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問題是影響當今世界和平與安寧的關鍵問題，各種各樣的種族之爭正如蔓延的細菌在地球上愈演愈烈。而客家人雖然遷徙各地、四海為家，卻能以和平的姿態與不同的種族和諧共處。
研究客家人的“處世之道”，將對世界文明的良性發展產生很好的借鑒作用。
一、綜觀人類遷徙狂潮
與人為善的客家族群
如果把客家人的遷徙納入人類群體大遷徙的廣闊視野進行考察，我們即能發現客家文化所具有的東方魅力，這種魅力代表著儒家思想中和平、有序、生存、發展等諸多健康元素。盡管客家人曾經同南方土著發生過一些小的摩擦，但那無疑是特定環境下的生存競爭，對於客家人的“和平主題”來說應是無傷大雅的，這正如北京大學客籍教授郭華榕在《客家文明的世界地位》一文中所言：“客家人的遷徙是人類群體的良性遷徙，也是人類群體和平遷徙的典範。同時，此種遷徙表現了客家人的勇敢機智和創新開發的精神。他們保持了原有的先進文明，又善於適應新異環境，能與當地居民互相融洽，彼此通婚，共同建設。客家人的遷徙不僅未曾破壞社會生產力，反而加速了定居地的社會發展。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也是世界文明的榮光。”
反觀世界曆史中大多數人群的集體遷徙，都或多或少帶有破壞或劫掠的性質，有的甚至造成過大的災難，影響到世界曆史的格局和發展進程。郭氏還把人類群體大遷徙分成兩類：一類是洲與洲之間的遷徙，一類是洲內的遷徙。就規模而言，古代中世紀多是數萬、數十萬人的群體遷徙，近現代則為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人的遷徙。
曆史上曾經有過的悲劇
翻開已然發黃的曆史書頁，一幅幅慘痛的、以擴張和劫掠為目的的遷徙場景撲麵而來：匈奴人的遷徙，曾經使得梅斯、斯特拉斯堡和美因茲等城市瓦礫遍地、十室九空，城市文明在暴力和無知麵前顯得脆弱不堪。蒙古人從茫茫草原到亞歐大陸的遷徙和征戰，憑借的同樣是強大的武力，嘶鳴的戰馬、鋒利的刀劍、無情的踐踏就像是一股決堤的洪水，所到之處田園狼藉、文明失色。吉普賽人雖然不以武力征服世界，其流浪和遷徙至今未能停止，但可惜他們不像客家人那樣擅長墾殖生產和文化傳播，因此始終無法創造出更高層次的燦爛文明。
印第安人從亞洲北部向美洲的遷徙過程中，不斷與沿途的居民和部族發生武力衝突，美麗的馬雅潘城邦被一場大火焚毀，秘魯也曾經被印第安人的一個部落血腥征服，世界上到處盛行著“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征服哲學。歐洲人開始向美洲這塊神奇的土地遷徙和淘金時，可憐的印第安人又成了受害對象，他們從自己的家園裏被逐出並慘遭殺戮，狀如牲口，以致古巴和海地的印第安人成了“珍稀動物”。在非洲，黑色人種中的一部分也因為迫害而逃往美洲，含淚離開了那塊有獅有虎的黃色高地。雖然定居美國的黑人最終獲得了解放，但他們的文化已經被歐洲文明的浪潮衝擊得麵目全非。在安靜的有眾多袋鼠活躍的澳大利亞，由於歐洲人的不斷遷入，原有的近30萬澳大利亞土著居民被迫退入尚未開發的茫茫荒原之中。
上麵這些橫跨洲際的人類群體大遷徙，幾乎全是以武力征服作為手段，最終使移居和擴張得以完成。同樣的，人類曆史上洲內遷徙所造成的破壞和劫掠，也有目共睹，代價沉重。
比如突厥人，他們6世紀時生活在我國天山、阿爾泰山一帶，是一個典型的遊牧民族。天蒼蒼野茫茫的自然環境孕育出“善騎射，性殘忍”的民族個性。公元1000年，突厥人中的一個部落由鹹海東部草原向西遷徙，數年後抵達巴格達並建立國家，然後再以遊牧和征戰的方式進入小亞細亞，挺進地中海地區，前後行程5000千米。伴隨著征戰和遊牧，突厥人逐漸與當地人混化，形成新的土耳其民族。但他們好戰和遊牧的脾性始終未能更改，消滅過盛極一時的拜占庭帝國，攻占君士坦丁堡時，竟屠城三日，以示其民性的強悍和無堅不摧。
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6世紀的莫臥兒人，他們也以自己的生存為目標，離開費爾幹納地區突入阿富汗。1526年，部族中約25000人再次南下，侵入印度，以金戈鐵馬之勢攻占德裏，入城後大肆破壞當地的佛教寺廟和建築，幾乎征服了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區。他們征戰的結果當然是為了建立帝國，一旦帝國建立，他們就改劫掠的政策為和平生息的政策，並逐漸被當地的穆斯林同化。文明進程的推動可謂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在中國曆史上，屢屢發生的北方遼、金、滿等國家或部族對中原的侵襲，也帶有明顯的擴張和劫掠傾向。滿族前身號為女真，1618年，一代英豪努爾哈赤起兵反明，滿清隨即於1644年破關攻陷北京。雖然滿族一向對漢族文化持親善態度，但在2000多千米長驅直入的遷徙和征戰中，仍然采取強硬的暴力政策，沿途如有抗拒不遵的情況發生，即“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史載濟南城被清軍攻破時，無情殺戮的命運幾乎降臨到每一個漢族人頭上。臨清城破，“存者未足一分……屍骨如山若嶺”。江陰失守，全城僅53個幸運者免遭於難。1623年至1660年的短短37年間，中國人口因為滿清入侵銳減了3000多萬，這個慘痛的事實表明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都把自己的擴張生存建立在其他民族的痛苦之上。
