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帝國民族政治特殊的製度安排，不僅會影響族群認同，也會影響到社會力量分配的格局。在曆史條件發生變化的時候，這種製度造成的後果會以一種與製度設計者初衷相去甚遠的方式表現出來並發揮作用。八旗製度一方麵固化了滿族的族群認同，另一方麵也造成“滿人”“旗人”認同的混淆；八旗製度優待“旗人”的政策實踐，為依附八旗的比滿族更大的人口集團——八旗漢人提供了更多的政治資源和權力機會。清朝的覆滅，不僅源於辛亥革命前後革命黨人的槍聲，也源於清廷內部漢臣集團的立場轉變——從曾國藩到袁世凱，從“同治中興”到“清帝遜位”，與西風東漸的共和思潮的輿論壓力以及現實的政治利益集團考量相比，族群認同似乎是不值一提的枝梢末節。
在這裏我們不妨借著這個話題繼續講一下袁金鎧其人。
袁金鎧在遼陽是很有影響的漢軍旗人，日俄戰爭期間，在地方不靖的情況下，他嶄露頭角，辦地方團練，成為團練的首領。而在土地改革（變賣旗產）的時候，袁家獲得了大量土地。日俄戰爭結束後，清政府下令解散地方團練，代之以保甲製度及警察體係。由於缺乏人力物力，這兩個新成立的機構不得不吸納原來的團練，袁金鎧便擔任了遼陽巡警總局長。他利用這個機會，將私人勢力滲透到巡警機構當中，並憑借這個身份建立起和省政府的緊密聯係。清宣統元年（1909年），袁金鎧被選入谘議局，後來又成為奉天谘議局的副議長，在奉天的政治影響也與日俱增。
清朝最後一任東三省總督是趙爾巽（1844~1927年）。趙爾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漢軍正藍旗人，出生於鐵嶺的官宦世家，曾在盛京將軍任上政績斐然，官聲廉潔，是奉天漢軍旗人的領軍人物，袁金鎧為其“門生”，張作霖是其兒女親家，更重要的是，趙爾巽與當時的清廷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關係極佳。
武昌起義發生後，袁金鎧得知革命黨人張榕等密謀驅逐趙爾巽、起義宣布獨立，馬上建議趙爾巽電召張作霖帶隊來奉天護駕，並迅速成立東三省保安會，並設計誘殺張榕。此舉促成了趙爾巽繼續控製東三省的局麵，袁金鎧由此受清廷賞四品京堂，襄辦關外練兵事宜。
民國元年（1912年）2月宣統帝宣布遜位後，趙爾巽、張作霖、袁金鎧等人周密策劃，對奉天乃至東三省全境的革命黨人進行大規模屠殺，時有報告稱：“前後為趙爾巽、張作霖等肆意殘殺同胞人達數千以上，及集合各要地進退維穀者不下數萬人，軍隊所至，殃及婦孺，滅絕人道，至此已極。”
民國3年（1914年），趙爾巽受袁世凱之聘，出任清史館館長。上任以後，聘數百清朝遺老、著名學者等，組成纂修班子，指定袁金鎧負責《清史稿》發刊事宜，此為今之《清史稿》來曆。
民國4年（1915年），袁金鎧在京不得誌，遂返奉投靠張作霖，為張出謀劃策，深受張作霖信任，被任命為軍政兩署秘書長。但袁金鎧任秘書長後，刻意攬權，引起張作霖不滿。袁金鎧轉而出任哈爾濱東省鐵路公司理事會理事長。第一次直奉戰爭奉係戰敗後，北洋政府免去張作霖本兼各職，任命袁金鎧為奉天省長。袁金鎧深恐張作霖疑己，因而避居大連。後張作霖宣布東三省自治，自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特設東三省保安聯合會，由袁金鎧任委員長，袁重獲張作霖重用。1927年，張作霖就任陸海軍大元帥，袁金鎧任參議。1928年張作霖死後，袁金鎧被張學良任為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議。
“九一八”事變（1931年）後，袁金鎧投靠日本帝國主義淪為漢奸，組織遼寧地方維持會任委員長。偽滿洲國成立後，袁金鎧曆任高官，於1943年因病辭官。1945年東北光複後，其家被抄。1946年冬，袁金鎧死於遼陽。
袁金鎧品格雖低，卻謀略過人，無論在趙爾巽幕府還是在張作霖帷幄之中，一直是個影響頗巨的人物。早年袁金鎧名望實力都在張作霖之上，但他認定張日後必定作為大過於己，因而不顧張作霖草莽出身，屈尊與張結交，結為同黨。
另外，袁金鎧博聞強識，著有《中庸集解》《連灣雜著》《文存》《詩存》等刊行於世，其字畫至今仍為藏家熱捧。
遼陽當地，至今傳說一些袁金鎧的軼事，如很多遼陽人在偽滿洲國裏做官，靠的就是向袁金鎧買官，所以遼陽人在東北各個省份的小城市裏都有官做。
（第三節）北京：旗人婦女的記憶
關於滿族曆史的敘述，通常缺乏一種來自民間的、地方的、非愛新覺羅家族的視角。1999年，定宜莊所著《最後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曆史》出版，則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將民間口述史與曆史文獻對照起來，深入滿族群體的內部進行觀察，從而再現了清末民初以後滿族婦女集體記憶的影像。為寫作這本書，定宜莊博士曆時數年，行程數千公裏，在我國東北、內蒙古、河北、福建及京郊等地采訪數十名滿族老年婦女，進行口述實錄。這本書選擇了其中的16位旗人老年婦女的口述史，再現了這些出生於20世紀初的一代滿族婦女的個人經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