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寫了《關於〈餞梅蘭芳〉》在《文彙讀書周報》1994年7月16日上予以回擊，同時也公開了與柯靈的論爭。先是辯護自己寫《餞梅》一文的由來和初衷，然後筆鋒一轉：“柯靈當時是《文彙報》的總編輯，為什麼竟將組織梅傳的重要任務交給我這個犯有開罪梅氏‘前科罪案’的人呢？這也是個很難弄懂的迷。”（柯靈在文中所寫關於派黃裳負責此事是因為“黃裳對京戲是內行”，而且這還是嚴寶禮出的主意。）其實，著力點所在還是那件“匪夷所思”的“怪事”：
柯文寫得迷離惝恍，頗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妙。文章開頭就推出了《餞梅蘭芳》，卻不指明作者；說到《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出版，又引出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當事人又化為“有人”了。《舞台生活四十年》最早確是我介紹給平明出版社出版的，當時出版社初辦，稿源不足，我和潘際炯都是特約編輯，幫忙組稿。不支薪水，與出版社商定，於所編《新時代文叢》每本提出定價1～2%作為編輯費，這辦法一直延續了一個時期。這就是我們所做的“超人的勇敢”“不可思議”的事。不過，必須說明，《舞台生活四十年》我並沒有得到任何編輯費，而是由許源來與出版社直接處理的。倒是後來有一次（也僅是一次），在此書轉歸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時，許源來說是梅先生的意思，在版稅中提出幾百元算做我的勞動所得，我感謝梅念舊的好意，欣然接受了。覺得自己為此書花費了不少心力，取得這點報酬是心安理得的。
針對黃文，柯靈又寫了《讀了〈關於“餞梅芳”〉》一文，致“《文彙讀書周報》編輯同誌”，並談了他寫文章翻舊賬的由來：“報館並沒有給黃裳向梅蘭芳組稿的任務，事實是，稿子約定之後，報紙才派他和梅文的執筆者之一許源來負責聯係，以保證連載不至中斷。”之所以要寫此文，其實是因為：“近年來文壇上流行一種風氣，就是肆無忌憚地改造曆史，我親身經曆的就不止一次。有些公開弄虛作假的，還是頗有聲譽的作家。這隻能理解為公然欺騙不明真相的廣大讀者，自持有名，對他無可奈何。我骨鯁在喉，忍不住要勒一下虎須，這就是我寫《想起梅蘭芳》一文的由來。但執筆時感慨邐迤，觸及的已不限於此。”在此文的開頭，柯靈寫了何以想到就黃裳的舊事寫文：“《文彙報》有個報史研究組，近年正在征集有關報史的材料，準備出一文集。黃裳應邀在1991年寫了篇《往事回憶——〈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誕生》，先在《安徽文藝》上發表，然後交給報史組。報史組知道發表梅蘭芳連載一事和我有關係，拿給我看了。”
柯靈此文寫得已很不客氣，既然黃裳捅破了這層紙，柯靈也就不再寫得“迷離”了，譬如：
