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被一個女士問道，男人是什麼時候開始，把自己的爸爸改稱作父親的？我一時答不上來，想必那是自己也為人父的時候吧？其實，即使在文章裏或者在與別人交談時稱及父親，尤其是在父親麵前，永遠是叫爸爸的呀，這難道還有什麼疑問嗎？！
父母是隨我調入深圳大學不久之後的１９９９年，遷來深圳和我同住的，此前他倆一起在江西生活了四十多年。父籍安徽滁州，母籍湖南汨羅，卻都忘不了嶺南是他倆的愛情的起跑線。父親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修粵漢鐵路，經過湘東北，認識我母親，然後將她“拐”了出來。我外公當時應該是有一些田產的小財主，哪裏高興自己的千金被一個來自外鄉的鐵路窮困小職員蒙走。無奈，我母親對外公一向的重男輕女忿忿不平，攜了兩樣簡單行李毅然啟程，隨父親山水兼程一路到了韶關、廣州。父親在韶關鐵路工務段待的時間稍長，我姐弟就出生在那裏。父親談起過的一句相關文學的話語是：楊朔的弟弟在我們韶關工務段。至今回憶那段近似私奔的經曆，八十多歲的母親依然兩眼燦燦生輝。我們姐弟看過母親婚後不久的一張黑白照片，旗袍端坐，燙發螓首，美目豐儀，令我五姐弟一致頓足：造物不公，遺傳安在？！
父親這一輩子，年紀越活越長，地方越呆越小，從廣州鐵路局、上海鐵路局到南昌鐵路局，最後呆在贛西的一個叫彬江的四等小站，在那裏幹了二十年之後，提前終結了自己的工作。之所以提前，是因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還有退休頂職一說，在我母親的勸說下，他的財務會計一職，由我下鄉幾年的三姐頂替。現在想來，父親之所以棄城市而擇小鎮，主要原因可能是多子女家庭，在城裏生活大不易。母親因為多子女，早年就放棄了工作，後來就沒法再進入職工行列，這也成為她終身的憾恨。所以每當談起左鄰右舍的女職工能夠吃勞保、有醫療，母親便不免無限向往。小地方，可以做家屬工，挑土方、打石頭、裝車皮……總之，哪些活累、髒、報酬低，就是家屬工——臨時工的另外一個組成部分幹的，這種臨時工扛苦累髒活的現象，一直延續至今。那時候，也是有活幹總比閑坐家裏強，無論陰晴雨晦、酷暑寒冬，家屬工都係著綁腿、戴著草帽、挎著水壺，在采石場、專用線上奔忙。去年我回去看過，一座綿延幾公裏的大山早已采完，甚至下采幾十米。如今都已寂寂如空，隻有一些老弱留守。那是不止一代人的青春祭奠啊！
或為貼補，父親時常下自留地種菜澆水，父親在彬江任職鐵路采石廠與水泥廠的財務主任多年，除“文革”一段，下放在“塘口”勞動，大都是坐辦公室的。但是父親酷愛勞動，在山下辟出一畦一畦的菜地，播種、下秧、施肥，大凡絲瓜南瓜苦瓜，刀豆綠豆四季豆，白菜菠菜蘿卜都種過。收菜的季節，我們家的南瓜多到要送人，幾個床底全摞滿了，粉瓜如栗如薯，甜瓜如糯如飴，沒有人說我們家南瓜不好吃的。現在想起來，那時的人少得糖尿病，是不是愛勞動再加多吃了南瓜的緣故呢？
退休十多年之後，父母先是隨我去了南昌，後來到深圳，父親都很不情願，安土重遷原本是老年人的常態，但是對於一個在鐵路遷徙慣了的老職工而言，或許還有一份對小鎮山河、土地的情感牽掛在吧。在和全家人居住相守的日子裏，父親一如既往地愛勞動，譬如搞衛生、做饅頭、買米買油，依然是他的分內。不忍一對年近八旬的老人推著自行車過幾道馬路，去超市買米油，還要扛上四樓，一個電話就可以召喚送貨的呀，能貴多少呢！但是父親固執如彼，美其名可以鍛煉。父親原先所在的財務室，共有四人，一個比他年紀大，兩個比他年紀略小，均在一二十年前相繼凋零。兩個吸煙的死於肺癌，一個不愛運動的死於“老年”綜合征。父親依然健康地活著，健康到老，這是一根比豐裕的物質生活更所向披靡地證明生活質量的標杆。父親不止一次得意地說，他做胸透，醫生說他的肺裏清楚得像青年。
或許是他的樂天與鍛煉，我們忽略了人終是難免會老會病，還是母親心細，一天在廁所裏發現他大便帶血，盡管父親淡然認為是痔瘡發作，我姐弟不放心，硬是帶他去了人民醫院，腸鏡檢查的結果，有明顯的腫瘤贅生，回來的路上，我們都惶惶不可終日。盡管癌症已是如此常見與多發，我們還沒有任何準備，它居然偷襲了父親一向的健康。兩天後，玻片化驗的結果，令我們大大鬆了一口氣，是腺瘤！意味著是良性的。電話詢之中山醫大的好朋友王教授，他道，是腺瘤不要大意，是鱗瘤也不要悲傷。囑我送玻片到廣州進一步檢查。未敢怠慢，找熟人借出玻片到中山附一檢查，很快出了結果：局部惡變！隻要局部惡變就是無可爭議的惡性腫瘤，醫生通常寫成Ｃａ。剛剛浮現的好念頭，立即墜入冷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