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周思聰畫過一幅《曹雪芹先生荒郊著書圖》，參加了畫展，結果在畫展上有好幾幅曹雪芹像，周思聰在給馬文蔚的信中自嘲說：觀眾糊塗了，曹先生究竟是何模樣？“展覽作品中，現實內容的人物畫很少，都想用古人搪塞了。他們的在天之靈，若知曉此中奧秘，該怎樣詛咒我們這些不肖子孫嗬。”此信寫於1982年11月2日。接下來又談到了她創作《礦工圖》的感受：“礦工”創作極不順利，苦思冥想，進度遲緩，常常對著畫發呆。
在接下來的信裏周思聰往往會談到創作《礦工圖》的困難和壓抑，起初她是想著和盧沉能夠合作完成這幅大畫的，但事與願違，她在11月19日的信裏說：“我的創作進行得不順利。我珍惜這不順利。這種逆境往往是令人興奮的。《王道樂土》接近完成。在一些疑難問題上卡住了，暫放一下。現正在製作《人間地獄》。盧沉因病不能畫，我的壓力很大。這畫要表現一種力，需要有男子的氣魄，我感到自己還缺少這力量。這似乎是沒有辦法的事。”
在1982年12月29日的信裏她進一步寫道：
本來我想在你麵前把兩個月來鬱積在心中的苦悶盡情的傾倒出來，可是“四十分鍾”，結果我也不知怎的，竟說了些莫名其妙的糊塗話，當然有些是我在考慮的，但是，現在我才明白，我需要你的支持。我有時那樣的軟弱，這軟弱轉而成為氣惱，對他和對自己。你說我能獨立完成，而這不是我所願意的。我曾經是那麼希望著，共同完成。他的毫無道理的冷漠，傷了我的心。況且並不體諒我的困境，這就是男子漢麼？或許我這希望近於侈望，因而也就顯得格外痛苦了。十年前，在我最不應得到體諒、連我自己都不體諒自己的時候，他寬厚的胸襟，那樣深沉地體諒了我。沒有安慰和勸導的話，無言的體諒。我們之間常常是沉默，從對方的眼光中窺探一切，無須多說，什麼都明白。這樣慣了，所以當我看不到理解的目光時，就很難過。
在那一時期的信裏，對丈夫的怨言時有流露，譬如在1983年1月7日的信裏，說到她即將去日本的事，也讓她煩惱，主要是盧沉不願意去，讓她一個人去，對此周思聰非常不滿：“他倒放心，從來不理解，我有時非常需要他的支持。難道在他眼裏我比男子漢還強麼？總的說來，他甘心情願為我承擔些困難的時候極少。我特別需要他幫助的時候遭到這種冷漠，常使我很傷心。每當這時，我不想說什麼，提醒他？不必，那樣即便得到了關心，也非出自自願，反而不如沒有，我的個性如此。靠自己吧，無論遇到什麼。”
客觀地說，周思聰的這些煩惱，也與她自己過分的要強有關，即便在自己的丈夫麵前，也不願意以“弱者”的姿態出現。
對於未能和周思聰合作完成《礦工圖》，盧沉在1999年6月為周思聰畫集寫的序言（《從寫實、表現到抒情——一個天才畫家的勤奮足跡》）中解釋說：
《礦工圖》組畫是周思聰藝術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開創了水墨人物畫從寫實性走向表現的一代新風。組畫凝聚了周思聰的巨大心血和創造才能。雖然有的畫上落款有我的名字，開始是我們二人合作，但我僅參與了最初的構思、構圖、收集素材。1981年初，我因肝病嚴重，全身浮腫，隻好退出合作。除了最早畫的《同胞、漢奸和狗》我在正稿上畫過很少幾筆，其餘三張《王道樂土》《人間地獄》《遺孤》都是周思聰一人完成的。
《礦工圖》未能合作下去，除了我當時身體不好，還有一個真實的原因，是我插不上手。這不是通常的因畫風不同而不好配合，她比我畫得好，而且胸有成竹。
此時的周思聰，正處於成名創作也在從傳統的寫實，走向變形和現代。《礦工圖》讓她的創作很吃力，但也標誌著她從傳統的寫實走向了水墨畫的現代變形。最終，《礦工圖》組畫還是被稱為是一件“未完成”的巨作，在盧沉看來本來周思聰完成《礦工圖》全部組畫是不成問題的，“沒想到1983年夏，思聰突然病倒，患了不可逆轉的類風濕關節炎，不得不停止《礦工圖》的創作。”
周思聰說自己在生活中尤其不願攀結大人物，覺得他們會使她很不自在，當然她的老師除外。（《周思聰與友人書》，36頁）她對她所置身的文化界並無多少好感：“文藝界是是非之地。有些人不善良。社會上殺人放火的刑事犯固然可惡，但他們或為報私仇，或為謀錢財而害性命，其危害遠不及那些借輿論殺人的君子們。”再如1982年5月3日的信：
我每到偏遠地區、深山農舍，見到那些極少文化的莊稼人，便激動不已。
最近美院陳列館，有一個名曰“XXX畫展”的，如果你有閑致，倒可見識一下，這個被美院黨委書記譽為“扛鼎之作”的畫家，他竟把那麼多的名人、官方人物都畫出來，歌之頌之。觀眾在留言簿上請教說：畫家，你怎麼結識的這麼多大人物呀？
美院師生對此畫展的評語是：“這是些馬屁畫”“這個展覽在美院開，是學院的奇恥大辱”。
