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書的前言部分這樣寫道：
清朝旗人，有宗室貴族與平民之分，有正身旗人與奴仆之分，而如今的研究者則或將目光停留在宗室亦即愛新覺羅家族的後裔身上，或者熱衷於追蹤滿族中當今的名人，以至於社會乃至他們自己，都認為隻有他們才是滿族的代表和象征，是滿族的代言人，而忘記了他們所能代表的隻是滿族的一個為數很小的特殊群體。我雖然也選擇了幾個皇族與滿族上層人士，但卻以那些最普通的、默默無聞的下層婦女、甚至是不識字的婦女作為選擇的重點，我希望這些訪談能夠從盡可能廣闊的層麵、盡量真實地反映出這一代婦女的人生曆程和她們的生活態度。因為隻有從這些獲自民間婦女的資料與通常帶有權力意識的和民族中心主義的正統知識的比較中，我們才可以重新認識被邊緣化了的一些人物和日常事件，並找到新的意義。
在定宜莊看來，與中國的其他少數民族相比，滿族有兩個顯著的不同之處：其一，滿族在近代經曆了由一個統治民族向被“驅逐”民族，再到被恢複平等地位的群體的曲折轉變，從邊緣到中心再到邊緣的矛盾，在這個民族身上表現得分外突出；其二，滿族建立的清朝曾經統治中國近300年，保留有從未成為過中心的其他少數民族不可能留存的浩繁的文獻。即使是這些文盲、半文盲的極少受到官方話語影響的下層普通婦女對於自身經曆的口述，也幾乎都可以與文獻一一互補和互證。在《最後的記憶》這本書中，通過對講述者的訪談，我們看到了一幅幅皇族宗室、滿族官僚、底層八旗兵丁以及各地駐防旗人的生活圖景。歲月的長卷在老人的敘述中緩緩打開，在瑣碎的生活細節之中，呈現出滿族婦女關於家庭、習俗、民族意識與民族界限的真實感受。
愛新覺羅·毓臻女士是書中記錄的唯一一名皇族後裔。從她的敘述中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到清朝皇族宗室後代的生活境遇。
毓臻女士生於1924年5月，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六子塔拜的後裔。其祖父一代家庭生活富裕，祖母是滿族人。祖父母生有四個兒子，毓臻的大伯父和二伯父不幸夭折，三伯父因吸毒，家產耗費殆盡，留有一女。毓臻的父親區別於一般人印象中提籠架鳥的八旗紈絝子弟，他勤學上進，並時常用“勤懇勤懇，衣食有準，懶惰懶惰，必定挨餓”這樣的話教育幼年的毓臻。父親後來去了華北電業公司，從當學徒開始幹起，勤學好問，後來成為技術骨幹，直到退休。
小時候的毓臻家已經不能算是大戶，日常生活已與普通人家沒有區別。母親在生下弟弟一年之後去世，那一年毓臻七歲。幾年之後，父親娶了一名漢族女子為妻。雖然繼母並沒有完全盡到母親的職責，但是按照滿族的傳統禮儀，毓臻仍然對繼母懷有尊敬之情，逢年過節依舊拜訪行禮。
婚後的毓臻並不幸福，包辦的婚姻讓她對丈夫沒有絲毫愛情可言，而且不久之後丈夫有了外遇。對於沒有愛情的婚姻，毓臻仍舊維持了四十一年零十九天，她清楚地記得這個數字。用毓臻的自己的話說，身上流著滿族人的血液，對自己應該嚴格要求，不能像丈夫那樣。她一生生育了四個孩子。
出於對包辦婚姻的不滿，結婚後的毓臻毅然決然地跟隨哥哥參加了革命，來到了延安。新中國成立後，從延安到大慶、勝利，再到大港，毓臻幾乎參加了每一次石油會戰，艱苦的生活條件，超乎尋常的高負荷工作，長期遠離家鄉親人的孤獨和壓力，沒有堅強的意誌和頑強的毅力是很難承受的。但是，毓臻堅持了下來。
中年之後，毓臻皈依了佛教，她說，滿族人不就是以佛學治國的嗎？家家都有佛堂，我們學的是淨土宗，這是國家支持的。
有清一代，皇室與滿洲官僚大臣、異姓貴族通過姻親關係締結起一張張“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複雜利害關係網，形成滿洲政治統治的基礎。從對張壽蓉的訪談中能夠明顯看出這張關係網的強大。
張壽蓉的家族即是末代清王朝赫赫有名的那桐家族。那桐，字琴軒，滿洲鑲黃旗人，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時，曾奉命充任留京辦事大臣，隨奕劻、李鴻章與聯軍議和。宣統元年（1909年）為軍機大臣。
張壽蓉家原是姓葉赫那拉，民國之後改為章，後又改為張姓。其父民國時曾在中國銀行任職，是鹽業銀行第一任董事。張壽蓉這一輩家裏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以及一個弟弟，小時候家裏是典型的大家庭，父親忙工作，母親打理家裏家外的一切事務。張壽蓉自小跟隨哥哥們一起接受私塾教育，從《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開始讀起，後又學習了詩歌和英文。父親自三十幾歲便癱瘓在床，所以她終止了學業。16歲那年嫁到了慶王府。當時張壽蓉的爺公還在，即慶王爺載振，張壽蓉的丈夫即是載振的孫子毓定。載振生有三個兒子，分別是溥鍾、溥銳和溥銓，那桐的五女和六女分別嫁給了載振的長子和次子，而張壽蓉的丈夫毓定即是溥鍾和那桐五女所生，張壽蓉的五姑即是她的婆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