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平生都把獎掖人才視為極大的快事。他說：“君子有三樂。讀書聲出金石，飄飄意遠，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若能身體而力行之，庶乎其免於大戾矣。”他正是從這種信念出發，去發現別人的長處，加以鼓勵，使之發揮更大的才能，並以表彰他人作為引導，來啟迪後進，要求部屬加以效法。譬如，他推許胡林翼平實質樸，不用權術；李瀚章廉正誠樸，吏事精賅；稱讚彭平麟任事勇敢，勵誌清苦，有古烈士風；李元度血誠果毅，陳達戎機；褒揚李續宜、李續賓兄弟善撫士卒，處變不驚；表揚王蜜熟悉地理，軍事民主；陳士英曆著戰功，所部士勇精悍得力等等。這種以宏獎為主的教育方法在人才的培養方麵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因為，它對被表揚者是一種鼓勵，對其他人則是一種教育和啟發，而表揚者本身所主張所提倡的東西也通過這種形式得以向大家公布。對那些有過失、有錯誤和缺點的人，曾氏不是當眾予以斥責，而是進行個別談話，指出其過失和錯誤，甚至進行嚴厲的批評。這樣，使被批評者既能看到自己的過錯，又未在眾人麵前失去麵子和威信，有利於被批評者更好更快地改正缺點和錯誤。
再次是從言行、誌趣品性中去識別、發現人才。曾國藩雖重視考言，“借奏折為考核人才之具”，但他還主張看一個人的言行和誌趣品性以及實際任事能力如何。正如薛福成所指出的：“曾國藩知人之鑒，超鐵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曾氏把說話有條理、不講大話作為挑選人才的條件之一。他認為，擇吏之道，“大約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挑選官吏是這樣，擇選將才也是如此。他說：“大約選將，以打仗堅忍為第一義，而說話宜有條理，利心不可太濃，兩者亦第二義也。”為什麼曾國藩要把說話有條理、無妄言作為選將擇官的一個條件呢？他認為，作為一個文官或武將，說話有條理，即善於思考、思路清晰，這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素質，是一個起碼的條件；而說話無條理，則說明思維方麵有所欠缺，這樣的人是不能當官為將的。事實上，湘軍將領中文人從軍者不少，有些人好說大話，或自恃有才，目中無人，或好大喜功，譏笑別人無能。曾國藩對這樣的人很反感。他說：“好談兵事者，其閱曆必淺；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李鴻章雖才智卓絕，但初因曆練較淺，頗有傲慢之習，曾國藩當著別人的麵，不願納李入幕；後雖入幕，曾氏也常以嚴辭教訓，使之日斂傲氣。又，李元度文人習氣頗重，曾國藩與他約法五章，其中第一條就是戒浮，即“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曾氏多次表明，湘軍曆來不喜歡重用說大話的人擔負將官之職。他最欽佩李續賓的穩重無多言：“含宏淵默，大讓無形，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公端凝敦篤，愛人不尚美言，而意溢於色，色餘於辭。”李氏所表現出的這種“拙誠”個性，大為曾氏所讚賞。曾國藩還常提醒部屬：“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群倫，曆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他尤其告誡他的子弟，要以行事穩重、少言寡語為先。
曾國藩把一個人的操守品行看得很重，把它作為發現、選擇人才的條件之一。曾氏自幼飽覽孔孟經典，治軍之前又致力於程朱之學，因而將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學說之一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套封建的倫理道德奉為至寶。所以，他把操守、品性、為人如何這一點放在考察人才的重要位置上。他認為，德才兼備可為好官、好將，但在兩者之中如隻備有一方，那麼他寧願取才能稍欠之人，也不肯取無德之人。因此，他在考察人才時將德行操守、品性為人作為一個重要條件。曾氏常說，在方今天下大亂、人皆懷苟且之心的時候，特別要看一個人是否為人正派、操守過人。隻有這樣的人才能全力為統治者效勞，乃至戰死疆場也在所不惜。因此，曾國藩對無官氣、有操守、品行端正的人特別器重，終生引以為同誌，引以為心腹之交。茲略舉幾例以說明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