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女畫家周思聰去世時，中央美院附中的老校長丁井文說：能讓中國美術界都為之動情的，隻有周思聰呀！“因為她尚在中年，還有很多事沒來得及做；即使病魔纏身，也不該這樣匆匆離去。因為她才華出眾卻從不自視高強，平易，溫和中蘊涵著正直和剛毅；她關注民族、民眾的苦難，悲天憫人的情懷，感動著周圍的人……”作出這樣解讀的是周思聰的一位朋友——馬文蔚，曾任北京人民廣播電台的記者。作為一名與周思聰同齡的女記者，1979年底，接受采訪任務的馬文蔚與周思聰相識了。多年以後，當馬文蔚退休以後，再來回憶，之所以她們能成為朋友，原因在於：也許是同齡人，有很多共同的話題；也許在說話“沒遮攔”這一點上有相似之處，不知不覺交流日益增多。
1979年，在新中國建國三十周年的全國美展中，周思聰的國畫作品《人民和總理》獲一等獎。這幅畫在今天看來是典型的所謂“主旋律”作品，也就是以歌頌為主題的創作。此畫所描繪的是1966年河北邢台遭受強烈地震，周恩來去災區看望災民，鼓勵他們重建家園。坦率地說，在今天，此類的主旋律創作，已不可能得到讀者的認可，而成了為獲獎或某種目的的敲門磚，但在20世紀70年代末，在周思聰當年的創作中，她的這幅畫雖然也是主旋律，卻能夠打動人，尤其在那個年代，思想界剛剛解凍，藝術創作正是打破思想禁錮的先行者，而周思聰筆下描繪的周恩來和群眾，充滿了人情味，也呼應了當年大眾對周恩來的感情。另外，更主要的是，周思聰的畫也充滿了畫家的感情，不像現在的許多主旋律創作，隻是一種沒有感情投入其中的工藝製作。
為畫此畫，1978年周思聰曾到當地去走訪，聽當時的情景，畫中每個人物都有原型，周思聰告訴馬文蔚，這幅畫表現出來的，還不及自己感受到的萬分之一，總覺得有很多話憋在心裏說不出來。
周思聰因這幅畫而成名，當時四十出頭的她，說出名是個誤會，因為是女畫家，容易引人關注。“她說自己經曆簡單，沒遭遇什麼坎坷，深度不夠。看她真誠的樣子，不像是在作態。她對自己的狀況不滿意。”
馬文蔚和周思聰因為這一次采訪而相識，並進而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雖然同住北京，但見麵不易，她們便在信箋上互相傾訴和傾聽。在周思聰去世九年後，已經退休的馬文蔚整理出版了留存下來的周思聰當年寫給她的信：《周思聰與友人書》，這些信從1980年到1992年，馬文蔚在“編者說明”中說，除了不經意丟失外，共存周思聰的信一百四十四封，“刪去兩封無甚內容的短信，本書實收一百四十二封。考慮到公開出版的要求，及家人意見等，作了少量刪節。”
馬文蔚保存的周思聰來信，在1980年代前期最為集中，1983年有三十一封，1982年有四十封。在2006周思聰去世十周年時，馬文蔚寫了一本《周思聰：藝術個性的覺醒》。從一個朋友的角度，寫出了她眼裏的真實的周思聰。馬文蔚所記錄的周思聰，不管是周思聰的書信，還是她眼裏看到的周思聰，恰巧是“文革”結束後一代人在奮力進入新時期的階段，從改革開放，到進入市場大潮，從畫家的邊緣化和清貧自守，到畫家成為市場化被追逐的對象並開始富裕起來，對於周思聰這樣的置身文化主流中的畫家來說，從青年畫家到中年成名畫家，從北京畫院的普通畫家到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她的身份的變化是巨大的，馬文蔚提供給讀者的周思聰的生活是真實而獨特的，正是周思聰對她的講述，真實地呈現出周思聰內心的情感和感受，為那十多年的曆史，留下一份真實的記錄。
