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人寫序是一件難事。
因為你如果負責任，起碼得將作者的原稿從頭到尾讀上一遍，還要寫得有些文采，既不能老譜襲用，又不能敷衍塞責；既不能漫不經心，又不能正襟危坐，做導師狀。
如果這是一個稱你老師的人叫你寫呢，你偏偏恰好又做過他（她）的導師呢？何以處之？
張鴻在聯袂而至、喋喋不休的手機短信裏，不由分說道，你給我寫序最合適。我懸想，她認為我合適，是因為，我既是她當年的夜大老師，也是她讀研究生的名義上的導師——之所以稱名義，是因為她從暨大新聞研究生轉而去南昌大學讀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生的時候，我剛通過一番曠日持久而又艱苦卓絕的努力，拿到連讀書帶教書凡２０年的母校很不情願給我開出的放行證——行政關係介紹函與工資關係介紹函，擬南下深圳大學報到。
爾後張鴻在南昌大學（原江西大學與江西工業大學合並而成）臥薪嚐膽（也可能是優遊歲月）三年，我大概隻在她的論文開題與答辯等事情催迫得緊時，回去過三四趟，此後並將一應任務托付給了我的同事張渝生教授（在此向他致以深深的謝意！）。
張鴻是１９６８年生人，１９７５年才開始讀小學，遙想那時，我已經在南昌鐵路局宜春火車站（他父親下放的地方）當了三年工人了，如果那時她認識我，會肅然起敬叫工人叔叔好嗎？不得而知。我１６歲即在鐵路當工人，開始幹的是又髒又累的裝卸工，連鐵路同事下放到知青點的兒女們，對著破衣爛衫的裝卸工們也大不以為然，想必當時的紅領巾張鴻路過火車站的時候，也未必會正眼相看吧。
１９８２年，我大學畢業留校，一開始就教的夜大。第一屆夜大班不在江西大學院子裏，借的是老福山附近的十九中教室，那群學生年紀幾乎都比我大，一個個老成持重，我在緊張與恍惚中上完了他們的寫作課。後來就遭遇了先後兩屆在本校開班的夜大生，張鴻是後一屆的學生。張鴻當時引起我注意的，還不是她略顯別樣的個性，而是她的經曆，她居然當過兵，在廬山當兵數年，後來又供職在省外貿下屬的一家公司。
或許是我自己熱愛寫作的緣故，對寫作比較有熱情或者寫作基礎比較好的學生，我又格外垂青一些。如上原因，張鴻是她那個班為數不多的讓我記住了麵孔與姓名的一個。還是感覺，當年的夜大生散漫有餘、凝聚不足；到底是工餘的學業，受文憑的挾持，有幾分無奈，有幾分怠惰。夜黑如墨、風冷雨寒，缺席的就不是三三兩兩。是故，日後我總勸說那些因錯過，沒在大學全日製浸泡過幾年的大小朋友，想方設法，都要做回爐或其它方式的補綴。
張鴻後來讀了全日製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生，當然不是受我蠱惑的結果。因為她做外貿的原因後來又翩然南下廣州安家，我們似乎不再有聯係。記得一次我乘汽車從江西路過廣州，在暨大附近約她吃飯，恰是大塞車，塞得驚心動魄，她從暨大後門打車到前門，居然費時近一個小時，後來隻好叫那些準備趕過來的朋友原地解散，各安其所。
以張鴻的人生履曆，算得是同齡人中的資深者；卻又見她單純如斯、簡約如斯，有時候甚至覺得興興頭頭、率性而為，變數太頻。譬如，她讀南昌大學的研究生，幾乎是莽撞闖來，把一個家寂寥地扔在了廣州；當然，南昌是她曆史更為悠久的家，她的父母兄長均在南昌；但畢竟，在暨大讀研，不是更便利的說得過去的解釋麼！何以讀得稍不遂意就掉頭北上？！又譬如，她研究生畢業，剛在廣州來個電話，就提著行李到了深圳，然後就讓我猜著她想在深圳謀一份職業的意思，就是研究生，在深圳謀一份大致滿意的差事也大不易呀！何以沒有事先充分的電話溝通呢？！再譬如，在深圳一年半載之後，有順利更有不順利，起先《深圳都市報》，後來《深圳特區報》，我感覺都是屁股沒坐熱板凳，而她竟然就在某一天告知我，她準備回廣州了；並且在說這個話的時候，我相信她已經遞交了辭呈，同時打好了背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