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化不足信。晴雯是作者極喜愛的一個人物，卻倒不是縱容她，反而似乎筆下不留情。
在人物實在有話說而將說出對於了解她這個人是十分重要的話的時候，為什麼不讓她說呢？這樣的語言是經過考慮而有意使之突出的，絕不是照抄(照抄對話自然也可以提供某些內容)，晴雯往往以她說的話使爭執有了道德意義。她以她對寶玉的確切印象和獨特的觀察體驗，對寶玉有著更高的要求，這樣的對話才是深刻的，推動情節向前進的。
“撕扇”很有戲劇性，很動人的一場小小衝突。藝術作品中的衝突一般是表現性格的，也有直接表現社會衝突的，但在晴、寶、襲三人交鋒裏主要的是表現性格。不可以到每一次衝突中去強求社會性，那樣往往會得出一些與作品不相幹的結論。必須注意，這裏的最高任務是塑造人物，在塑造晴雯這個人物上，可以看到作者有多麼大的膽略，他不慌不忙地向讀者顯示了晴雯性格上的外殼，然後在整個作品中，不慌不忙地、有把握地、一步一步地幫她脫下這個外殼(也幫寶玉脫下)，顯露出她的極美的性格本質。
插話，服從主題思想。但應該從更寬處看它，有時它似乎沒有意義，有時它似乎有悖主題之所求，好像沒有什麼思想內涵和生活認識意義。甚至，書呆子們還會擔心它“破壞”了人物性格的完整，但它是必需的，雖然沒有直接給讀者認識價值，但也幫助我們認識了真實的某一麵。有時，為了美感、為了情節的豐富性，它也是必要的。如由晴雯口中說出的碧痕的故事。
寶玉人生觀是不平凡的，但又完全是一個貴族公子所可能有的觀點，要注意他的有些話應該和前麵說的“隻願常聚不散”合起來看，孤立地看——還應該和寶玉的名利觀和屬於他自己的生活態度結合起來看——就會單單看作放縱一類的觀念了《紅樓夢》寫再小的一個部分，也必然有所“本”，有前後呼應。
《外史》等等，寶玉也看了，在這件事上，也可見黛玉警惕之高，但對“金玉”之說，她卻知道寶玉也是不信邪說的。雖然生活在那個時代，黛玉卻不像我們現代人，就以為金鎖代表“宿命論”的魔力，因而對愛情“失去信心”。正因為她和寶玉都不認為這裏麵包含多麼可怕的東西，才演成悲劇。不要把他們看得太老練了，他們都是天真無邪的少年人。
世界文學中的愛情很少有驚心動魄的人物，無論維特，阿道爾夫，曼儂?萊思戈，都不能和寶、黛相比，更不用說其他人物了。
切莫以為寶玉之被目為異端是因為他“好在內幃廝混”等等，玩弄婦女，這被標榜禮教的封建家族視為平常事的問題其實是他拒絕當封建統治者所期望的“祿蠹”。
有人把賈政和寶玉的衝突看作本書的中心，主題所在，事實並不如此。這多少有些庸俗社會學的影子，正如有人說卡列寧和安娜的衝突是《安娜?卡列尼娜》的中心，我們一定會笑起來的。在本書中，矛盾的一方是賈母、王夫人、賈政、鳳姐乃至襲人、寶釵、李紈等人，賈政對寶玉的婚事，從未明顯表態(隻有一次和趙姨娘說已看中了一個人)，對於寶釵作的謎語，倒是感到不愉快的。寶玉的婚事由賈母主持，掌握決定權的她最後表示不大願意寶、黛結合。她對寶玉的態度，也是複雜的，這裏，賈母和王夫人也沒有反對賈政對寶玉的管教。
從“不肖種種大承笞撻”這一回可以更清楚看到情節的作用。情節給人物性格提供了良好的行動場所，由於情節、人物和作品的基本思想，主要衝突才日益迫近，而在情節發展的過程中，人物日益成為事件的主持人(當然，隻有在真正藝術品中才這樣)，而不是作者手下的玩偶，情節使他們更鮮活，他們是活生生的了，生活麵更廣了，甚至作者不能勉強他去做他不能做的事。這樣，人物很可能反過來支配情節。情節必須按照人物性格發展這一完整而又複雜的軌道前進，高明的作者能靈活地調度它，於是，作品的多樣統一的精密結構就有了可能，中心和主線就能顯現出來，矛盾衝突被更徹底、更不容情地揭露出來。