而此畫展開幕之際，承蒙王光美、周而複、趙樸初、丁玲等等等等名人光顧，畫家本人跳來跳去、不亦樂乎。著名歌手胡鬆華在他的畫像前高歌。電視台出動，水銀燈齊明，好一場鬧劇。有人說得好：這個畫展，是中國當今社會的縮影。
我隻覺得俗不可耐。這個人曾經有些才，現在毀了。但願他能有一天覺悟到自己的愚蠢。他隻想著如何爬得高。為自己找到這樣一個訣竅沾沾自喜，他對藝術沒有絲毫的誠意。
叁
對藝術有無誠意，是周思聰衡量一個畫家最起碼的標準，也是對藝術的一個最基本的底線堅持。在同一封信裏，周思聰告訴好友說，她和盧沉的畫冊出版了，“印得極差，看了使人傷心。”但就是這本她和盧沉的第一本畫冊，雖然印刷的質量讓她看了傷心，但更出乎意料的是還引起了風波：出版此畫冊的吉林美術出版社的責任編輯給她來信，說這本畫冊在吉林省出版局裏引起了軒然大波，局領導和很多人不同意發行，理由是，畫冊裏幾幅關於上訪接待站的畫是暴露的，尤其是一幅《來京上訪的小民百姓》，更是“暴露”了黑暗麵，另外一些人體習作和稍有變形的畫也成了問題，最後的結果是“內部發行”。
所謂內部發行“是指內容有政治問題而仍有美術參考價值的書”。主持出版此書的兩位編輯找到了省裏，“負責文教的副省長看後說，這本畫冊好，因為它來自生活，並說他做過一年上訪工作，他個人認為這些上訪者速寫沒有問題。”但出版局新調來的領導仍“很難對付”。責編寫信來是希望讓作者通過自己的影響，請名人在北京的有關報刊上發表“書評”，以從輿論上贏得支持。第一次出書就遇到此事，“真好像吃了蒼蠅”，那幾幅畫又有什麼可怕之處呢？以今天眼光來看，實在顯得荒誕，但在1980年代初，這樣的“暴露”黑暗麵還是會引出“問題”的。其時周思聰既麵臨創作上的突破，也麵臨生活上的諸多麻煩，譬如在她的那些年裏的書信裏，更多有生活上的若幹煩惱，房子問題，孩子教育，家庭負擔，照顧老人，與婆婆的矛盾，接待來訪者，等等，“每天能有兩三小時集中畫畫就是很不錯的了”。為了畫冊的事，她去找了她的老師葉淺予，葉先生說“應當上告中宣部，同時發函給出版局表明態度”。而原來擔任北京畫院領導的劉迅，也主動要寫書評給《光明日報》，“《美術》雜誌一位主編也準備在七月份《美術》上介紹畫冊。”這反而又讓周思聰擔心“會把這本書吹得過分了”。後來七月份的《美術》雜誌用了一頁整版介紹了這本畫冊，周思聰在信裏介紹說：“這期的主編栗憲庭膽子不小，是年輕人。……《美術》是輪班主編的，總是一期有勁，一期沒勁，十分分明。”
在稍後她出席中國美協理事會上（當時一百七十多名理事中，平均年齡要在六十五歲以上，四十多歲的鳳毛麟角），一位中宣部官員聽說畫冊事後找了她來了解，對周思聰來說，事情到此為止。在這次會上，周思聰也聽到了一些對她最近作品的反映，有些人勸她修改畫中的形象，認為太醜了。持這些看法的多是20世紀50年代成長起來的師兄師姐，而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就不同了，多支持她這樣畫下去，譬如韓美林就如此說。當時也正是羅中立的油畫《父親》贏得讚譽和爭議的時期，而周思聰的思想顯然和羅中立創作《父親》的思想是相通的，她在給好友的信中介紹說，在美協的理事會上，不少擔任地方領導職務的理事指責《父親》，說是醜化了社會主義農民，“這種愁苦的形象，還拿到巴黎展出，給中國農民抹黑。”周思聰說：我看了《父親》以後，發現感動我的，正是那些“抹黑”的描寫。飽經辛酸的皺紋，含愁的善良的眼睛，汙穢的手，那代表貧困的粗瓷碗……這一切使我想到我的祖國，災難深重，至今她仍然貧窮落後，但她畢竟是我的祖國，我的父親。我不會因為他手黑而感到羞恥，我知道，那是因為他剛剛還在泥土中滾爬，為子孫操勞。這樣的父親為什麼就沒有資格到巴黎？他們的父親有汽車、別墅，我的父親沒有，但他給我們留下的是更有價值的。那些口口聲聲不忘本的人，因為要那可憐的麵子，可以舍棄藝術的真實。這就是‘為政治服務’吧，可憐的政治。（1982年7月8日的信，《周思聰與友人書》，53頁）從這裏也能看出周思聰的正直和價值觀。用她的好友的話說，她的正直和敏銳的辨別力、鑒賞力得益於讀書和思考。
周思聰在《礦工圖》之後，最重要的一批人物創作就是描繪大涼山的彝族姑娘了。1982年秋天的一次大涼山之行，給了她後半生取之不盡的創作資源。那次旅行給了她難以磨滅的記憶和對苦難的理解，以前從畫報上看到的彝族“載歌載舞”的“幸福生活”和現實怎麼也聯係不起來，她在10月18日給好友的信裏說到在彝族山區的見聞和感想，“有一個四五歲的女孩，頭上臉上滿是瘡，蒼蠅成群的聚在傷口上。這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而那雙眼睛，我永遠忘不了。我從來沒見過哪個孩子有這樣一雙痛苦的眼睛，她本來應有歡笑。我不忍再看她。你若是看見這雙眼睛也會流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