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講“禮”，強調“教化”。所謂“不學禮，無以立”，“不知禮，無以立”。六藝之教，以禮為要。君主學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禮，“則民宜使”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雖然，君主、君子、小人學禮的目的不同，功效也不一樣，但都不能超越禮的規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子學禮不越軌，小人學禮要安分。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就是要通過“禮”的“教化”，使人人都自覺地接受封建宗法等級製度的約束，一步都不可逾越。反之，就是大逆不道，就要受到嚴厲的製裁。這套禮的義理，千百年來，隨著儒家學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主體地位的穩固和延續，不僅在封建社會上層意識形態領域中占據統治地位，而且深深地影響到社會生活包括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麵，即使是沒有文化或者隻有很少文化的下層勞動群眾也會有形無形地受其束縛和影響。總之，“禮”成為維持和延續中國封建統治的重要思想支柱。
在曾國藩的心目中，中國自古以禮教治國，不論遭遇何種變故，聖賢的書也不可不讀，聖賢的遺教也不可不守，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學說，不可不繼續發揚光大，流傳萬世。因此，曾國藩所謂的“以禮自治”的目的，就是呼籲封建統治階級，認清“四方多難，綱紀紊亂”的形勢，“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做到“以忠誠而為天下倡”。曾氏極力主張封建主義的自我犧牲精神，強調“克己複禮”，甚至在必要時應去“捐生”賣命，從而動員和團結封建地主階級一致行動起來，全力對付農民起義，維護封建社會秩序和封建綱常名教，挽救清王朝的危亡。
與此同時，曾國藩反複強調“以禮治人”的重要性，試圖把人民群眾的一言一行納入地主階級“禮治”的軌道，使“人人納入規範之中”。他認為，清朝政治之所以腐敗，封建統治之所以江河日下，日益應付不了新形勢的發展，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風暴之所以席卷大半個中國，外患之所以紛至遝來，一發不可收拾，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人民心目中“禮”的觀念淡薄，固有的封建倫理和社會秩序絮亂。他在書信和曰記中都曾反複談論到這個問題。他明確指出，“方今四方多難，綱紀絮亂”，要維護成法，就必須崇尚“人治”曰要做到“以禮治人”，就必須以孔孟宣揚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為基本準繩，去教育和感化民眾，使之自覺接受封建統治者的束縛和驅使。曾國藩曾公開宣稱：如人們穿鞋、戴帽“不可倒置”一樣，“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級製度和禮教綱常，也“不可倒置”，不可越離，必須嚴格遵守。他認為，封建的仁義道德是自古不變之常徑。他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謂道者。”由此可見，曾國藩所謂的“以禮治人”的目的，就是要封建統治者團結一致，“辟異端”，正人心，對付“犯上作亂”的民眾，用封建禮教來規範、束縛人民。
然而，麵對西方文化的挑戰，在清道光、鹹豐年間封建傳統文化曰益衰敗的局勢下，如何回複禮的規範，發揮禮的效用，則是一個必須解決而又不可回避的問題。事實上，與封建專製政體不可能照老樣子繼續生存的境況一樣，傳統的以儒學為主體的封建傳統文化也不可能照搬老樣子而發揮其作用。廓清學術末流，恢複學統，進而規範統治秩序，再現文化輝煌，成為清鹹豐、同治年間對新的學術的急切呼喚。曾國藩在當時明確認識到，解決時世之艱難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更重要的一個方麵則是要重建(並非重複）社會秩序，使社會文化重歸於禮（不是簡單的複禮），這才是真正的“平天下”，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隆禮”。他說：“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體而略於用耳”；“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在曾國藩這裏，禮的外延包括了義理與經濟，使內聖與外王、學術與事功重新集結於一體。“禮”不再是冷冰冰的周孔，它既是一種學術，也是一種政術。其經世性與義理性，在曾國藩這裏達成了理性價值和工具價值的有機統一。同時，它既體現了維護傳統文化的原則性，又富有發展傳統文化的靈活性。在實踐方麵，這種禮學（理學）經世的思想能夠做到與實學經世有機結合，使曾國藩以及一大批文人學士走下廟堂，邁出書齋，深入到時代政治實踐之中，並且獲得巨大的現實反響。這是因為，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初期，久遠深厚的中國文化由於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其自身的轉型過程有其無法人為改塑的發展演變規律。任何一個階級或個人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實踐活動，如果適應了這個轉型時期文化發展演變的規律，就有可能取得事業的成功，反之就有可能遭到失敗。很顯然，曾國藩及他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文化理論與實踐活動，與前者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曾國藩等禮學（理學）經世派以其務實的學風，開明的創造力，統攬全局的膽識，逐漸成為時代的先鋒與號角；其敢於正視現實、勇於學以致用的文化性格，在使曾國藩本人成為精神領袖的同時，又促成了這一文化同盟的壯大。而曾國藩等禮學（理學）經世派在對傳統推陳出新伊始，首先完成的便是在《討粵匪檄》指引下的社會力量的重新凝結。他們通過檄文呼籲“君子”、“仁人”乃至“凡讀書識字者”奮起為衛道而戰。而廣大農民在保家與“口糧”等現實禾IJ益的驅使下，日益遠離太平天國運動。在《討粵匪檄》的指引下，江楚民眾日漸以各種形式團結在曾國藩等禮學（理學）經世派的周圍。農民們甚至競相投入湘軍，出現了“丐書幹請而後得人”的情況，乃至有農民因當不上正勇而當夥夫“隨營待補”的現象。知識分子則被曾國藩的學識與威望所折服，將其視為知音與指針十，紛紛加入其幕府。總之，曾國藩之所以能夠撲滅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熊熊烈火，成為清末統治集團中的核心人物，被不少人頂禮莫拜，推崇為一代“聖賢”、“萬世之師表”，他這套“禮(理）學經世”的政治主張的成功及其產生的實際效果則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正是在這種禮（理）學經世觀念的促使下，他以“禮（理）”勸說、動員和吸引封建官僚士大夫以軍旅為職業，與農民起義軍為敵；他以“禮(理）冶要求、鼓勵和誘導他的子弟、他的部屬，在維護傳統儒家文化的同時超越傳統文化，為延長清朝封建政權的壽命而不惜以死效力。因此，曾國藩的這種政治主張對中國近代士大夫治世方略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曾氏在世時，其影響就已很明顯；在他死後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許多躋身於政界的人士，總是要效法、繼承曾國藩的“禮治”說教，以期達到強化半封建半殖民地統治的目的。李鴻章、張之洞、，世凱、蔣介石就是這其中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