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一方麵製約了蜀地和中原的交通，造成四川盆地偏安一隅的現狀，造成曆史上“小朝廷”在成都的客觀存在，造成劉備、張獻忠以蜀為根據地和大本營等的客觀事實。但同時，蜀道之難又刺激了外界之人對蜀中美景的向往，他們懷著強烈的窺探之心，受盡了蜀道上的艱難困苦，終於進入了成都平原溫暖迷人的懷抱，這個過程既浪漫又刺激。唐玄宗避“安史之亂”出宮逃亡，在快要進入河西走廊時，是蜀中的肥美和關隘的險阻提示了他，於是他的車駕拐了個彎，向著成都一路進發。
上蒼造就了一個溫柔富饒的四川盆地，同時又設置了許多高山大河作路障，進入這個盆地和離開這個盆地的曆程就成了曆史上最經典的蜀地人文地圖，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就發生在這段路途上，這的確是一條生命之路和激情之路。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
研究曆史的人總結四川地區的政治、軍事、地理，得出了“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的結論，像治國秘寶一樣奉獻給統治者作參考。其實這句話說到了點子上。四川雖然偏處西南一隅，但其戰略位置卻得天獨厚，曆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巴蜀之地易守難攻，糧草充足，因此每當統一王朝瓦解之時，這裏的起義軍就聞風而動，紛紛豎立旗幟，宣布自治或進入無政府狀態；而當天下已定、硝煙散盡之時，這塊窩在山地裏的盆地尚未被納入統一的版圖，需要統治者盡最後的努力來收複它。
清政府入關以後，憑借著強大的武力把明政府趕下了曆史舞台，廣闊的中原已在它的統治之下，然而趁著明末戰亂而揭竿起義的農民軍領袖張獻忠，卻率領著數十萬大軍躲入了四川。清政府打掃完中原戰場以後，才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平定張獻忠起義軍的事情上來。明末清初那很長一段時間，蜀中的戰亂尤為慘烈，不光有清軍和農民起義軍之間的搏殺，同時還有滿人和漢人、地主武裝和農民起義軍之間的殺戮，那的確是一個刀光劍影的時代。
到了民國建立，蜀中又呈現出群雄逐鹿、軍閥混戰的局麵，無數大大小小的軍閥像地裏冒出的蘑菇一樣，各自迅速武裝起來，試圖稱王稱霸、割據一方。蔣介石麵對這種局麵也深感頭痛，盡管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最終也未能把四川的軍閥袍哥們收拾幹淨。隋文帝曾經說過一句很有見地的話，他說：“巴蜀險阻，人好為亂。”因此他便分封他的第四個兒子楊秀到成都做蜀王，以此來加強統治。到了明朝，朱元璋同樣把他的兒子朱椿分封到成都來當蜀王。清朝政府對蜀地的控製依然很嚴格，曾經營建“滿城”，派遣忠實的八旗子弟前來鎮守，以防地方作亂或形勢吃緊。這種傳統若追根溯源，其實從秦朝就開始了。秦滅蜀國後，秦王曾經派遣宰相張儀到成都修建秦城，城裏住的全部是秦國的士兵，他們害怕蜀國的殘餘勢力興風作浪。
“蜀”既有它陰柔美麗的一麵，同時又有它血性剛勁的一麵。這大概也是唯物辯證法既對立又和諧統一的體現吧。
寄食巴蜀
這個典故讀者可能感覺陌生。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公元290年，晉武帝去世以後，他的兒子司馬衷即位當了皇上，號曰惠帝。當時秦、雍二州的氐羌不滿晉朝的統治，起兵反叛。當地人民因為受戰事滋擾大多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史書記載說，當時秦、雍二州的天水、略陽、扶風、始平、武都、陰平六郡有難民“數萬家”。這些難民拖家帶口、扶老攜幼擁進漢中盆地，以為在那裏可以解決溫飽問題，結果到達之後發覺事與願違，於是他們就上書朝廷，請求“寄食巴蜀”：人人都說成都平原富得流油，我們懇請皇上給我們機會，到天府之國去寄食幾年，等戰事平息了，再回原籍去從事農業生產。
晉惠帝召集群臣開會，大家認為數量眾多的難民擁入四川，勢必會引起蜀地動蕩，於是“朝議不許”。但為了安撫難民，晉惠帝還是派遣了一個名叫李絆的禦史前去漢中慰勞。名為慰勞，實際就是監視當地難民的舉動，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好及時向皇上稟報。這李絆是個見錢眼開的人，當地難民為了達到“寄食巴蜀”的目的，就一家一戶地湊了一筆錢交給李絆。李絆接受了這筆賄賂，就向皇上上表說：“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贍。東下荊州，水湍汛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複豐稔，宜令就食。”晉惠帝看了上表，心想既然漢中養不活這十餘萬人，那就隻好讓他們南下進入蜀郡。於是大部分流民經劍閣入蜀，散布在益州的廣漢、蜀、犍為等三郡境內。
以上就是六郡流民入蜀就食的故事。雖然這個故事沒有多少深意，但也充分反映出蜀地作為中國曆朝曆代人民避難之所的重要性。
有關成都或蜀的成語和典故雖然是本書的題外話，但把它作為入蜀和出蜀這張人文地圖的背景還是合適的。人們可能由此發現曆代人物入蜀或出蜀的心理症結，也可能發現“蜀”這個名詞所具有的特殊而重要的意義。總之，“蜀”由一個曆史地理概念演變為一個人文概念的過程，正是許多人行走和實踐的過程。正像魯迅先生所說：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無論是入蜀還是出蜀的道路上，人們留下了太多雜遝紛亂的腳印，太多孤獨蒼涼的背影。
《人文成都》即為曾經入蜀或出蜀的人樹碑立傳。
肖平
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