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被部長調到一樓。
立新說我傻。立新說好容易橋本看上你，你可以在五樓舒舒服服的，你一定要拒絕橋本也應該等到辭掉這份工。想起橋本掀過我的短裙看過我粉紅色的內褲，我對立新說我喜歡到一樓來。我說的是真的。拒絕了老部長，從老部長辦公室走出來，我覺得我快要哭出來。傷了天下的一個父親，我不知道有什麼是比這更加糟糕的。知道我腰痛，可憐我從五樓被調到一樓，立新在工作的時候不讓我做這個，不讓我做那個。我手裏的盤子，能接的話立新都幫我端出去了。緣分是一個人的事情。立新偏執多事總是與一樓打工的人過不去，但是立新說我是她在日本認識的中國人中最希望成為朋友的一個人，立新不怕將她黑在日本的處境告訴我，立新與我每次都穿過同一條大街去車站。立新像我熟悉了多少年的一個姐妹。而那一對福建姐妹有一天突然對我說我就像立新的奶媽。
立新是那種典型的上海女孩。之於上海人，張愛玲寫過一篇“到底是上海人”。“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上海人會奉承，會趨炎附勢，會渾水摸魚，然而，因為他們有處世藝術，他們演得不過火。關於‘壞’，別的我不知道，隻知道一切的小說都離不了壞人。好人愛聽壞人的故事，壞人可不愛聽好人的故事。”因為立新在，富貴閣才有了我筆下的這麼多的故事。
除了在富貴閣端盤子，立新和烏龍茶又在清掃公司找到一份早工。清掃公司的社長為了節省交通費特地給他們買了一輛自行車。立新和烏龍茶是黑戶口，黑戶口的人不敢騎自行車。日本警察不會隨意巡查一個步行的人卻可以有借口巡查騎自行車的人。有一天立新告訴我說她和烏龍茶將那台自行車拖運到上海去了。
我幾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怎麼會？”我說：“自行車不是公司所有的嗎？你們辭掉工作的時候不是要返還公司的嗎？”立新說：“你怎麼這麼傻，不會說自行車忘記上鎖被盜竊了嗎？日本警察會為了一輛自行車追到上海去嗎？”我總是即時即刻，我不會像立新一樣想事物的前因後果。我瞠目結舌。
我母親曾經說我身邊的女孩個個眼裏滾花，唯有我的目光令她擔心。我母親說我的目光傻呆呆的。我總是不經意將身邊的事物搞得亂七八糟。立新說她討厭一樓的領班是台灣人，立新說她會想辦法搞掉她。
我當然不相信立新所說的會成為現實。不會有立新想象的後果。
我說：“台灣人是元老，都叫她撼不倒的大樹，你一個臨時工而已。”
我說：“立新你不要惹是生非了，你若愛國就抓緊時間掙錢早日回去貢獻。”立新說：“我自己當然撼不倒那棵樹，但是一樓的支配人山館與台灣人死對頭，為什麼不利用山館？”立新反問我。立新說：“我備柴山館引火，不是一石二鳥是二石一鳥。”
立新有意將收回來的酒杯和茶杯堆到水池裏，立新不讓我洗，福建的姐妹與立新過不去當然也不會洗。台灣人開始不高興，命令立新將酒杯和茶杯洗出來。立新裝做聽不見。我對台灣人說：“算了，不要計較了，幹脆我來洗。”
台灣人攔住我說：“不行，你不能洗。一樓是我做主，我要立新洗立新就得洗。”立新偷偷地在我的耳邊說她在等著台灣人發怒，台灣人發怒她就成功了。立新就是不洗。台灣人的情緒已經像一隻小獸，正如立新所預料的，台灣人果然生氣起來，她說：“立新你一定是不想做這份工了，我想我可以成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