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和“小悅悅事件”是如此相似。所不同的是，在事故發生後的1分鍾裏，有4個人撥打911報警。當時經過的路人被媒體采訪時聲稱，都“怪”警察來得太快，事發後一分半警察就趕到了現場。盡管如此，哈特福德警察局局長仍發表了自己充滿憤怒的講話：“人們怎麼會這麼沒人性，這實在是不可思議。”在媒體的帶動下，哈特福德開始了一輪“尋找靈魂”的大辯論。而在市長的支持之下，2008年夏天，哈特福德成立了兩個全新的組織：“哈特福德犯罪阻止者”和“哈特福德關愛者”。當地媒體評論說，“這都是老托裏斯留下的‘遺產’”。前者，由當地社會名流提供了1萬元的獎勵基金，並由市警察局來運作。這個機構會為舉報犯罪者提供至少1000美元的獎勵。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碾壓老托裏斯的真凶最終被舉報歸案。而“哈特福德關愛者”則是一個公益性質的組織，旨在增進當地居民之間的聯係、溝通，加強責任感，如召集名人及誌願者一起進行有益於社群的活動。總之，老托裏斯身上的慘劇讓人們看到了這個城市的冷漠，而要破除這種冷漠需要加強社群建設，需要加強每個公民的責任感。哈特福德政府、媒體、社會名流、公民個體都在努力。
因為沒有美國那麼發達的NGO組織係統，“小悅悅事件”自然也無法實現哈特福德案件的後續影響效力，但悲劇發生以後，小悅悅父母得到社會上很多善心捐款。他們將其中的捐款轉而捐出，繼續幫助其他社會上需要救助的兒童。而事發10天後，廣東佛山近280名市民自發聚集在事發地點悼念“小悅悅”，宣誓“不做冷漠佛山人”，並發布倡議書，號召：“拒絕冷漠，傳遞溫暖。如果那一天是你、是我，我們一定要停下自己匆匆的腳步，拉她離開街心；我們一定要伸出各自的援手，將她抱離險境。這是本分，更是底線。”並呼籲“全社會都來向冷漠宣戰，都來將溫暖傳遞”。
如果說，對生命的冷漠會導致對他人生命無法挽回的傷害；那麼對心靈的惡和攻擊，則會讓自己的靈魂陷入難以救贖的深井，而在當代中國社會，這種心靈的偏移，以令人無法察覺的速度愈演愈烈。
2011年因“紅十字會事件”而成為網絡名人的郭美美，時隔一年後，在自己的微博上發表了一段無論是用詞還是語法都破綻百出的中式英語，引發了網友的圍觀、戲謔和調侃，網友們將郭微博的簡單英語單詞，用各式中文語言，演繹成了各種刻意曲解和惡搞的含義，對郭美美進行了惡意嘲諷和包含性語言的羞辱。僅僅一個晚上，這一條微博被轉發超過20萬次，其中不乏名家大佬、知名文化人士。每一個參與者在此事件中都用一種近似“狂歡”的姿態，用一種無底線的演繹詮釋方式，獲得一種道德審判及性語言攻擊的快感。當然，他們可以說，他們羞辱的並不是一個人，而是被郭美美事件波及的中國紅十字會。
有學者認為這起翻譯事件不過是網友的惡搞，不足為奇，“一個文本一旦存在於網絡上，它就是一個開放性文本，因為網絡賦予了大眾書寫的權力”，“中國網絡人口的年齡是年輕的，30歲以下網民占據了一半。年輕人對惡搞之類的事熱衷絲毫不奇怪”，而且閃爍著人類的智慧，“而這種智慧，恰恰是對某些現實的‘反叛與顛覆’”。
但是，他們都忘記了，任何人都沒有權力用網絡平台上僅有的微弱話語權，去無底線地攻擊另外一個人，不管他是誰，也不管他代表的是誰。在一個公民擁有基本法律素養的國度，人們會明白，即便一個死刑犯，也擁有一定的人格，比如他無須接受看客們的再審判。而對人的尊重與對集體的憎惡則完全是兩碼事，法國人討厭政府，可以向總統扔鞋，但是民眾不能當眾扒下總統的衣服。也就是說，惡搞有底線，它不能觸及對人格的尊重、生存權的保障等基本規範。網絡世界的自由是指傳播形式和表達形式的自由，而不是道德的自由。因此，“杜甫很忙”屬於惡搞，“問元芳”也屬於惡搞，“一個饅頭的血案”也是惡搞，這些惡搞是網絡語言一種娛樂形式的創造，屬於網友利用網絡平台附加個人創造力的智慧閃現。惡搞的內容也未曾觸及對人的攻擊和詆毀。在一個多元價值觀盛行的時代，未曾超出普世價值觀範疇的屬於智慧創造；超出的部分，當道德譴責和道德自省不起作用時，應當被納入法律範疇。如郭美美“翻譯事件”中那些惡意傳播並用性語言調笑她的人，郭美美完全可以向其提起控訴，這絕對屬於語言上的性騷擾。當然，郭美美沒有這麼做，她作為娛樂人物，也許她本人並不在乎這種騷擾，也許她在借助網民的狂歡實現新一輪的“聲名遠揚”，這是我們不得而知的另一個話題。但不管如何，如作家莊雅婷在微博裏說的那樣：“無論環境多麼不堪，旁人有多少把柄和漏洞，都不是自己也順勢自甘墮落的理由。”
在郭美美“翻譯事件”的狂歡潮中，一些頗具理性思考、擁有影響力的微博名人也紛紛基於人道和文明的立場出聲製止這次網友狂歡。莊雅婷總結了這起網友狂歡所暴露出的網民的無理性和盲從。她用了一個很有趣的比喻：“就算世界是一片淤泥，選擇做泥鰍和蓮花也是有得選的，跟大環境關係有時還真沒那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