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和社論《向毛澤東同誌的好學生——焦裕祿同誌學習》。2月8日至15日，中共中央農村政治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各中央局、省、市、縣委先後發出《向焦裕祿學習》的通知。全國掀起了向焦裕祿學習的熱潮。本章主要介紹焦裕祿事跡的曝光過程以及幾位學習焦裕祿的典型人物事例。
第一節 焦裕祿事跡的曝光
焦裕祿，毛主席的好學生；
焦裕祿，鞠躬盡瘁為革命。
為人民，興利除害意誌堅；
為革命，赤膽忠心骨頭硬。
像一棵青鬆，
像一盞紅燈，
蘭考人民的貼心人！
學習焦裕祿，
全心全意幹革命。
學習焦裕祿，
永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這是一首在20世紀60年代廣為流傳的讚歌，讚揚的主人翁自然是歌詞中多次出現的焦裕祿。那時，焦裕祿的事跡已經被披露出來，全國上下掀起了一場學習焦裕祿的風潮。那麼，一個默默無聞的縣委書記，是如何變成全國人民頂禮膜拜的英雄人物的呢？
正如一個事物的出現總要經過無形到有形、無聲要有聲的過程一樣，焦裕祿的揚名也需要一種機遇、一個過程以及一係列並非簡單的周折。
最初將焦裕祿的事跡整理成文字公開發表的人是劉俊生——焦裕祿身邊負責報導和照相的工作人員。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去世了。兩個月後，《河南日報》的一位蘭考籍記者向劉俊生約稿，說是為了迎接“七一”建黨節，需要發一位好黨員、好幹部的專稿。接到約稿通知的劉俊生，立刻向縣裏報告了這一任務，縣委領導決定寫焦裕祿這位縣委書記，而且一定要寫好。
對於焦裕祿，劉俊生是再熟悉不過了。他在焦裕祿的身邊工作了這麼久，對他工作上的事情可謂是了如指掌。理清思路後，劉俊生下筆傳神、落筆生花，很快就將一篇名為《黨的好幹部——記焦裕祿二三事》。稿件被送到《河南日報》社後，得到了編輯組長的反饋信息：“一兩千字表現這個人物，太簡單，可補充材料寫好，推到第一版去。”
這個建議對於劉俊生來說，可謂是個莫大的鼓勵。他立即將稿件進行了重新構造，將全文字數加到了三千字。稿件再次被送到日報社，一級級審閱後，送到了報社副主編的手中。時間過得很快，即將要到“七一”節了。劉俊生盼望著發稿，便又向報社打聽了一下，得到的答複是：表揚縣委書記的稿件，要送到省委進行審閱。
“七一”建黨節到了，劉俊生在《河南日報》上並沒有見到自己的寫的那篇稿子，心裏頓時失落極了。之後，蘭考縣委副書記給省裏的一位副書記寫了份報告，報告了焦裕祿在蘭考任職期間，領導人民群眾治理“三害”的事跡以及他在病中的拚搏、死後的要求等。這份報告得到了那位副書記的重視，在大會中向全體與會人員講了焦裕祿的事情，並分發了一份有關焦裕祿事跡的簡報。
10月，讀過簡報的新華社河南分社副社長張應先帶著兩位記者，來到了蘭考，親自調查焦裕祿的事情。他們在劉俊生的帶領下，在蘭考大地上連續跑了一個月，寫成了一片通訊文章，由新華社發了通稿。
11月20日一篇名為《蘭考前書記焦裕祿，忠心耿耿為人民——河南省號召全體幹部學習》的文章被發表在《人民日報》的第二版。這篇文章就是張應先從蘭考考察回來後撰寫的。同一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這篇新華社通訊稿。同時《河南日報》決定開辟一個專欄，主要刊登有關焦裕祿的事跡文章。專欄連發了十幾期，每期都有不同的人撰寫有關焦裕祿的回憶錄文章。
1965年年初，《河南日報》的記者黎路來到蘭考，找到劉俊生。兩人合寫了一篇長篇通訊稿，題目叫做《焦裕祿啊！我們懷念您》。文章滿懷激情，感情真摯，洋洋灑灑四千字，其中的情節、片段感人肺腑、催人淚下。此後，有關焦裕祿的各類文字報導和廣播播音都停歇下來，這篇文章也似乎成了紀念焦裕祿的壓軸部分。
時隔一年後，新華社副社長穆青帶領著記者馮健、周原二人來到蘭考。此前，穆青決定寫一個有關老災區情況的報導，他派周原到蘭考調查後，決定將蘭考作為除“三害”事跡的重點采訪地區。
當時，蘭考縣委繼任副書記張欽禮接待了穆青一行，陪同人員中就有劉俊生。劉俊生從焦裕祿的雪天工作“六條”談起，談到了治沙、治水、治堿的艱苦，談到焦裕祿救老人、救兒童、救助同誌，自己卻抗病拚搏，死前還要求將自己埋入沙丘的故事。最後，劉俊生還談到了蘭考人民的悲痛，眾人自發地前往鄭州烈士陵園內憑吊的真人真事。
