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當年葉兆言還在出版社當編輯時，曾拜訪過柯靈。在葉兆言的印象裏，柯靈對張愛玲極度推崇，“是真心地喜愛她的文字，一說到她，眼睛就放亮發光，說什麼書其實可以出，什麼書出版社已經出了。”葉兆言說，“我敢肯定柯靈當時絕不會知道張有一本叫《小團圓》的手稿，他做夢也不會想到，多少年以後，會有那麼一天，會有那麼一段文字。在前輩的老作家中，再也找不到像柯靈那樣樂意為張愛玲鼓吹的作家，說到她，他總是不遺餘力。在老作家嘴裏，張愛玲顯然沒有什麼好的人緣。有一年在杭州西湖邊，我們去拜見黃源，他一提到沈從文和張愛玲，非常的不屑，口無遮攔。老人家並不知道我其實很喜歡這兩位作家，而且就算是知道，也仍然會大肆攻擊。”
《小團圓》小說的出版，引發了張迷的再一次熱情，尤其更有熱心人的“《小團圓》人物對照記”：盛九莉——張愛玲，邵之雍——胡蘭成，燕山——桑弧，文姬——蘇青，汝狄——賴雅，荀樺——柯靈。根據小說中的故事，荀樺能和現實中的柯靈對上號（當然，有些故事又不可能直接畫等號）。柯靈時任《萬象》雜誌主編，而荀樺為某雜誌編輯。某日，荀樺被日本憲兵逮捕，九莉勸邵之雍出手相救，邵寫了封信，說他“為人尚純正”，荀樺果然被釋放。柯靈晚年在《遙寄張愛玲》一文裏寫到了胡蘭成曾搭救他。兩相對照，不難看出兩個人物的重合處。尤其是，《小團圓》中對柯靈帶來的最具殺傷力的描寫是：荀樺曾性騷擾九莉——兩人在電車上偶遇，站在九莉身後的荀樺，“忽然用膝蓋夾緊了她兩隻腿。”而且荀樺在“孤島”上海時期，居然有“三個老婆兩大批孩子”。這三個老婆一個在鄉下，一個在書局做職員（沒有名分），另一個被稱為太太的是一個小學教員，非常凶。張愛玲如此描寫：
九莉無法想象。巴金小說裏的共產黨都是住亭子間，隨時有個風吹草動，可以搬剩一間空房。荀家也住亭子間，相當整潔，不像一般“住小家的”東西堆得滿坑滿穀。一張雙人鐵床，粉紅條紋的床單。他們五六個孩子，最大的一個女兒已經十二三歲了，想必另外還有一間房。三個老婆兩大批孩子，這樣拖泥帶水的，難道是作掩蔽？
貳
柯靈對張愛玲的激賞和鼓吹確實如葉兆言所說，不遺餘力，在同輩作家中無出其右者。“文革”後柯靈恢複身份後，與分別三十餘年的香港友人的通信中就惦記著張愛玲的近況，如1979年6月12日寫給香港作家劉以鬯（柯靈在香港《大公報》上看到劉的文章，故寫信給他）的信裏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坐牢三年，下鄉三年，靠邊反省者又三年。現在白發盈巔，幸猶健在……尊文曾談到張愛玲，不知此君動定如何？二十餘年前曾有種種風雨，頗以佳人為惜，惟願其別來無恙耳。”在1979年10月6日寫給劉的信裏，再次提出：“張愛玲現在美國，你能否給她發一短信，代我致意。我也想代《文彙》約寫些美國通訊，希望她能同意。”1984年11月柯靈在北京參加建國35周年電影回顧學術討論會時，寫了《遙寄張愛玲》一文，並在11月27日兩次寫信給劉以鬯，說他剛完成了《遙寄張愛玲》，將發表在《讀書》雜誌上，他希望也能在劉主編的《香港文藝》上刊載。此文後來還在《收獲》雜誌上刊載了。在接下來大半年的時間裏給劉的幾封信中，都或多或少與《遙寄張愛玲》一文的刊載有關。可以說此文給1980年代張愛玲重新在大陸“複出”尤其是吸引了眾多的“張迷”起到了“加溫”的作用。柯靈在1985年8月11日給劉的信裏說：“遙寄張愛玲小文發表後，《傳奇》已於上海書店影印問世，人民（文學）出版社廣告，有兩本選集要出，都要求將此文序。最近又因《讀書》《收獲》相繼發表此文，得張愛玲姑母來信約見。擬請兄代購第二期《香港文學》以贈之。”1991年6月21日柯靈致信給張愛玲的姑父，是為了代出版社聯係張愛玲的版權：“愛玲在美，不知近況如何，尊處常有聯係否？安徽文藝出版社正籌備出版《張愛玲文集》，編者為金宏達（北京圖書館副館長）、於青（新聞出版署圖書司），我被聘為顧問……《遙寄張愛玲》一文發表以來，禁區突破，先後出版愛玲小說、散文集者，據我所知，京、滬、寧、粵、閩等地，殆不下7種以上，使大陸讀者得以欣賞張愛玲文采，自是一件大好事。但愛玲遠在海外，版權利益所關，估量均無著落。現在政府已頒布《著作權法》，此事已有法可依，足下是否可將上述情況告知愛玲，使她便於考慮如何處置此事？”接下來，柯靈還進一步介紹：“安徽文藝出版社曾印行《傅雷譯文集》，裝訂、印刷、紙張均較認真，對愛玲文集，我也以顧問的名義提出，要求注意印刷質量。估計書不會印得太差。”在1991年12月6日他寫給張愛玲姑父的信裏有如此一段：“承轉示愛玲的致意，感感。通信時請代道念，並致以衷心的祝願。她雖遠在大洋彼岸，在祖國擁有越來越多的讀者，堪以告慰。”此信有一注釋：張愛玲姑父給柯玲的信裏有“愛玲最近來信有一句話我必須轉達的，就是‘我深知柯靈為人，請告訴他我非常感激他’”。
