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浮躁時代的理性，不做“劣質憤青”
這部詞典將是對人們讚同的一切的曆史性頌揚。我將證明多數永遠有理，少數永遠有錯。
——福樓拜《庸見詞典》
本章主要觀點導讀
學子們的行為，固然是愛國急公之舉，卻不能霸道橫行，不能說因所做的事合乎天理，就可違法而不受處治。
從五四到今天，中國年輕人的憤怒的氣質並沒有變更，憤怒的方向卻出現轉折。憤怒之矛的指向，從90年前的權喪國辱，既轉向了當下的社會不公、公權濫用、貧富分化，更多卻呈現出虛妄的民族主義狂熱和危險的道德至上主義傾向。
這一切卻必須要有理性作為裁判。就像權力，失去了監督，就成了洪水猛獸。
愛國不是讓國家更糟糕，而是為了讓國家更美好。愛國既需要扞衛共同的國家利益，也需要扞衛共同的價值。
給憤怒找一個出口。
我們每個人應該有不同的追求，這種追求才構成多樣的個體，獨特的自己。成功與名利無關。
這個時代有很多憤怒的青年，在西安反日大遊行中，砸車傷人的蔡洋就是。
蔡洋是21歲的泥瓦工。此前從老家南陽來到西安，吊在空中刷了兩年的牆壁。2012年9月15日的上午，他加入了洶湧的反日遊行的隊伍。根據媒體的報道：“在到達玉祥門轉盤附近，一輛卡羅拉（日係車）已經被圍成了裏三層外三層。旁人已經無從了解，一把U形自行車鎖如何到了他手裏，他開始把鎖砸在西安市民李建利的車上。51歲的車主李建利情急之下，拿起一塊板磚拍在蔡洋的頭上，鮮血從蔡洋頭上流下來。蔡洋奮力躍起，暴怒完全攫住了這具興奮的軀體，將手中的U形鎖猛力砸下，一下，兩下，三下，四下……日後，他曾給自己在山東打工的二姐蔡玉鳳電話，麵對二姐的指責：‘你去砸車正常人都覺得你要賠償，我們負擔不起！’他卻說：‘這是愛國行為！我鄙視你！’但這種‘愛國行為’最終‘鬧到了北京’。在電視裏麵，白岩鬆在勸他去投案自首。警察最終也找上了門。不過，被警察從家中帶走前，蔡洋還不明白自己闖了什麼禍。”
後來有人翻看他的微博，發現上麵充滿著焦慮和憤怒：
“90後悲催的人生！”
“現在什麼東西都對我不重要！隻有愛情對我才是最重要的！”
“快煩死我了！該怎麼辦啊？誰幫幫我？”
“煩煩煩煩！我都快要崩潰了！”
“唉……糾結！”
當然，也有讓他感覺到很爽的事情，那就是，在項目經理的奧迪車上撒了一泡尿。
不難想象，他奮力躍起砸向李建利時，該是如何的宣泄。如果他有相應的知識，說不準會將自己當成了90多年前火燒趙家樓的那幫年輕人中的一個。
那年的5月4日，中國人表達憤怒的方式，也是由一群北京青年學生充當急先鋒，打出標語，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憤怒到極處，遂有燒樓之舉。都是憤怒書寫，但兩者的差別在於，五四的憤怒幾乎贏得了所有中國人的強烈認同。當那些被抓捕的學生成為英雄，社會各界一致呼籲對這些犯事者“不經審判而保釋”的時候，有一人提出了異議，他說：“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於他。絕不能說我們所做的都對，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們民眾的舉動，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因此，他說：“我願意學生事件付法庭辦理，願意檢廳去提起公訴，學生去遵判服罪。”他開始還想經過審判之後，由司法總長呈報至大總統，然後宣布特赦，這樣一方麵可顧全法律的莊嚴，一方麵免得幾個熱血青年受委屈。但再一想，覺得終不如學生服罪的好，因為這樣守法的好榜樣可永垂後世。
這個人叫梁漱溟。
今天的“8090”似乎也不完全無視憤怒的危險。2009年5月4日，五四運動過去90年後，青年學者羽戈與梁漱溟心靈相通：“憤怒是一種自由，我們不缺乏這種自由，但我們卻存在濫用這種自由的危險。對什麼都憤怒，等於對什麼都不憤怒。自由化滋生了憤青的產生，憤怒的資源化造成了憤青的內戰。從五四到今天，中國年輕人憤怒的氣質並沒有變更，憤怒的方向卻出現轉折。憤怒之矛的指向，從90年前的權喪國辱，轉向了當下的社會不公、公權濫用、貧富分化，更多卻呈現出虛妄的民族主義狂熱和危險的道德至上主義傾向。憤青所求者不是自由民主，甚至不是民族大義，而是屁股決定腦袋的偏見，有時淪落至為憤怒而憤怒，僅為表明一個特立獨行的脆弱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