歐洲的日耳曼人也以劫掠和攻擊性強而聞名於世。公元初年，他們還散居在萊茵河和維斯瓦河之間的肥沃區域。從公元3世紀起便開始向西遷徙，其中的一個部族名叫“西哥特人”，他們在攻占羅馬後，曾肆意搶劫無序破壞，對已有的城市文明的踐踏尤為嚴重。10世紀至14世紀，日耳曼人又越過易北河向東，攻占大片土地良田，組織所謂的“騎士團”和“邊疆馬克”，把當地的斯拉夫人和普魯士人驅散到荒野和沒有人煙生息的地方。
非洲的班圖人原住喀麥隆高原地區，公元1世紀分成3支向南遷徙。一路上，他們迫使當地居民退入未開發區，像驅逐牲口一樣把科伊人趕到非洲西南端。
所有這些白紙黑字記載的、散發著血腥淩辱和不公正氣息的移民事件，均是以本民族的擴張和私欲為目的，以其他民族的死亡、離散甚至滅種為代價而完成的。惡性膨脹的野心和暴力，已然像一匹失控的野馬肆意衝突，曆史的麵目也隨之變得猙獰和可怖了。
二、客家遷徙——親密合作與交流
客家是播種機，客家是宣傳隊
客家人的遷徙與上述破壞性、暴力性的遷徙形成鮮明對照，客家遷徙自始至終洋溢著和平、建設、發展、奉獻等諸多健康和進步的元素。回顧曆史，他們離別中原，跋山涉水，躲避災難，全部行程長達3000千米，但始終以一個平和的土地開墾者和文化傳播者的姿態出現。雖然不能排除與當地土著的小打小鬧、小摩擦，但不曾發生過大的衝突。所以我們說，客家人在以受害者的身份離別中原故土時，表現出了極佳的風度。沿途的定居和接二連三的遷徙，並不憑借武力，而是憑借著自己的文化、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技術、健康寬容的心態。在贏得當地人的普遍認可和尊重以後，進而從事文化、經濟、婚姻等方麵的親密合作與交流。
事實上，客家人的遷徙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亞洲大陸內部的遷徙，也即從黃淮流域遷移至南方的贛、汀、梅三江流域。後一階段為洲際之間的遷徙，客家人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超越贛閩粵交界區的“金三角”，播撒到世界五大洲的多個地方。
在亞洲的內部，客家人主要從事山地的墾殖和文化的醞釀傳播工作。他們把一片片荊棘叢生的荒山野嶺開墾成了一畝畝梯田，栽種糧食，發展生產，同時頑強地保持著漢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元素。在向其他各大洲遷播時，客家人同樣以墾荒和創業的姿態，一邊“客人開埠”，一邊傳播客家文化和中華民族文化中至真至美的精髓。應當看到，客家移民現象已經成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不論從目前客家人的人口數量，還是從客家文明對世界的卓越貢獻來看，我們都有足夠的理由站在如此高度看待和審視“客家移民現象”。
以“客”為家的主人翁姿態
贛閩粵三省交界區在客家人到來之前，還是一片人煙稀少的荒蠻之地，森林密布、交通不便、虎狼出沒。據《長汀縣誌》和閩西方誌記載，當時亞洲虎的一個種類就生活在該區域內，單隻或數隻的龐然大物常常像趕集的農夫一樣出入於長汀、連城、龍岩、永定、武平、上杭等縣城，傷害百姓，叼走牲畜。以下場景可為我們提供當時虎患的真實情景：1786年農曆九月初三，有一隻失群的餓虎闖入長汀城，虎視眈眈地盤踞在九龍山頂。當地組織民兵手執器械強行驅趕，將虎趕至府倉下的一個角落裏，才將其圍困打死。在獵殺的過程中，老虎曾經咬死一人，抓傷三人，連武功很好的“把總”吳功紀也受了“爪傷”。1754年，永定縣發生虎災，僅金豐裏一地就被虎咬死80多人。1755年，“太平裏傷死11人，豐田、溪南二裏亦有人傷死。各處設檻井，金豐斃虎6隻，太平及龍岩近境斃虎3隻，溪南1隻”。
到了近現代，長汀地區還時常有豺狗出沒。北大客籍教授郭華榕記錄他幼年在長汀生活的見聞時提到：當地農民進長汀城售柴後，夜晚返鄉時必須結伴而行，因為豺狗常在荒野襲擊過往行人，讓人想起蒲鬆齡筆下的“屠戶和狼”。更令人大驚失色的是，1941年某日深夜，竟有一隻“吊睛白額大蟲”竄入郭家後院，“叼走了伯母所養的豬。天亮後發現老虎穿過籬笆的大洞，洞口留下不少虎毛和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