在最初的信裏，周思聰就坦率地道出了自己對現實的困惑和矛盾，1981年1月21日的信裏，周在信裏說：現在每兩個半天“學習”，為什麼叫“學習”她不懂。為什麼要求絕對一致，她也不懂。不一致就要“法律解決”，更不懂。領導動員大家發言，說是要“解放思想”。周思聰感到困惑的是，她算不算“持不同政見者”，“我似乎沒有什麼政見，隻有擔憂，為我的祖國擔憂。”周思聰始終屬於體製內的畫家，作為北京畫院的一位職業畫家，周思聰無疑是得到組織上重視和重用的，她的社會角色和藝術創作都在符合組織要求的規則下運行，她在這種角色的扮演中，也隻有在與友人的通信裏抒發出另一種真實的感受，譬如她在1981年1月29日的信裏介紹：她昨天在畫院泡了一整天，法定的“學習”，當然無話可說，於是，她便自己想心事；朋友會不會來電話？傳達室會不會以學習時間不找人來擋住？自己要畫的畫的構圖？降溫了，孩子幼兒園裏的暖氣怎麼樣？等等。她的表述很真實，對於絕大部分在單位裏的人來說，她說的都是自己很容易找到共鳴的。“會上有人規規矩矩呆若木樁，有人慷慨陳詞唾沫飛濺，有人察言觀色，有人暗自發笑，有人聊天，有人入靜。就這樣演了八個小時亂七八糟的‘電影’，宣布‘散會’，‘下周無事不得請假！’然後我們逃走的動作都格外利索。”周思聰所描繪的是那個年代事業單位裏“學習”的真實寫照。盡管她說自己習慣於用形象表現自己的感受，而極不善於用語言表達，常常是語無倫次。但其實在她的書信裏，她的文字非常簡潔，表達也很清晰。她的信裏也留下了那個年代政治氣候的乍暖還寒，也寫出了何以畫院裏要求“學習”的背景，譬如在同一封信裏她還寫道：“《美術》雜誌再出版，恐怕是麵目全非了。我在西安時同去的有《美術》的記者。當時《光明日報》一位記者傳達了XXX的報告，當下包括《美術》在內的三四個記者都立即斷言：已決定發出的稿子恐怕要收回來了。”她所寫的，正是當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背景，但畢竟已是1980年代了，已經形成不了氣候，以往的政治運動已很難再進行了，人們的思想已不再單純，像周思聰這樣的主流體製內的受到重視和培養的畫家，也已經有了不再盲信和獨立的思想了。
周思聰對馬文蔚說過她的苦悶：人物畫和山水畫、花鳥畫不同，有它的使命在，不能滿足於點綴。能流傳下來的人物畫，沒有一幅不是記錄了一個時代的，像蔣兆和的《流民圖》、王式廓的《血衣》、董希文的《開國大典》等。人物畫必須老老實實走現實主義的路，這條路難走，但必須走，“配合”絕對出不來好作品。想對人說的話，不能通過人物畫表現出來，為什麼還要畫呢？要賞心悅目，不如去畫山水。
周思聰說的“配合”，就是在1949年後到1980年代，文學藝術要配合當時的官方的政治需要或任務，但在現在主動配合的作家藝術家雖然身處所謂的“主流”，但已被市場邊緣化了。譬如每年的全國美術展覽，總有一些為獲獎的畫家製作一些主旋律的大“作品”，但已經很難得到廣泛的認可和好評了。這與周思聰當時的情景和認識是不同的。在畫出了《人民和總理》這樣的獲獎之作後，周思聰的畫並沒有繼續向這樣的主流方向發展，而是向著“悲苦”努力，這恐怕與當時的美術新潮帶給她的影響有關，如在1981年2月11日的信裏，她介紹說在畫院裏輪到布置她的習作觀摩，結果她陳列出的畫“都是些悲苦的形象”。在2月24日的信裏，她很高興她的畫得到了知音的理解，同時也介紹了畫院為她破例開了一次座談會，這是她沒想到的，甚至連一些油畫家也參加了。並說這是曆次習作觀摩反映最強烈的，多數人支持她的探索，為她的“不維護過去，踏出新的足跡而高興”。當然，也有替她惋惜的，說她“脫離了群眾的審美。”