劉俊生講完後，穆青一聲不吭地站起來，圍著桌子轉了兩圈，眼圈越來越紅，最終忍不住淚如泉湧。在場的幾個人都在哭泣，整個屋子裏氤氳著悲痛的氣氛。都說男兒有淚不輕彈，隻是未到傷心處。聽到這麼真實的故事，感受到這麼真摯的情感，穆青的眼前似乎出現了焦裕祿瘦弱的身體立在沙丘上的情景，他的內心正被某種情感狠狠地撞擊著。
午飯時間到了，穆青等人拒絕了吃飯，他們的心裏沉重極了，想多聽聽焦裕祿的事情。他含著眼淚說：“我參加工作二十八年了，沒流過眼淚。焦裕祿的精神太感人了，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如果不把焦裕祿精神報導出去，就是新聞工作者的嚴重失職。原定的老災區的情況報導暫時不搞了，我們要報導焦裕祿同誌。”
那一天，穆青和蘭考縣委的工作人員一塊談論焦裕祿至半夜。談論過程中，每個人都在落淚。由於參加座談的人員增加了，更多有關焦裕祿的故事被回憶起來，導致大家一度哽咽說不下去也記錄不下去。記者周原說：“這樣好的幹部，心裏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當夜，穆青等人夜不能寐。
第二天，穆青等記者召集了蘭考縣裏的知青開了會。隨後，他們一行人到了鄉下，在各村各寨，在田間地頭，與老農攀談。他們的足跡、循著著焦裕祿曾經走過的地方，在曾經風沙蔽日的風口，在曾經洪水如龍的窪地，在如山似嶺的沙丘，聽到了人們對於這位縣委書記說不完的恩情，唱不盡的讚歌，流不幹的眼淚。成群的老農幾乎喊出了同樣的心裏話：“焦書記，好人啊！毛主席派來的好幹部，俺能替他死該有多好……”
三天三夜之後，穆青等人到開封、鄭州，向省委、地委的領導詢問對於報道教育精神及其實際的意見。得到肯定的答複後，穆青向中央有關領導報告了撰寫長篇通訊報導的事情。得到同意後，周原開始撰寫這篇文章的初稿，穆青和馮健繼而完成定稿。
1966年2月7日，由穆青、周原、馮健三人撰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一文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猶如一聲平地而起的春雷震響了整個中國，整個世界。在“雷聲”的震撼中，人們被焦裕祿的事跡感動得淚水如春雨漣漣。
在這篇文章被刊登出來後，隨後共有幾十家報刊發表了社論或者是評論員文章，以至於通訊、報導多達百篇。報導、學習焦裕祿事跡的熱潮也湧起來了：
1966年2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有這樣的好幹部》。2月11日，該報又發社論：《最可貴的階級感情》。2月13日，該報三發社論：《在“用”字上狠下功夫》。2月14日，該報四發社論：《用整風精神學習焦裕祿》。
1966年2月10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向焦裕祿學習，做黨的好幹部》。
1966年2月12日，《工人日報》發表社論：《學習焦裕祿，徹底革命化》。
作為將焦裕祿的事跡推向全國的第一人，穆青在談及寫焦裕祿的經過時，這樣說道：“當聽說一個縣委書記有著如此大的凝聚力，感召力，群眾哭，我也哭，不寫好這篇文章，就對不起老百姓……稿子寫好以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女播音員甚至泣不成聲，她止不住哭聲……蘭考的老百姓聚在懸掛電喇叭的電線杆下，一片片，一群群，要求多播幾次，多念幾遍……”
從喇叭裏傳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女播音員齊越哽咽的聲音：“幾年前，一群蘭考人來見穆青，一進門便跪在了地上，哭著說，焦書記死了，俺蘭考人想見你，給你拉幾句知心話……”
1990年，穆青、馮健、周原三人重訪了蘭考。他們在綠樹如雲、鬆柏環繞的焦裕祿墓前靜默哀悼，並一齊獻上了—副花圈，花圈上的題字是“焦裕祿精神永存”。他們感到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更需要焦裕祿精神。之後，他們三人再次聯名寫了一篇文章——《人民呼喚焦裕祿》。
在那個典型輩出的年代，多少風流人物被樹為學習對象，可有幾個在曆史的潮流中被傳承了下來？焦裕祿就是其中一個被代代傳承的人物。他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可讓無數人發出感慨：做官要像焦裕祿！
第二節 焦裕祿式的好縣長——陳景華
陳景華，是陝西省扶風縣常務副縣長。作為一名副縣長，陳景華的工作千頭萬緒，他常常是“兩眼一睜，忙到熄燈”。盡管每天都有很多公文要處理，可他並沒有忘記“做官即公仆”的為政準則。時常，他會在緊張的公務之餘，抽空到各個鄉鎮進行調查，深入到農村一線，為百姓解決實際的生活困難。