黃裳責問我為什麼把組織梅蘭芳寫回憶錄的任務交給他，敬答曰：並無此事，足下心裏最明白。《文彙報》在抗戰勝利後複刊，就和梅建立起友好的關係，而黃裳“和梅及其周圍的一些朋友都不熟識”，沒有麻煩他的任何理由。他之所以敢於這樣問我，是因為他手裏有一張王牌，“引而不發，躍如也。”他說“奉命組稿，的確花了很多精力，這並不是一部容易到手的稿子，其中周折也絕非柯文所說的那麼簡單。梅先生在《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記中有所說明”，前記中有一句要緊的話，他欲吐還吞，沒有說出來，那就是“《文彙報》的黃裳同誌要我寫一個回憶舞台生活的長篇，在報上連載發表”。連載是由梅口述，許姬傳筆錄的，《文彙報五十年》（1938—1988）紀念集裏，許姬傳寫過一篇《梅傳問世憶舊》，也說“黃裳同誌約梅蘭芳先生寫回憶錄”。所以黃裳有恃無恐。《文彙報》辟連載專欄、出題目，向梅約稿，都是我一手經辦的。約定後才把聯係工作交由黃裳負責，以後我就放手不管了。黃裳為此做了許多工作，在《往事回憶》中有詳盡的記述。全部事實就是如此。
匪夷所思的怪事，和黃裳侃侃而談的不相幹。黃裳說：“舞台生活四十年》最早確是我介紹給平明出版社的。”真不愧文章高手，隻用了“最早”二字，就輕輕勾銷了一段情節。他最早兜攬的對象是上海出版公司，向一位負責人提出傭金。（我經過核對，前說“抽成”誤。）因為估計梅的著作好銷，負責人很動心，事有湊巧，和出版公司關係密切的鄭振鐸先生恰巧在鄰室和另一負責人談話，聽得義憤填膺，臉都漲紅了。黃裳走後，他關照堅決拒絕，認為萬不能幹這種事，負責人隻好聽從……
柯靈還解釋說，當時寫文說“有人”而不指名，是想給人留下“閃避的餘地，並非包藏什麼陰謀詭計”，“現在我才明白，原來分潤別人的稿酬。乃是一種‘勞動所得’，可以‘欣然接受’‘心安理得’。難怪活得如此瀟灑自如，腰板筆挺，氣壯如牛。但願我的少見多怪，絲毫無損於我們這位‘商定’文豪的清名”。
之後，兩人又互相駁斥對方：黃裳又寫了《一點閑文》來反擊，柯靈寫了《一點感想》來回應。在兩人的相互駁斥中，關於梅的回憶錄的經過容易理清，也容易理解彼此當時的作為，至於柯靈說黃裳對梅的態度前後的變化，黃裳的辯詞也能自圓其說。但讓兩人糾纏的還是黃裳為出版梅的回憶錄是否拿傭金的問題。黃裳在《一點閑文》中說：
上海出版公司是我很熟悉的地方，我有兩部著作就是由他們出版的。我受作者之托，為《舞台生活四十年》找出版社接洽，（柯靈用的字眼是“兜攬”，無非想把我說成是“跑街”，以便和後麵的“傭金”相映成趣。）到上海出版公司去洽商，也在情理之中，雖然我已完全不記得此事。我和西諦也是熟人，他從北京來滬，偶然相遇，必無不見麵招呼之理。西諦是秉性耿直、疾惡如仇的人，真如柯靈所說有那麼一段“匪夷所思的怪事”的話，他是不會不向我提出的。但此後與西諦多次見麵，他都從未提及此事。……在他團城的辦公室裏，歡談往往移晷。這不能不使我懷疑故事的真實性。可惜上海出版公司的負責人劉哲民、唐弢、師陀都已逝世，無從取證了。
對此，柯靈在《一點感想》中回應說：當事人既已“完全不記得”，上海出版公司負責人又“都已去世，無從取證”，等等，就到此為止，不必深論了。接著筆鋒一轉說：“幸而黃裳的記性還沒有壞到家，還記得有個他‘很熟悉’的上海出版公司，不過其中也不無疏漏。當時親眼目睹的，還有一位負責人，一位掌握財務的同誌，至今健在。我大概也可以勉強湊數，是個負責人。黃裳所說的兩部著作，一部《關於美國兵》，正是經我榮幸地先在《周報》連載，然後付印成書的，那如果不是黃裳的第一本書，也是他最早問世的著作之一。另一部書名已經失記，內容是他建國初期所寫的通訊特寫之類，如果沒有記錯，也是由我一手編發的。黃裳貴人多忘事，似乎也‘完全不記得’我在上海出版公司多少還有點發言權和知情權。”柯靈還在該文的“附記”裏說明他提到的“知情人”是謝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