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這主意好！”他重複說，開始在艙裏來回走動，“不錯，上留都，全家都去！”
這麼表示了決心之後，他忽然記起了一件事，於是回過頭，望著艙外說：“咦，該過江了吧？怎麼還不轉舵？”
話音剛落，甲板上就響起了一陣淩亂而急驟的腳步聲，“咚咚”地奔到艙門前。接著，像晴空炸響了一個霹靂似的，簾子外傳來了冒成驚惶的呼喚：
“大爺，大爺！不好了，賊船！艄公說，前麵有賊船！”
“七不可立”
在錢謙益獻計借助散布流言，來摧垮擁“福”派的當時，呂大器對於這種非常手段雖然不無顧慮，但審度再三之後，還是橫下一條心，同意了老朋友的主張。於是，過了一天，關於福王有“不孝、虐下、幹預有司、不讀書、貪、淫和酗酒”等“七不可立”的說法，就通過各種渠道，在南京城的上層社會裏傳播開來。
正像一切流言的傳播情形那樣，這“七不可立”起初隻是說法很唬人，其實並沒有太充實的內容。可是這種缺陷照例由熱心的傳播者補救過來了——他們或者為著使自己的說法顯得振振有詞，或者為著滿足聽眾的好奇心，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添枝加葉，甚至無中生有，空穴來風。這麼七傳八傳，“七不可立”就變得內容愈來愈“豐富”，情節愈來愈“嚴重”。而主張“立君以親”的一派人盡管不相信、不同意，但是在來不及——事實上也不可能詳細查證的情況下，陡然陷於混亂和狼狽的境地，無法進行有力的反擊。於是，流言的攻勢開始奏效了，福王的聲譽迅速下降，擁戴潞王的輿論前所未有地高漲起來……
攻勢開展的第三天，錢謙益在他下榻的呂大器府邸裏，接到前複社揚州地區社長鄭元勳的一封措辭謙恭的短柬，說他鑒於時局動蕩，擔心江北家人的安危，決定暫時離開南京，返回揚州去，並準於次日中午啟程。信中還對自己未能向錢謙益當麵告辭，再三表示歉意，希望得到“寬恕”。這位鄭大名士，說起來，自從前年春天那次倒黴透頂的虎丘大會之後，錢謙益就再也沒有見過他了。不過卻聽說，經曆了那一場風波，鄭元勳的運氣反而意外地好起來。在當年秋天的鄉試中，他一舉中式；到了去年會試，又榮登金榜，高中了進士，真是一帆風順，好不得意！然而，局勢緊接著就動蕩起來。搖搖欲墜的朝廷被“建虜”和“流寇”輪番進迫，弄得焦頭爛額，窮於應付，根本騰不出心思來安排這夥新貴人的出路。鄭元勳在北京守候到年殘歲暮，始終沒有接到吏部的授職通知，隻好怏怏地卷起鋪蓋回到揚州，打算等過了年再說。誰知前些日子，他滿懷希望趕來南京守候，得到的卻是京師陷落的噩耗……
錢謙益冷冷地拋下短柬，把身體朝椅背上一靠，有一陣子拿不定主意：是否應該前去送行？說實在話，也許鄭元勳對前年虎丘大會期間，始而答應協助錢謙益為阮大铖開脫，最後又向周鑣、陳貞慧等人暗通消息的行徑問心有愧，錢謙益發現近兩年來，對方似乎總在設法躲著自己。甚至近半個月來，自己多次在南京的社交場合中露麵，鄭元勳不可能不知道，但始終沒有登門拜訪……
“嗯，他想必瞅準我一定不會去送行，所以才挑這最後的當口來賣乖。可是我偏偏去送，看他怎麼樣！其實，我才不是為的送他，我是要會一會那些來送行的人，聽聽他們對‘七不可立’有何議論，這才是頂要緊的！”這麼打定主意，到了第二天，錢謙益就吩咐備下一副酒饌，由一名長班挑了跟著，自己坐上轎子，帶著李寶，不慌不忙地走出石城門外去。
石城門是南京西麵一座主要城門，出門不遠，就是外秦淮河。這裏河道比較寬闊，水位也較深，過江的大船，都在此往來停泊，於是自然而然成了帆檣林立、房舍櫛比的一個熱鬧碼頭。人們喜歡它位置適中，交通方便，進城出城都往往取道這裏。近年來，由於江北地區不停地打仗，加上天災頻仍，無法安居，逼得老百姓紛紛逃難南來，這裏便經常可以看到成群結隊的難民，拖男帶女，啼饑號寒，平添了一派淒惶慘戚的景象。不過，自從京師陷落的消息傳來之後，南京方麵為著防備變故，已經下令封鎖江上交通，不許難民南來。所以平日紛紜熙攘的一個碼頭，這會兒反而空蕩蕩的，變得少有的空曠和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