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學教書，迄今已有２０多個年頭了。江西修水人氏黃大明，既是我的學生，也是我的朋友，還是我的校友。
記得１９８２年畢業，當時的係總支書記召集一些畢業生留下意見，我講的意見主要是，今後的學生，主要來自中學，不像七七、七八兩屆，多半來自工農商學兵，社會經曆缺乏，恐怕對理解作品有妨礙。還有一句話沒說出來，更不要說寫出一些厚重的東西來。
以後的教學經曆證明，我的看法雖未必準確——不是有所謂８０後或者更後的作家嗎！但，總體衡量，這個估計是大致不差的。
我在江西大學（後易名南昌大學）任教１６年（１９９８年調入深圳大學），教過高考入學的大專、本科若幹屆，也包括給中國現當代碩士生上課及帶研究生，更上過成人夜大班、全日製班以及管理過作家班等等。記得１９８３年留校不久上的就是第一個成人夜大班的課，是租用南昌老福山附近的一所中學，班上同學皆為來自各行各業的文秘或宣傳幹部。一個畢業起即不曾再見、以後又去了香港的夜大學生，某日忽給我來了電話，說在香港《明報》看到一篇文章《歲月能敵》，令他感動，因來核實是否就是同一個“南翔”，得到肯定的答複之後，彼此約定在深圳會麵（他在深圳也有住所），但卻至今緣慳一麵，想來竟是寓含人生不相見的古意。而其後所曆，聚散間又何嚐不是如此。當然，無論見與不見，歡愉總是多於惆悵。
大明所上的總工會與“江大”合辦的大專班，是我在上過成人夜大之後遭遇的第二個成人班。應該說，這時候，我也相對老練，這個班是我日後相處最融洽的一個成人班，並使我從此更樂意接受成人班的教學任務，並覺得給成人班講文學，年齡仿佛，方有共鳴和樂趣。
我曾在自己的小說《大學軼事》後記中寫道：“從２０多歲到４０多歲，可以說人生最好的年華遂成過去，逝者如斯，不勝悵觸。這２０年由助教而講師、而副教授、而教授（包括碩士生導師）。可以說，大學裏人所經曆的，我都經曆了。我教過專科、本科、碩士、成人班（包括１９８０年代末的作家班），雖未必桃李遍野，卻是朋友處處——我一直認為學生畢業以後，彼此就是朋友了，這比師生之稱，更融洽。
我還記得我原先在南昌鐵路三村蝸居，為在前麵的庭院蓋一個小屋，緩解一家庇身之難，當時所授工會大專班的學生，約好某星期天大早一擁而來，落日之時，已歡歌奏凱！
我當然更記得，在省會，在地縣，在深圳……見到畢業多年而未再見的某學生時彼此的欣喜與歡娛。猶記１９９３年在深圳大劇院門口見到一個成人班的學生，當時他已在蛇口某銀行任了要職。彼此在海邊小酌與暢談，再一分手，彼此又是七八年的音訊不通。
如東坡先生所雲：“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
這一段，其實就是追記的與大明及其班上同學相處的歡愉。
在大明班上，畢業後，一直與我保持聯係的，其實並不多，大明是常有聯係的一個，盡管，也未必時相會麵。大明喜歡文學，也與我交流文學，我甚至也知道他常寫，但，我在深圳接到他的伊妹兒，還是為他曾經寫過這麼多東西驚訝了。
猶記得當年大明給我看的文稿一筆不苟，語雜鄉音；此次的結集，印象一也。無論小說還是散文，他都喜歡擱置在故土的雜花生樹、川流丘壑之背景上，而心中的情愫和人生的寄寓，就在那娓娓不倦的鄉土氣息的真情展露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