1981年3月24日，周思聰給馬文蔚的信裏寫道：
……又快到“四五”了，那一天的情景還曆曆在目。五年了！那悲壯的畫麵，我始終不敢畫出來，怎麼畫都不夠，它是由那麼多的激動集合而成的，筆太無能為力了。後來，陸續見到許多描寫“四五”的畫，都太單薄了。這好比畫三峽，沒有一個人能畫出它的氣魄，因為凡到過三峽的人，所得到的都是一個綜合的印象，其中還包括從古至今無數詩人的藝術創造。記得我路過三峽時，激動得心快跳出來了。也不知道我是怎麼爬到頂艙去的。後來發現自己是在煙筒旁邊，使勁按在船頂鐵板上的一疊紙上，什麼也沒畫。以後許多天，一閉上眼睛，那巨大的山峰，就一座座向我壓過來，使我激動不已。紀念碑前和十裏長街的印象正如三峽一樣，每當想起來就不平靜。
在同一封信裏，周思聰還說，她剛剛拒絕了幾位記者的采訪，包括《北京晚報》《人民日報》的記者，是為采訪她的成長過程。她說，她是一個普通的人，形象一突出，就會麵目可憎了，她願意永遠混在眾人之中。周思聰的真實就在於在她的朋友麵前並不偽裝自己，她談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感受，也談她在生活中的苦悶，包括對自己的婚姻生活，她與丈夫盧沉之間，雖然誌同道合，但在內心裏，周思聰自然也有著自己的苦悶。如1982年4月4日的信：“有別人在時，我對他，就像女學生在老師麵前，不太自由。他不大關心我的感情，很少過問我想什麼。以前他不這樣。我是說那陰雲籠罩之前。我想，他是怕我多想，怕我會有任何受管束的感覺。他從來避免觸動我的傷痛，這點他十分小心，可這又恰恰使我覺得冷漠。有時，我們一天也說不上十句話，有時突然談得很多，那準是學術問題的討論。我怕他會認為我太凡俗，所以也很少主動開口。”但她對盧沉仍然是滿意的，用她在4月10日的話說：下輩子，她還要同他結婚。她感到痛苦的隻有一件，就是曾給他沉重的打擊，是無法補償的。“如果他因此恨我了，這賬也就抵消了，可是他不。這使我永遠不能心安理得。我的幸福將永遠伴著這不幸。”（《周思聰與友人書》，38頁）
貳
1980年4月，周思聰和盧沉到了吉林遼源礦區，在《曆史的啟示》一文裏，周思聰說：之所以選擇這個礦，是因為它曾經是偽滿洲國時期日本關東軍集中華工苦力最多的煤礦之一，許多老礦工都是死裏逃生的人，“侵略者掠走了我們無數黑色的金子，同時埋下了無數礦工的白骨。經曆十年浩劫，我們很容易理解那種淪為亡國奴的切膚之痛。”他們是為《礦工圖》做準備，計劃用九幅大畫來構成《礦工圖》。她和盧沉合作完成了《礦工圖》之五《同胞、漢奸和狗》，獨自完成《礦工圖》之六《遺孤》、之三《人間地獄》。在1981年5月4日的信裏她說：“最近《礦工圖》的第六幅——《遺孤》，剛剛完成。我每畫完一幅畫，都像打了一次敗仗。我沒有別人所體驗過的那種‘勝利的喜悅’。多麼想體驗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