1988年，陳景華到黃堆鄉蓮花河村蹲點。來到這個村子後，陳景華的心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刺痛了。全國解放已經幾十年了，這個村子連條像樣的公路都沒有。雖然離縣城不足50裏，竟然還沒有通汽車。村子裏的婦女。孩子們偶爾見到汽車，都好奇地盯著看，不知道是什麼物件。村民們進城趕集，全靠徒步行走和肩挑背扛。由於交通閉塞，村子裏的村民們世世代代過著農耕生活。山區的資源得不到開發，經濟發展緩慢，長久之後便形成了惡性循環。更加嚴重的是，村子裏的壯勞力都沒有娶上媳婦。因為這裏太窮，實在是沒有哪家人願意將女兒嫁過來受罪。
盡管造成蓮花河村貧窮麵貌的因素有很多，但陳景華覺得，自己作為一名政府領導沒有及時地改變困難，就是自己的失職。他為自己沒有盡到責任而陷入了深深的自責中。痛定思痛後，陳景華計劃著為蓮花河村修一條通向山外的公路。他要讓村裏的山民們坐著汽車進出城，告別封閉落後的困境。在村幹部座談會上，陳景華對大家說：“幫助蓮花河村修一條通往山外的路的事情敲定了。不過，眼下縣裏財政緊張，咱們還是多方麵努力一下，縣裏出一部分錢，群眾再集資一部分，來一個民辦公助。”這是一件好事，他的主意得到了幹部、群眾的積極響應。
為蓮花河村修路的事，得到了縣裏各級領導的支持。在當時財政相當困難的情況下，縣裏拿出部分專款，然後在有關部門的積極配合下，公路很快就破土動工了。次年夏收前，蓮花河村一條寬暢的石子公路通向了山外。當第一輛汽車鳴笛開進這個幾乎被人們遺忘的角落時，沉寂了千百年的山村頓時沸騰了……
公路修通後，蓮花河村的村民們進出城方便多了。大家把山裏的山貨源源不斷地運到城裏去賣，繼而又將城裏的新鮮玩意拖回村裏。這樣互通有無的經濟發展方式，令蓮花河村很快就富裕起來，村民們的眼界也開闊了不少。
這年春節前夕，蓮花河村的群眾精心挑選了一頭肥羊，打算送給他們的“大恩人”陳景華。陳景華熱情地接待了他們，不過羊沒有收，隻領了心意。此後，蓮花河村的老百姓對那位無私幫助自己還廉潔奉公的副縣長，更加地愛戴和敬仰了。同時，陳景華也悟出了一個道理：為群眾辦的難事、實事越多，群眾的心就和黨就貼得越近、越緊。
那時候，某些地方的上級政府在做扶貧救濟工作時，往往把救濟資金或物資交給救助對象後就算完事了，從不過問這些資金或物資如何用，更不管是否做到了最終解決。在陳景華的從政生涯裏，他從不這樣“偷懶”，而是覺得：既然要幫助人，就應該幫到底，切實解決救助對象的困難問題，讓他們感受到黨的溫暖。
在天度鄉永平村有一家典型的特困戶，戶主名為蘇友友。十幾年前，他的妻子因重病去世，留下兩個孤苦可憐的孩子，還讓蘇友友背了一身的債務。為了養活一家人、還清債務，蘇友友沒日沒夜地幹，隻為快點走出貧窮的困境。沒想到，舊賬還沒有還清，父親又病逝，多虧鄉鄰幫忙，才湊合地葬了父親。
有句老話叫：屋漏偏逢連夜雨。蘇友友一家正好印證了這句話。不久後，蘇友友年邁的老母親因為跌倒而臥床不起。家庭的重擔全都壓在蘇友友一個人的身上，哪怕他再怎麼努力，家裏的情況也不見起色。每年年關，新收上來的糧食除了還舊賬之外，幾乎所剩無幾。全家人填不飽肚子不說，連兩個孩子上學的錢也不知道從哪裏來？
後來有村民將蘇友友一家的情況上報給了縣裏。陳景華得知情況後，立刻帶著幾名幹部來到蘇友友的家裏。看到家徒四壁、一貧如洗的蘇家，陳景華的眼眶紅了。他覺得，自己作為縣長，沒有將工作做深做細，讓蘇友友一家在生死線上掙紮就是自己失職。當即，他從口袋裏掏出50塊錢，遞到了蘇友友的手中。隨行的幾個幹部一共湊了30塊錢，也遞給了蘇友友。蘇友友拿著帶有體溫的錢，感動得淚流滿麵。80塊錢，雖然不多，但在那個年代，也算是一筆不少的數目，總算是可以解決蘇友友兩個孩子上學的費用了。
不久，陳景華帶著民政局和糧食局的兩位幹部，再次來到了蘇友友家。他放心不下蘇友友一家，決定將他們徹底拉出困境。一見麵蘇友友就拉著陳景華的手，不停地說謝謝。陳景華卻說：“今天我來不是要聽你說謝謝，而是專程來給你解決問難的。”民政局和糧食局的兩位幹部當即給蘇友友一家救濟小麥和玉米各300斤，讓他解決春耕種子和化肥的問題。後來，這件事情在天度鄉永平村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永平村的村民們都說：“政府為群眾解決實際困難，算是辦到家了。”蘇友友更是逢人就誇：“舊社會，我爺爺為了活命逃荒到外地；現如今，我有困難政府直接上麼服務，真是新舊社會兩重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