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認為，“慎用”包括兩個方麵的意思：一是用其所長，盡其所能；二是量才錄用，即如薛福成講的，曾國藩“取人，凡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獎借，量材錄用”。他不僅自己堅持這樣做，而且要求手下之人也按照這個方法去取人。他對李瀚章說：“如有來者，祈閣下優加禮貌。……先給薪水，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的確，曾國藩不管是對何人，雖都能接納，但從不輕易提拔，亦不隨便示之以特別親密之感。即使是與他有生死之交或對他有救命之恩的人，他也不會無原則、無標準地予以保舉、提拔或重用。對那些犯了錯誤、違反軍紀者，不管何人，也從不姑息遷就，而是秉公從處，該降職的降職，該查辦的查辦。譬如，章壽麟是曾國藩率湘軍首戰湘北時的一個幕僚，在1854年4月靖港之役中，曾氏兵敗投水欲自盡，幸章壽麟舍命救起，可謂對他有救命之恩。但章最終隻是一個太守，曾氏並未無原則地予以提拔或薦舉，讓他任更大的官職。以至後來章壽麟繪《銅官感舊圖》以發泄心中之怨氣，其友朋也為之不平。又如，李元度曾是曾國藩的得力助手，也救過曾氏的性命，但在1860年兵敗徽州後，曾國藩對其予以嚴參，盡管李鴻章苦苦相爭也無濟於事。曾氏認為，李元度在文才方麵確有很高天分，但帶兵實非所長，因而在軍事方麵從此不再重用。
當然，曾國藩也認識到，有才能的人並非毫無缺點，人才是經過陶冶、磨煉而成的，那種“百長並集，一短難容”的人才，在世上是不會存在的。因此，他主張用人須不拘一格，處事不求全責備，而應根據一個人才能的高低、大小適當地予以安排，就像使用器具一樣，隻要一個人有某種長處，就應當使其發揮他的才能。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曾氏根據各人的特長恰如其分地加以使用。例如，他認為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有統率全局之才，便奏請朝廷委以疆吏之職；他認為彭玉麟、楊載福足智多謀，是良將之才，便讓他們統率水師，獨當一麵；他認為曾國荃蠻狠好勝，即令其攻安慶，圍金陵；他認為鮑超學識不多，謀略不遠，但有匹夫之勇，便讓其衝鋒陷陣；他深知丁日昌、容閎等熟知洋情，就薦舉他們主持洋務自強新政或讓其處於中外交涉的前沿陣地；他深知趙烈文、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黎庶昌等人才思敏捷，就把他們長期留在身邊，既做秘書工作，又磨煉其學識；他深知華蘅芳、徐壽、劉翰清等人了解西洋“長技”，就讓他們專事科技工作；他深知汪士鐸、莫友芝等人是飽學之士，就聘請他們主持編書局或管理學院等，做文化教育方麵的工作；他深知郭嵩燾、劉蓉等人不懂做官之道，但是經世之才，就將其留在身邊，讓其出謀劃策，或在幕後繼續保持密切聯係，聽取其有益建議；他認為萬啟琛廉明謹慎，便令其在總局協理鹽務；他認為夏廷樾精明老成，便委其總理糧台之職。總之，他針對各人的特長加以使用，就像將機器零部件安裝在各自應處的位置之上一樣，使其得以充分發揮各自的作用。
五曾國藩人才思想及其實踐成效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
曾國藩的人才思想和主張及其在實際運用中所取得的效果，對於晚清政治尤其是地方政權具有不可忽略的影響，在中國近代士大夫的治世方略的變化過程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曾國藩之所以與太平天國為敵，從實質上說是由於他受儒家思想濡染極深，在他的頭腦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超越了一切。因此，他為維護清王朝統治而戰，為維護中國傳統文化而戰。然而，曾氏的事業之所以能夠成功，並非因其一人之力。他很重視對人才的考察、發現、培養和任用。這是因為，大凡在曆史上留下巨大影響的人物，要求得事業上的成功，就必須以聚集人才為急務。因而，如何得人、集人，如何知人、用人便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對於得人者、集人者、知人者和用人者來說，首先必須具有統率、駕馭人才的才識和器量，然後才能做到集天下之才於一門而共謀事業。這樣的人大抵須具備這樣幾個方麵的條件院一是本人的才能足以服人；二是本人的道德足以感人；三是本人的名聲足以信人；四是本人的性情足以近人。具備了這幾個基本條件，才會使他的身邊出現一種士歸如雲、爭相效用的興盛局麵。曾國藩正是以他的才識、道德，去誘勸、訓導和熏陶人才，以封建士大夫的為人處世觀去吸引和感化人才。正如薛福成所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