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1949年9月17日胡風自北平給在上海的妻子梅誌的信中寫道：“我應該爭取，為了工作，為了同道，這在我是一直痛感著的，但實際並不簡單，我自己的心情也有很沉重的東西，慢慢看罷。我自己在其次，現在急切的願望是一些朋友和你能夠不致因為我而使不出力量來。時代太偉大了，但因為這，每一份力量的委屈在我都是難過的。”
寫這封信時的胡風來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並參加開國大典。之前和之後這一時期的家書，主要談的就是他如何“爭取”工作和內心的委曲，同時在信中囑咐梅誌如何處理一些具體的出版事宜，在胡風看來，他和梅誌參與的屬於私人的出版社是他們一家今後能保持獨立生活的底線，他在“爭取”工作的過程中之所以能一直不肯妥協，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他覺得有獨立生活的資本，這個資本就是他們還能自己著書和印書。對於即將誕生的新中國，胡風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麵他懷著自信的期待，另一方麵他又深為現實中的人事所困擾，在他看來，他沒有得到一個更能施展他思想和能力的陣地，或者說他不能忍受在那些他所瞧不起的同行（對手或同路人）手下做事，他所想要的是一個能施展他和他的朋友們的才能的舞台，而不是一個僅僅是享受生活待遇的閑職。譬如在稍後的10月4日的家書中，他說：“艾青忽然問我肯不肯到清華教書，並且說已向清華提到過，雲。我說不能教書。看來，也許是想我閑居在此拿一千多斤小米的。在這樣的時代，我不想在這樣學府教書……”
在10月28日的家書中，胡風又說：“留我，是要我在文化部下麵掛個名，住在這裏，這等於把我擺在沙灘子上，替茅部長象征統一，如此而已。前天，給父周去了一信，表示希望能見麵之意。但我看，不見得約見的。麵對麵，他難於處理。如不能出去，又弄不好，那麼，也許不久我就回到破屋子裏來。太平犬，從前的人想望而不可得，今天我們是得到了的。不過，是犬，總不會有太平日子，時不時難免有人提幾提棍子。那時候，見怪不怪也就是了。”
這裏，胡風筆下的茅部長就是茅盾，父周是指周恩來總理。在胡風的家書中，經常出現的有兩個“周”，一個是“父周”，就是周恩來，另一個是“子周”，就是周揚。還有一個經常出現的詞是“秘書”，指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從這信裏能明顯讀出胡風的情緒，其實那一時期的胡風家書，彌漫其中的就是這種情緒。他與周揚在1930年代上海“左聯”時期的矛盾是公開的故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胡風的情緒之所以不滿，主要的原因與周揚及其同誌有關，其時周揚的身份是新中國文學界的主要領導，而作為“左翼”文人尤其是“七月詩派”領袖人物的胡風，在麵對周揚具體領導的文壇，其為“爭取”工作的心情可以用極端敏感和強力奮爭來形容。
貳
從1949年9月8日到1950年2月4日，這段時間胡風在北京除了開會就是為了解決他的工作問題，這期間他寫給梅誌的家書裏，充分表達了他的期待和不滿。作為一直在“國統區”從事“左翼”文學活動的代表性人物，胡風對新中國的成立無疑充滿著自豪和期待，但新中國成立後看著昔日的“左翼”戰友或對手大多都有了相應的位置，這位置或多或少在胡風看來並非是這些人應該取得的，尤其是胡風感覺自己明顯遭到了排斥，他的失望甚至哀怨油然而生。他在北京的日子，到了最後就成了等待和胡喬木甚至周恩來的見麵，仿佛見了麵他就能談清楚自己和周揚等人的矛盾所在，就能說明他和他的同道們的正確和周揚們的錯誤。譬如他在11月8日的信裏說：“現在是，等父周約見。好像子周想我在文聯或文協擔個名義，以示一統，也為他們掙場麵。我並不是不願使他滿足，無奈這樣一來，等於使我躺在沙灘上，麻痹了我又對大局無益。這情形，非找父周徹底談一談不可。昨天雞尾酒會上見到，他說：‘我還沒有約你談話呢。’可見他還記得要約見的。我看也許要拖到丁玲回來，由她來和我多談閑天的。”