“我深知柯靈為人，請告訴他我非常感激他。”這是現在能看到的通過張愛玲在上海的親戚在信裏轉述的張愛玲對柯靈的評價。
柯靈在1992年9月20日寫給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位編輯的信裏有：“85年你專程來上海向我借《傳奇》原版的事，我還記得。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傳奇》，給國內重印張愛玲的作品開了頭，是不應忘記的。”
為了出張愛玲的書，柯靈的確是勞神費心。為了出張的文集，他和安徽文藝出版社的編輯及相關人員通信頻繁，有幾封信頗說明他的態度，如1991年11月21日給安徽文藝出版社責任編輯的信：“知《張愛玲文集》排印接近完成，至感欣奮。盡管國內對張愛玲的作品‘評價褒貶不一’，有作品在，白紙黑色，牝牡驪黃，讀者自能品味；文學作品的存汰，要由時間做主張，並不取決於少數人的口舌筆墨。”此中所流露的真情，是毋須多言的。後來當看到出版社給作者的合同內容後，柯靈回了一封長信（1992年2月14日），仗義執言，先是感歎“《張愛玲文集》的印行會有這麼些周折”，很出他的意外，接著談了關於張愛玲委托人的授權書及稿費等問題，一一為張愛玲及委托人著想，並為張力爭合理的待遇，然後談了對出版的看法：“辦出版事業，不是純粹的做買賣，出版家和作家的目標和利益是一致的，彼此之間應該是道義和友誼的合作。由於我們政策上的偏頗，出版事業遇到很多困難，這是客觀事實。但現在出版界卻很有把困難轉嫁給作家的傾向。你們出過傅雷譯文集，現在又要出張愛玲文集，我本來對你們印象很好，到處逢人說好話。待看到你們的‘出版合同’，卻不覺身子涼了半截。夏衍同誌批評某一出版社的合約，認為比包身工的賣身契還厲害，你們的合約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認為出版張愛玲文集是一件大好事，因此樂觀其成。我早就聲明，我不過問有關出版權益的事。”柯靈還表示之所以不能“默爾不言”是因為這種“斬”作家的現象已經相當普遍，不僅僅是針對一家出版社。最後柯靈寫道：他太老了，也還有不少工作要做，這件事卻確實花了他不少時間。他衷心希望此事能圓滿解決，不再有任何意外。當然，最後張的文集還是終於出版了。柯靈為此付出的心血是不爭的事實。
1995年柯靈給日本學者池上貞子的信裏說：“張愛玲逝世，使人惋歎悼念，天才不世出，她的作品將留下來，使她不朽。”
叁
六卷本《柯靈文集》是他生前所編的最全的一套文集，他本來是要自己寫好文集序言的，但身體已經不允許了，在他去世後，此套文集才最終麵世。是用他的《自語》做了“代序”。翻檢他的文集，他與人打筆墨官司的很少，隻有在晚年與黃裳的一場筆墨官司，而且這筆仗還是由柯靈挑起。這就是寫於1993年3月的《想起梅蘭芳》，文章自梅蘭芳百年誕辰的由頭寫起，起筆便寫到了“從前”，提到了一篇文章，這就是寫作和發表於1947年1月《文彙報》副刊《浮世繪》的《餞梅蘭芳》：“這篇文章不滿一千五百字，用一段皮裏陽秋、富於暗示性的文字開場，一口一聲‘梅博士’，主旨是強調梅老了……這篇名文，清楚地表現出作者的才華，也鮮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性格。”在接下來的行文中，還有“這位作家對梅放冷槍，就不止一處”。在最後寫到了梅蘭芳回憶錄的寫作和出版過程：“我第一次訪梅時，就曾建議他寫回憶錄……後來梅回到北方，就決定了這樣的方式：由梅口述，他的秘書許姬傳執筆寫成初稿，寄給上海許的弟弟源來補充整理，再交給報館。這就是《文彙報》在1950年10月15日開始見報的《舞台生活四十年》。連載是要逐日刊登的，不能中斷。聽說許源來有些名士氣，又好杯中物，報館很擔心他誤事。黃裳對京戲是內行，就派他專門和許源來聯係，保證每天按時交稿……至於後來出版單行本，則完全由黃裳一手策劃促成。其間還發生過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有人向一家出版社接洽印行《舞台生活四十年》，條件是他要在版稅中抽成。這種事情，即使在舊中國，也從未有過，而這位同誌居然在新中國建國初期這麼幹，其超人的勇敢，真使人不可思議。梅本人和許氏兄弟，當然至死也不知有此一事。”柯靈此文刊載在《讀書》1994年第6期上。文章中說到的“這位作家”和“有人”，其實都是指文中也出現過的黃裳。當然，我是從黃裳稍後的反擊文章中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