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憂慮”、“血誠”和失望--曾國藩對清末政治的關注和批評
曾國藩早年溺於文辭，忙於科考，於政治一途，了解並不甚多。在1842年至1851年這十年間，可以說，他過著安閑自在的京官生活。他先後擔任過翰林院侍講、侍讀和國史館協修等職。這些官職地位不低，但毫無實權，也無事可做，隻不過“為儲才養望之地”淤而已。同時，他又擔任過禮部、工部右侍郎等職，實際生活情形也與在翰苑差不多。正是在這一時期，他能夠有較多的時間和精力去關注時勢，了解社會政情，時與師友通信聯係，在討論學術的同時交換對時局的看法，從而使他對於現實政治的興趣越來越濃厚。尤其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以及往後數年間社會動蕩不安的嚴酷現實，更促使他花大量精力去研究政治，尋求治世良方。
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大量的戰費支出，戰爭失敗以後巨額的賠款，都一齊強加在人民的頭上。五口通商，關稅協定，外國商品自由地、日益增多地傾銷中國，鴉片輸入也逐年激增，這一切都使得白銀如流水般流入外國人的腰包，銀貴錢賤的情況特別嚴重。人民用自己生產的物品賣錢，再換取白銀納稅，又要遭受更深一層的剝削。正如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中國在1840年戰爭失敗後被迫付給英國的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起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生產的破壞，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這一切就造成了兩個後果：舊稅捐更重更難負擔，此外又加上了新稅捐。”加之封建官僚地主趁火打劫，貪婪地兼並土地，致使人民的負擔越來越沉重；連年的水旱災害，使得無數農民無以為生，被迫流落他方，痛苦地掙紮在死亡線上。為了生存，為了免於死亡，人們不得不鋌而走險，向封建統治者展開反抗和鬥爭。這種反抗和鬥爭，當時在曾國藩的家鄉湖南到處發生。如1842年武岡曾如炷領導的阻止米穀外運的鬥爭；1847年道州李魔旺與官軍的對抗；1849年耒陽楊大鵬等千餘人的抗糧起義；同年，新寧李沅發舊部繼續發動起義，轉戰湘桂邊境十餘州縣。湖南以外，撚黨活動於山東、安徽、河南一帶；天地會遍布於長江流域及南方數省；以洪秀全為首的農民武裝，更在拜上帝會的名義下蓬勃發展起來。階級鬥爭的急風暴雨，不時飄入曾國藩辦事衙門的高牆內，撞入他那沉靜安謐的書齋，震撼著他那悠閑自在的心靈。正是這種封建綱常倫理大亂至極的嚴酷現實，以及他於京官生活中獲得的豐富閱曆和與師友通信聯係所得來的認識，使他敏銳並深刻地看到了清王朝政治的腐敗和官吏的通弊。同時，他也充分認識到清政府是地主階級唯一的政治代表，同他本人和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從維護清王朝、忠於皇帝的信念出發，對於清朝政治的腐敗表示不滿，從而提出大膽的批評。不滿越多，批評越尖銳，越能表明他對於現實政治的關注，對於封建統治集團的忠誠。
鑒於自鴉片戰爭以來至太平天國起義爆發這十餘年間，全國各地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風起雲湧的實情，曾國藩憂心忡忡，並對其原因作了概括性的總結。
首先，世亂是由於官吏的貪暴和腐敗。曾國藩認為，自道光末年以來，中國從南到北，從沿海至內地，從城市到鄉村，處處都呈現出動蕩不安的景象，推本探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於官吏的貪汙。他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初指出：
今春以來，粵盜益複猖獗，西盡泗鎮，東極平梧，二千裏中，幾無一尺淨土。推尋本原，何嚐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魚肉日久，激而不複反顧。蓋大吏之泄泄於上，而一切廢置不問者，非一朝夕故矣。
其結果也就是釀成官逼民反，危及整個地主階級統治的局麵。
其次，世亂是由於是非不明，用法不當。曾國藩認為，吏治之所以腐敗，農民起義之所以不斷發生，雖有諸多原因，但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缺乏公正之輿論，不能將那些貪官汙吏繩之以法，不能對那些造反者嚴加鎮壓，主要是因為沒有嚴格按照封建的道德法則予以製裁。他指出：“今日天下之變，隻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誌士賢人撫膺短氣，奸猾機巧逍遙自得。”於他繼而表明自己的心境說：
國藩入世已深，厭閱一種寬厚論說，模棱氣象，養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世界，家國，已非一曰。偶有所觸，貝膽，又與掀振一番。
無法可依的混亂局麵，對於時勢的紛擾，對於人心的麻木，對於有法不用、他那痛心之感、憤慨之情油然而生。
再次，世亂是由於人心陷溺，麻木不仁。曾國藩認為，這個問題為政治腐敗的關鍵所在，遠比前麵兩個問題嚴重得多。他激切地指出：
竊嚐以為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退縮者，果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歎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