胡風在北京除了參加會和一些活動外，用他信裏的話說，每天就是想想事，找人或人來，寫信。當然也寫些文章。如在10月15日的信裏寫道：“這幾天逼寫紀念文章，隻好寫點短小的，不寫又要得罪人。……我答應了多留些時，一個月兩個月都可以，但不願在此工作。當然還要談話的，我隻想談清楚了再回上海，好好地自己做一兩年再說。多留些時，也不致牽入上海的旋渦裏去。複旦事，再問你時，你可以答應，說等我回來後決定。”胡風說的複旦事，仍是不願意到大學裏教書，至於“上海的旋渦”是指當時華東地區文學藝術界的領導和組織事務。從胡風的家書裏不難看出，他不僅對周揚這樣的昔日論戰的對手，就是對同與周揚有過一些“過節”的“左翼”戰友如馮雪峰、丁玲等人也是頗有微辭。
胡風所說的“逼寫紀念文章”是指紀念魯迅的文章，緊接著的16日的夜裏，胡風完成了一篇四千餘字的《不死的青春》。讀胡風的《不死的青春》，很難想象是在這樣的情緒中寫出的，通篇洋溢著一個戰士的豪情和詩人的激情。譬如：
力量總是從存在著的力量產生出來，生長起來的。
……魯迅的戰鬥開端，或者說人民革命派的戰鬥開端，那內在的根據當然是在歐戰期間中國資產階級的勃起和同時俱來的無產階級的發育和覺醒，但對魯迅成人民革命派說來，不管在邏輯性的主觀認識上如何，卻是誕生在無產者這一邊，滿懷著勞動人民的火熱的渴求，帶著初生的集體主義的精神衝上前線的。
……然而，既然是人之子，那就當然不是神之子。他還要和戰鬥同發展，他的集體主義的精神還要和戰鬥一同發展的。
戰鬥，一邊是友，一邊是仇。
對於仇，要“睜了眼看”，愈看愈清，愈看愈深，他自己曾經用譬喻說過，像希臘神話裏的巨人，熱烈地擁抱他的敵人，為了把他摔死；或者用他自己的話說，為了“反戈一擊，易致強敵的死命”。“吸取陳死人的血和肉”；以對於敵人的認識和憎恨來養育自己，壯大自己。
對於友，對於人民，要“革命之愛在大眾”，要“看地底下”，追求“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吸取露，吸取水”；為了得到身內的新陳代謝，因而才能夠“擠出的是牛奶，血”。
那麼，對於自己，臨到需要執著什麼的時候，臨到需要割棄什麼的時候，還能夠不“心悅誠服”地順著集體主義的要求的麼？
他自己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麵的解剖我自己。”
他自己說：“到了打著自己的瘡痕的去處，我就咬緊牙關忍受……。”
一個思想戰士，如果他的戰鬥要求不願經過考驗，那他是為什麼作戰，又怎樣能夠作戰呢？換一個說法，如果一個集體主義者不通過自我批評或自我鬥爭去獲得戰鬥的實力，又怎樣能夠是集體主義者，有什麼值得獻出的呢？
然而，這並不是等於應該讓蒼蠅們來隨便撒汙，也不等於應該向暗地裏擲來的“石子”和背後潑來的“穢水”鞠身致謝，即使那是貌似的“友人”或心虛的友人擲來潑來的。因為，自我批評或自己鬥爭是為了追求真理，是為了更有效地打擊敵人，絕不是為了贏得一個謙謙君子的名譽的。在戰鬥過程中，難免有以不關痛癢處的或不到進入痛癢程度的“自我批評”做盾牌，靠了這，馬上反過去汙友為敵，以偽亂真的現象，但那和真的自我批評是並非一事的。
而真誠的思想戰士，雖然對於自己，對於戰友，絕不能“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總是在自我鬥爭中發展前進，但對於“怨敵”，就是到了力盡倒斃的時候，是“也一個都不寬允的”！
