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記得周作人說過的話，大意是自己的書房不能輕易給別人看，因為一個人的書房最容易讓人看穿自己肚子裏的貨色，藏不住假。這點對大洋彼岸的人來說，涇渭不同，長毛番鬼恨不得到處炫耀自己的書房，即便沒有多少藏書，也要製造一些假書——譬如櫥門裝飾著以假亂真的一排排書脊。譬如案頭的一冊大而精美的《坐擁書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內中所收的幾乎都是美國的文人和經理人的書房，先不說其書房的大和壯觀，即便是書架上的陳設，看上去真是“收藏”，即便書房主人說藏書為了實用，看上去也顯得豪華。從各個不同身份的書房主人的自述裏，藏書雖有種種不同，風格也雖然不同，但有一點相似，就是都貫穿一個主調，突出藏書和生活的和諧，而且都希望自己的書房讓外人看上去是獨一無二的，話語中充滿著炫耀和自豪。不過看著他們的書房，也不得不說，那些書房的確值得驕傲，大洋彼岸的書房是我輩無法企及的。
與《坐擁書城》相比，《我的書房》（嶽麓書社2005年版）是當下中國文人的書房，一頁頁翻下去，也有一相似點，就是大多強調書房的狹窄或來之不易，往往文人們的住房擁擠不堪，書房和客廳甚至臥室往往多種功能混用，即便有了一間屬於自己的書房往往也是到了老年。而對於自己書房和書架的陳設也往往以樸實無華為第一選擇，別說豪華和壯觀，即便裝飾也惟恐給人留下炫耀的印象。這一點和大洋彼岸的“同行”真是兩個極端。書中所收的五十多個文人的書房幾乎代表了當下文人的典型，不管是大是小，應該說，文人們的態度是一致的，書房是自己的精神的依托，也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底氣”。
兩年前在上海，有緣拜訪一間位於永嘉路“慎成裏”老石庫門房子裏的書房——“兩步齋”，顧名思義，“兩步”是說其小，書房裏最大的特色就是書櫥裏和桌麵上的一摞摞檔案袋，裏麵都是主人采訪的資料，這也體現了主人的特點，以人物傳記的寫作為主，檔案袋裏所放的都是所寫人物的材料。“兩步齋”主人丁言昭，其所寫人物有一特點，都是現代文壇圈裏圈外的“才女”，而且大多和她有著直接的聯係，譬如上海的陸小曼、王映霞，北京的丁玲、冰心……不過，她筆下的這些才女，陸小曼和王映霞更生動親切許多。這樣的書房也實在反映了主人的生活。
我也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書房，從最初書房、客廳和臥室共用一室，到現在有了獨立的書房，應該說實現了有一間自己的書房的夢，但也像許多朋友一樣，現在卻很少在書房裏讀書了，在書房裏更多是為了找書的苦惱和發現的樂趣，而讀書卻移到了客廳裏——客廳儼然也成了書房的延續。書房於我更多成了“發呆”的角落。在生活裏給自己留一間“發呆”的書房，也是“生活在別處”的樂趣和夢想的源地。
貳
我喜歡在書房裏發呆，坐在那兒，並不看書，而是用散漫的目光檢閱著或整齊或擁擠或雜亂的書陣書堆，就像抽煙的人吐著一個又一個煙圈看它們漸漸彌漫開來愜意地陶醉，或像喝酒的人端著酒盅小口小口地抿著麻醉自己的神經。夜晚的書房，給了我安逸，也給了我迷惘，有時候我不知道是我在看書還是書在看我，我和書就這樣相互對視著，偶爾的一點對接有時刹那間碰撞出了火花，讓我驚喜，也讓我驚醒。書與人，人與書，在對視中就消磨了春夏秋冬。有時，拿起一本書並沒有理由。也許因一本書，又翻起了另外幾本相關或不相關的書。書裏書外，整個人便坐在那兒發起呆來。譬如某個周末的夜晚偶然聚攏了我的目光的那幾部已有些褪色的綠皮書：上海譯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
接連翻了幾本陀氏作品的扉頁（因為我有在上麵記錄買書情景的習慣），我突然發現，1986年簡直是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年”。一冊上海譯文版的《罪與罰》（1979年初版，1985年8月第8次印刷），緊貼著書脊頂端的透明膠紙已泛著深黃。在扉頁上，留著當初買書的記錄：“1986年12月3日購於滬”。是在從廈門返青島的途中在上海轉車，在書店裏偶然見到了這本《罪與罰》，櫃台後的女店員遞給我這本書，不湊巧的是書架上隻有這一本了，書脊頂端破裂了，一位老店員從姑娘手中接過去說，補一下就沒事了。那時，我正迷戀陀氏的作品，這套上海譯文淺墨綠的陀氏作品集，我幾乎見一本買一本。《少年》（1985年9月初版），我的記錄是：“1986年夏購於四方”。再如《死屋手記》《被侮辱與損害的》《白癡》也是在1986年買到的。其中，1986年8月初版的《白癡》我是“1986年11月27日購於廈門鼓浪嶼”。看著這些買書的記錄，恍如隔世。1986年秋天我第二次去廈門，從上海轉車簡直就是災難，至今想來上海火車站售票窗口的擁擠不堪仍曆曆在目。從上海到廈門，在火車上我幾乎站了一路，當時的總行程大約二十多個小時，我站了十六個小時，真是刻骨銘心。後來火車到了一站停車，我感覺那火車仍在轟轟地行進著。回程時雖然更擁擠不堪，但我有了一個座位。不過快到杭州時，上來一位抱孩子的年青女人，就站在我邊上。最後的結果自然是我站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