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話長，中國曆朝曆代都是既講“禮”又講“樂”的。一個新朝代一旦建立起來，就得組織國家樂隊，編排出國樂，以正大統，以宣皇恩。這不，公元581年，那位名叫楊堅的開國皇帝統一了國家，建立了隋朝。他也不例外，剛站穩腳跟，就立馬組織了一套班子，幹什麼？要從理論到樂律，恢複漢人傳統的七音七調，編排出國樂，組織起國家樂隊，歌他的治理之功，頌他的統一之德。
但是，屢經戰亂浩劫，七音七調早已不齊全了，宮廷樂工七手八腳拚湊出來的曲子糟糕得一塌糊塗；而幾位號稱懂音樂的大臣，偏偏又都文人相輕，到一起便鬥得跟“烏眼兒雞”似的，各唱各的調，各講各的理，費時不少，可拿出來的不是前朝之樂，就是靡靡之音，連樂器也都湊不齊全！也難怪，“五胡亂中華”300多年，“禮崩樂壞”豈能免得了？隋文帝鬱悶了，說朕這都等了六七年了，你們幹事咋那麼磨嘰呢！脾氣越來越大了，不由得一張“龍臉”拉得老長，就要“修理修理”那幾位灰頭土臉戳在跟前的……
這時候，一些大臣站出來，為那幾個“倒黴的”說話啦！其中有一位名叫鄭譯，精通音律。他對隋文帝說：“就連西周的國樂，也是到了周公輔佐成王時才搞出來。此事關係重大，本不應是件急活兒，匆忙之中編不好也在情理之中。我認識一個來自龜茲國的朋友，是個頂呱呱的琵琶演奏家，他彈奏琵琶用了七種音調，和我們古書‘七音’的記載剛好相合，我據此寫了一部音樂理論的書，請陛下禦覽……”
隋文帝閱後“龍顏大悅”，把鄭譯的書印發給了大臣們。眾人紛紛稱好，意見一致了，下麵的事兒進展也就順利了。
鄭譯的“龜茲國朋友”名叫蘇祗婆，說起來是20年前來到長安的——公元568年，南北朝北周武帝宇文邕，娶了個突厥公主阿史那氏作為皇後，突厥的木杆可汗一高興，給陪嫁了一支龜茲樂隊，蘇祗婆便是其中的領頭人。隋唐時，中原流行西域樂舞。宴胡樂舞，風靡一時；“調笑酒家胡”，司空見慣。鄭譯有一天信步溜達在長安西市，突然一陣悠揚而激越的琵琶聲把他引到了一間胡人酒家——哦，彈琵琶的敢情是位帥哥呀，高高的鼻梁，深深的眼窩，鬈曲的須發，偉岸的身材！再“聽其所奏，一韻之中，間有七聲”。鄭譯一下子可就被他迷住了，趕緊打聽姓名，方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龜茲音樂家——蘇祗婆！於是立即拜師求教。
蘇祗婆告訴鄭譯：“我父親在龜茲是公認的音樂家，通曉音律，教書育人，培養後代，我們世代家傳的音調就是有七種之多。”鄭譯便與蘇祗婆合作，仔細分析了七種音調，除中原流行的“宮、商、角、徵、羽”五聲之外，蘇祗婆的七聲多出了“變宮聲”、“變徵聲”。鄭譯還是一位製笙專家，便用笙為七聲定音調，終於得到了準確的“七聲”。“然就此七聲，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隋書·音樂誌》）。”“五旦七聲”的音樂理論，就這樣被引進了隋朝宮廷。
蘇祗婆的貢獻還沒說完呢，他做為“媵人”，“從突厥皇後入國”，北周被滅，他流落到了民間。此後輾轉各地，廣招藝徒，傳授琵琶技藝和音樂理論。也就是說，“五旦七聲”樂律早在南北朝時，便經蘇祗婆傳到了中原民間。因蘇祗婆“五旦七聲”理論而有了鄭譯的《樂府聲調》，因他倆的通力合作，使“五旦七聲”後來演變成了“旋宮八十四調”，俗稱“蘇祗婆琵琶八十四調”；再後來，從隋到唐代，又演變成了“燕樂二十八調”。
那麼，琵琶又是如何正式傳入中原的呢？按說，早在秦漢時期，“琵琶”（批把）就已傳入中原。漢代劉煦《釋名·釋樂器》中便有這樣的話：“批把（琵琶）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卻曰把。”公元前33年，王昭君遠嫁匈奴呼韓邪單於，一路懷抱著琵琶的繪畫形象，更是從古到今人人皆知的。可是，那時的琵琶是個泛稱，像秦琴、月琴、三弦一類的彈撥樂器，幾乎全包括在內。真正的西域琵琶卻是在南北朝時，才由龜茲國正式普及到中原，而逐漸改變並完善其彈奏方式和外觀造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