，地方財政利益、地方官員利益與金融地產資本之間可以有效勾結而難以監管，已經演變出嚴重的社會穩定問題。主要表現如下。
（1）地方政府和官員通過與強勢資本的結合，采取欺騙和強迫的手段，低價收購農民土地，將農田和城郊菜地變為利用效率低下的房地產化項目和市政設施。中國總體上地少人多，土地是不可再生資源。這種城鎮化口號下的資源浪費難以挽回。
（2）農民進城之後，種糧種菜的勞動力減少了，但糧食蔬菜的消費者卻增加了，這將導致除草劑、農藥、化肥的濫用，導致土地退化和糧食蔬菜瓜果質量的下降，還導致糧食和經濟作物價格的不斷上升，最終給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健康帶來隱患。
（3）賣地進城的農民不得不買高價的商品房，農民多年的賣糧收入、打工收入和一次性的土地轉讓收入被買商品房的按揭一次性掏空，成為城鎮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無土地、無儲蓄、無產業技能、無社會保障”的“四無人員”。農村不再成為城市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調節器。一旦出現大的經濟衰退，城市失業群體與農村湧入城市的“四無人員”群體彙集，必然成為巨大的足以衝垮一切政黨統治的社會動亂洪流。
也許我們為了短期的經濟增長願意讓洪水滔天。但問題是城鎮化可能造成洪水滔天，卻不可能帶來經濟增長，哪怕是短期的經濟增長。這是因為我們已經高估了中國城鎮化和城市化的潛力。
中國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達到50%，表麵上低於美國和德國的城市化率20%～30%，但是實際上造成中國城市化率低於發達國家的原因在於，中國把每平方千米的人口數量1500人定為城市化的人口數量指標，而這一標準遠遠高於發達國家的標準。如果按照中國的城市化標準，那麼美國的休斯敦（1375人/平方千米），澳大利亞的布裏斯班（918人/平方千米）都不應該列為城市，都沒有實現城市化。在美國和德國，2500人以上的居民點就列為城鎮，而中國50萬人以上的鄉鎮也未必被列為城市。按照PIVOT資產管理公司的估算，中國的城鎮化率約被低估了20%，即中國實際城鎮化率已接近70%，未來潛力有限，支撐短期經濟增長都存在疑問，根本無法想象可以借助城鎮化來支撐未來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同時，中國可投入於城市化和城鎮化的貨幣供應量資源、地方財政資源、銀行信貸資源、15～59歲的勞動力資源和出口導向型的國際市場資源都已經達到了極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