有一種相當普遍的看法：寶玉對女性的態度不合“道德規範”，說他“玩弄女性”。其實就是王夫人也挑不出寶玉有什麼“作怪”的具體事實，金釧的事，是她自己神經過敏，後來她也感到了，連襲人也這樣，這一方麵，她到底比別人了解寶玉。
黛玉性格尖銳，這顯然是她的缺點，盡管作者在許多地方(整個說來是)把這個人物提到極高的地位，但他並不回避寫這些缺點，這樣寫了，也並沒有貶低人物，為了對人物作全麵的刻畫，作者沒有權利“護短”，而在這樣的時候——當作者似乎“冷靜”地刻畫人物的時候，讀者往往仍然感到他對人物的熱愛。作者無須向人物頭上堆砌“優點”（或“缺點”)，這樣做的結果隻有使人物讓讀者覺得“不過如此”而不能信服。
別林斯基關於畢巧林的話，對於我們理解賈寶玉有重要意義，雖然兩個人物的情形如此不同，但也有如此相類似之處，“這個人為了大家都不愛他，也開始痛苦而憂傷——這些大家都‘是誰’呢？——都是些空虛的、卑微的人們，這些人不能寬恕他比他們優越”，“在許多地方，他的拙劣的今天正預約著美麗的將來。你們不是讚賞輪船的快速行駛，在輪船身上看到精神對自然的偉大勝利嗎？——可是以後，當輪船好像磨盤磨麥子似的，撞毀了碰在它的輪子底下的不小心的船隻……你就要否定它的種種價值了，這不是自相矛盾嗎？輪船的危險是它過快速度的結果；從而它的罪過就是從它的優點來的”。
玉釧嚐蓮葉羹這個插話，一方麵是情節本身所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使情節要完成的對衝突的闡明更充分，同時又是另一個情節線索的合理歸結，我們還可以在幾百字的小插話中，光憑對話，可以清晰地讀出兩個人物來。
文學作品裏的人物並不像現實生活中的人那樣，非得做一番了不起的大事情才成為“大人物”，才成為我們渴望理解甚至親近的人，不能因為寶玉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就對這個十三歲的孩子苛責、苛求，問題是他身上是否體現了時代精神，應該知道他自有他的獨特的體現方式。
晴雯的語言有獨特的色調和內心造型，鮮明地表達她對於周圍一切遠比其他人看得明白，不必別人來使她更明白。她之所以突出因為她獨特，而所謂突出總是指突出本質。她比人明白也比人更敏銳，這是一個作者全力以赴地歌頌的人物，一個某種程度上的殉道者。
沒有衝突就沒有情節，情節建立在人物性格的對立上。細節屬於描寫範疇，卻不一定要寫衝突，它不同於情節(雖然屬於情節的係統)，情節屬於敘述範疇。細節是對整體的充實，但是有時，例如在情節平麵發展，多頭並進的情況下，幾個相配合的細節很可以表現情節，或者說變描寫為敘述，至少能消除二者的分別。
《紅樓夢》的對話是我國敘事文學的重要寶藏，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在這部傑作裏，對話是敘述、是描寫，也是抒情。
長篇小說藝術表現上有最豐富的可能性，敘述、描寫、場景、插話……自然還有對話。藝術創造領域無限廣闊。像世界文學寶庫中的許多偉大作品一樣，對話在這部傑作裏受到足夠的重視，而且作者顯然特別重視它。我們看到，在總的構思裏，在長篇小說這一敘事文學的特殊形式(最先進的形式)的藝術性格和職能規定的範圍內，作者靈活地運用了對話，敘述者的敘事和人物的對話互相結合得這樣好，互相輝映、互作襯托，顯得同樣重要，它的大部分，它的重要篇章，幾乎全部用對話寫。
長篇小說，就其主要性質說，是從情節產生性格，一切為了性格。情節的法則是：隻有性格的行動——為人物自身獨特的意誌驅策的行動才能成為情節，情節才有堅實的質地，才有最生動的表現力。