……真誠的戰鬥，總是樂觀主義的，總是帶著歡樂的旋律，至少也是通過苦痛而引發生歡樂的旋律的。
經過了鍛煉的集體主義的戰士，即使在離群的鬥室裏麵，在單人的牢房裏麵，也還是集體主義的戰士。身外的青春——人民的渴求和階級的友愛傾注到了他的心裏，使他充滿了蓬勃的青春熱力，能夠通過冰河時代，能夠征服暗夜！即使肉體朽腐，死亡了，但那青春的火焰已經熊熊地燃在身外，永不熄滅！
隻有集體主義的戰士才能通到將來，創造將來。是集體主義的戰士，就一定能夠通到將來，創造將來。
……今天，炬火升起了，太陽出來了，那用毛澤東思想的名字照耀著中國，照耀著人類，連他都在內。
然而，他並沒有“消失”，他在大笑，他在歌唱。
“待我成塵時我將微笑”；他在微笑，微笑在他那明淨如水的目光裏麵，微笑在他那倔強不屈的牙刷胡子下麵。
他在微笑，對著他的正在年青起來了的祖國；他在微笑，對著不但征服了暗夜和死亡，而且正在年輕的活力裏麵著手創造曆史的偉大的勞動人民；他在微笑，對著正在解除掉“因襲的重擔”，歡樂地向集體主義努力前進的，千千萬萬的年輕的生命；他在微笑，他確信勞動的人民和年輕的生命們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麵一定會克服身外身內的困難，勝利地創造出祖國的青春，人民的青春，人類的青春。
在文末，胡風寫道：“1949年10月16日夜3時，急就，北京附記：手邊隻有借來的《熱風》，三本《且介亭雜文》和一篇參考的論文中的引用文，其餘引用的語句都是憑記憶。這些引用都是當作說明的例子，並不是以為這些才是最能夠說明的例子。再，憑記憶的引用也許字句上有小參差。”
從這樣的文字裏，與胡風在家書裏所流露的情緒可以涇渭分明。但在這充滿戰鬥性的語言裏，卻又分明有著胡風的精神。
叁
1949年9月20日，在這同一天，巴金和沈從文各自給自己的妻子寫了一封信。巴金也是來北京參加政協會的。他在信中說：
昨天剛寄出一信，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我還沒有到開明去拿錢，過兩天我會去拿的。其實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錢，不過來北平一趟總得買點東西帶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買幾本書。每天出街得花車費。但是從明天起到月底止日程都已排定，一時也沒有花錢的機會了（“因公出門”是有汽車坐的）。下月初當有空並可以作回上海的準備。
文生社的薪水我始終說不要，小康如了解我，似不應當送來。你退回去很好。而且事實上對文生社我以後也無法盡力，更不好白拿錢。不“預支”版稅，以後也就不會拉到好稿子。現在別的地方都“預支”版稅。寫文章的人又特別感到錢的需要，誰還願意白白為文生社寫稿、譯稿？十本書的版稅小康不主張補發，我已去信表示不堅持，隻要他們能負起這責任就好。對文生社的前途我頗悲觀。我也預備放棄了。本來在這時候我們應有新的計劃，出點新的書，如健吾的高爾基戲劇和西禾的羅藝小說。以後不知道怎樣才好。實在可惜。
俞福祚今天已動身，托他帶去一小毛狗，是給小林的。你的圖章已取來，少彌的寶劍也買到。小林的牙齒弄好沒有？
此信的最後，巴金又附了一段話：“昨天我們開小組會，聯絡員說，要是衣服不夠，可想辦法，問我要不要衣服。我說現在不需要。要是十號前能回滬，就不需要什麼了。看情形我恐怕不能趕回上海過中秋節。”
在這封信裏，巴金所談除了生活瑣事就是關於他曾主持的文生社，即文化生活出版社。在稍前些日子巴金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的內容可以給巴金的這封家書所談與文生社有關的內容做一個很好的注釋。那封信是1949年8月29日巴金回複曾在文生社做過事的田一文的。信中寫道：
