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對於這些“古怪”的詩，有些評論者則沉不住氣，便要急著出來加以“引導”。有的則惶惶不安，以為詩歌出了亂子。這些人也許是好心的。但我卻主張聽聽、看看、想想，不要急於“采取行動”。我們有太多的粗暴幹涉的教訓（而每次的粗暴幹涉都有著堂而皇之的口實），我們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風格、不同流派、不同創作方法的詩歌視為異端、判為毒草而把它們斬盡殺絕的教訓。而那樣做的結果，則是中國詩歌自“五四”以來沒有再現過“五四”那種自由的、充滿創造精神的繁榮。
我們一時不習慣的東西，未必就是壞東西；我們讀得不很懂的詩，未必就是壞詩。我也是不讚成詩不讓人懂的，但我主張應當允許有一部分詩讓人讀不太懂。世界是多樣的，藝術世界更是複雜的。即使是不好的藝術，也應當允許探索，何況“古怪”並不一定就不好。對於具有數千年曆史的舊詩，新詩就是“古怪”的；對於黃遵憲，胡適就是“古怪”的；對於郭沫若，李季就是“古怪”的。當年郭沫若的《天狗》《晨安》《鳳凰涅槃》的出現，對於神韻妙悟的主張者們，不啻是青麵獠牙的妖物，但對如今的讀者，它卻是可以理解的平和之物了。
謝冕：《在新的崛起麵前》，載《光明日報》1980年 5月 7日。
2.他的詩強調個人的人生價值和人格尊嚴，喜歡以強烈的反叛意識和嚴肅的心理剖析，表達對社會生活的批判與期望。這種內容上“向內轉”的特性，便自然地要求形式上也要“向內轉”。因此，他的詩在構思上，既不像郭小川那樣，以時代“代言人”的姿態，去同步直抒生活中的重大問題，以時代進程與心律躍動並行趨同的方式構思作品；也不像聞捷那樣，以場景中的“局外人”的姿態，去靜態地描摹他人的生活情趣，以故事的演進或人事的糾葛為敘述框架進行構思（郭、聞正好代表著“十七年”詩歌創作的兩種基本構思模式）。
趙金鍾：《再看“朦朧詩”》，載《南都學壇（哲社版）》1996年第 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