現實主義大師曹雪芹，正是考慮到藝術創作的這一根本問題，給予性格塑造以最高度的重視。它的題材是有著編年史和風俗誌性質的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充滿日常瑣碎，但大藝術家的詩的概括能力，形象思維能力和真正的敏感和接受能力使他看到了，即使這裏雖然好像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事變，但人們如此參商的性格總是在表麵平靜的生活裏進展著，無法避免地發生著尖銳的矛盾鬥爭。他重視對話，對於他，對話不是為了方便敘述或補充敘述，而是撥動心弦，啟開心扉的利器，“事務性”的對話對他來說是不存在的，任何對話，隻要有必要，都可以使之成為內心獨白——或者說，具有內心獨白的性質，語言是出聲的思想回味《紅樓夢》的對話，我們會立即浸沉在音樂裏，各種美好旋律的和音，像大風琴一樣宏大地鳴奏著。
晴雯的音容笑貌是如此活生生地震撼著我們，她有她的獨特語言最初，我們聽到並記得諸如研了墨等了寶玉一整天的埋怨，撕扇子那一次早上的鬥嘴，晚上乘涼時的閑談，補裘時的那幾句知心話，蝦須鐲事發打墜兒時那幾句氣話，把王善保家說得下不了台的那幾句嘲諷，被王夫人找去時說的那一篇申辯，臨終前寶玉去探望時對寶玉說的“有什麼可說的……”等等，每一句話都永遠難以排遣地在你耳邊清脆流利地響著。寶釵的語言則又那樣地永遠令人嫌惡和恐懼，隻要想起她如何賞識襲人，對寶玉在湘雲處梳頭說的那些話能夠使兩人就立刻成為知交，以及感動了黛玉的那一番說教，金釧兒投井後跟王夫人說的那些冷酷已極的鬼話就夠了。你會想：這個人，和哭鬧寧國府的風姐有什麼不同？
不過，這都是些重要人物，她們性格之所以能樹立起來，無疑還有許多別的因素。驚人的是，還有一些人物，作者隻使他在一番兩番的對話裏完成自己的性格，這在世界文學中是少有的。麝月隻有兩次教訓人的機會讓她展示性格，一次是對墜兒的媽，一次是對芳官的幹娘。尤氏主要隻有對璜大奶奶說秦可卿病情那一篇話，那是多好的一番對話，人物性格就已經有了清晰的輪廓，隻不過是一段對話!簡直不可想像，有些小說竟有那叫人看不下去的囉嗦乏味的“對話”，上麵說的這些對話，才是少到不可以再少，也不能有所補充的經典性對話，對話的經典。
就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作者也沒有放過用他們的語言特色進行神奇的性格展示，絕妙的是，這些小人物的對話不但表現了他們自己的性格，而且攤開了多少曲折錯綜的人事關係，鬧書房時李貴的話，“撮土為香”時茗煙的話，完全不能說這樣的對話隻是為了作某種交代，隻能是一些有趣的廢話，隻是為了場麵的熱鬧。這是多棱的晶體，它表現著在場(和不在場的)人與人之間的形式上的關係和精神上的關係，在這部作品中的關係。
現實主義藝術家都從自己的創造中得出這樣的結論：作者自己的思想，愈隱藏愈好——就像恩格斯所說的那樣。毒打對於寶玉不生效力，作者不直說，也不(甚至於!)借敘事來說出，隻是使玉釧兒來送蓮葉羹，讓寶玉和她在這難忘的一刻有可能作幾句對話，而這幾句對話起了何等深廣的作用!這裏作者告訴我們，對話，人與人之間各自的意向的交鋒、交叉、分歧和接近，性格與性格之間的相互碰擊，對話真正作為最本質的情節的體現和獨白有很大不同，它使人的身份、氣質，各自所處的情勢，都被迫不得不外露。它是行動著的思想，是人與人之間的交鋒，同時也是每個人自己的自白。那麼，作者還需要說什麼呢？人物在這裏也絕不是被勉強來替作者的敘述代勞。人物這樣說，那樣說，都自有最充分的理由。