我月初從北平回來，過兩天還要到北平去。我想我是了解你的，但目前我無法幫忙了。我去北平前幾天朗西夫婦約了幾個朋友來跟我吵，要我交出文生社，我答應回滬後辦交代。現在是康嗣群做總經理，朱洗做董事長。我無權請你回來了。不過你可以寫信給康嗣群商量，說願意幫他做事。他或許有辦法。要是不成功，那麼過一兩年文生社業務發展時，我當向小康介紹，勸他把你請回來。我對書店的興趣差得多了……
在胡風寫給梅誌的信裏，有許多內容是涉及他們夫婦參與的出版事務，梅誌還與幾位年輕的胡風派朋友合營著出版。與巴金的被逼退出和對出版社的悲觀不同，胡風的考慮顯然是為了自己和家人的政治前途。起初，他讓梅誌逐步退出，是覺得“他們”（他的年輕朋友）應該獨立了，“我們”不能總讓他們牽累著。譬如在胡風1949年6月13日自北平寫給梅誌的信裏就有這樣的話：“舊的關係要漸漸離開遠些，特別是親戚之類。”再就是：“一、出版社要準備結束。二、刊物，朋友們弄是可以的，也許應該的，但要事務獨立，我們不能管，更不能經營事務，頂多編輯上從旁幫忙。”到了後來，胡風覺得若能經營好書店，也是自己和家人能自由生活的保障。
巴金的家書感覺不到北平的政治氛圍，也很少涉及朋友們，更沒有文壇上的是非，純粹是日常生活性的家書。而胡風的家書，如同拉開的弓，始終充滿著緊張。
肆
同一天的午夜，沈從文在北平的家中給並非不在身邊的妻子張兆和寫了一封1700餘字的信，開頭就寫道：“你和巴金昨天說的話，在這時（半夜裏）從一片音樂聲中重新浸到我生命裏，它起了作用。”從信裏得知，張兆和所說的話是希望沈從文參軍，並表示，若沈能參軍，她這裏和孩子在一起，再困難也會支持下去。接下來，沈從文說：“我溫習到十六年來我們的過去，以及這半年中的自毀，與由瘋狂失常得來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樣，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預許的一樣，在把一隻大而且舊的船做調頭努力，扭過來了。”
前一天，巴金和蕭乾來看望沈從文，他們前來顯然是來安慰和鼓勵沈從文的，沈從文說：想起昨天巴金蕭乾說的，我過去在他們痛苦時，勸他們的話語，怎麼自己倒不會享用？許多朋友都得到過我的鼓勵，怎麼自己反而不能自勵？我似乎第一次新發現了自己。
當時的沈從文，仍處於精神失常狀態。但已從之前自殺的陰影裏走了出來（1949年2月、3月，沈從文情緒低落的緣由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發表的《斥反動文藝》，北大學生重新抄在大字報上。當時沈從文壓力很大，覺得沒有希望，精神緊張。1949年3月28日，在極度的苦悶中，沈從文用剃刀劃破了頸部及兩腕的脈管，又喝了一些煤油，以求永遠的解脫）。在北平解放前，同樣是遭到來自香港中共領導的“左翼”陣營的嚴厲批判，尤其是在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裏蕭乾和沈從文都榜上有名，但蕭乾的處境和心態顯然要比沈從文好，否則他也不會有心情隨著巴金來勸說沈從文。這與他在七月份參加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有關。第一次文代會是從延安走來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和從國統區走來的“左翼”文藝工作者的首次大聯合，更是為新中國的文學藝術界的開篇奠定了布局。胡風、巴金、蕭乾等人都參加了大會，而沈從文卻沒能成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