《紅樓夢》很少作心理描寫，除二十九回關於寶黛二人的內心活動的說明，和對黛玉的幾處思想活動的說明之外，幾乎再難找到。他總是提醒我們：讓人物自己來說更好。例如“尷尬人難免尷尬事”之後，賈母的不滿，僅僅是由訓斥賈璉的那兩段話來表述，已經把這個貴族家庭的內部矛盾表現得足夠充分。我們也很難忘記寶黛二人的最後一次見麵，作者同樣出色地用他們兩人不知如何是好而且是沒有什麼來由似的散亂的對話，和黛玉的“你懂得什麼”來把這一對已經被人決定了命運而還不知道，在表麵平靜的日子裏以為一切都很順利的癡心男女的悲痛表現得多麼驚心動魄，簡直隻有愛寫對話的司湯達可以比擬!《紅樓夢》使人相信，有許多場合，甚至再華美細致，再有哲理味的心理描寫也不如幾句簡短的對話有表現力。誠然，作者不但在自己的心目中看到了還聽到了他所寫的這一切，但這還僅隻是外在的，而且他還設身處地體驗人物豐富的內在精神活動，以及一切生動的直觀、表象，最後對各種表現的可能性作出抉擇。
對話，不但可以表現人物的心理狀態，也可以加強外在的表情。對話的口語美，不僅準確、流暢、響亮、有豐富內涵。它的生動的語感、敏銳的表現力、複雜微妙的表情，能把人物性格勾魂攝魄地刻畫出來。“試才”那一次，賈政一連串的“無知的畜生”“輕薄的東西”“更是胡說”“豈有此理”，湘雲和翠縷談論陰陽等等，簡直都可算作最出色的劇本對話，幾乎具備戲劇要求的一切，隻消用劇本形式排列起來就可以了，完全不用再加一個字。蘆雪亭的爭吟，凹晶館的聯詩也是以對話寫場景，也是前無古人的。
顯然，不一定每一句對話都“有意義”，但每一句話必須要起作用，藝術世界中無閑人、無閑話。“試莽玉”那一回，紫鵑在沁芳亭後頭桃花下和寶玉說話，開始為什麼扯那麼些趙姨娘、人參之類？自然這是引子，但主要的是作者不把人物性格孤立地看，因此，也就不會寫什麼“直接”的情節，不顧什麼人說什麼話的成規，隨時隨地字字句句都“吻合”人物的性格，必然導致簡單化。寫的對象是活生生的人，活動於一個活人的環境裏的活人。什麼情況下說了些什麼“不相幹”的話，都可以是一個必要的補充因此寶釵才會在“借扇”時說了那麼一些好像完全不該是她說的話。
寶玉的語言，屬於另一類型，抒情的、屠格涅夫式的。和襲人談論“女兒死後”，晴雯死後對襲人說的“應驗”，都證實他的精神生活的豐富，他是在不斷地思考著人，人的地位，生命的意義。並且一直想要把人提高，證實他是重視生活狀態，生命意義的。這些話集結成寶玉這個人的總的形象，而且這樣的話作者也不忘記由寶玉自己來說。對話可以而且應該有詩的質素，對話可以是美文，由此可見。
曹雪芹沒有把一種可能性絕對化。在利用對話時，也注意到動作。晴雯的在寶玉為麝月梳頭時說了些話後又回過來質問，然後把簾子一摔出去了；“夜宴”後第二天跟平兒說了個“他”被平兒問住了而紅了臉，趕著打；發現芳官與寶玉一起吃飯後讓襲人數說了一篇，隻是向地上啐了一口；被王夫人無理罵了一頓後是一出門就拿絹子捂著臉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園裏等等，顯然也極重要，她的性格因而才有那樣不可逼視的光芒。
更重要的是他也沒有片麵地追求對話效果。任何人都不能不說話，但不一定每個人都會說，也有許多人的語言不大能夠表現性格，在他的語言中不一定有性格，所以，像鳳姐、平兒、尤三姐的語言，也極力加以刻畫，但更多的人像薛蟠等，更多地讓行動表現性格。當然，所有這些人物的語言至少也都符合身份並與出現的場合協調。
有些地方，對話處於次要地位，“大受笞撻”寫得那樣有聲有色，從對話看，賈母到場之前卻有些貧乏。
對話也可以擔負敘述故事的任務，例如，碧痕這個人物形象，是在晴雯的幾句話裏完成的。許多地方通過對話說故事。例如冷子興給賈雨村說的那一大篇關於賈家的話，還有興兒跟尤二姐說鳳姐的那一番話等等。
以為曹雪芹喜愛京白而大寫對話的看法是有害的，反藝術的。難道《紅樓夢》是《海上花列傳》一流？對話，作為藝術表現手段之一，有極嚴肅的意義，運用它必須有較高的能力。對話藝術是必須認真學習的。
賈璉找鴛鴦偷賈母東西去抵押的那一番對話。平兒關於蝦須鐲的那一番話，甚至有那樣充分的氣氛，把整個情勢都說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