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曾國藩出身於正在上升的中小地主階級家庭，屬於統治階級下層，故其“救世”人生哲學是積極向上的，很少有頹廢思想。同時，他又非常相信主觀意誌的作用，認為隻要拚命去幹，就能達到“救世”的最終目的。因此，他的這種“救世”人生觀不僅在清鹹同時期對封建士大夫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且在19世紀末年乃至20世紀初，亦在激進民主主義者身上留下了一定的痕跡。就拿湘籍愛國誌士仁人來說，如譚嗣同、唐才常、陳天華、禹之謨等人都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戊戌變法期間，譚嗣同甘為中國“變法而流血”，拒絕出逃；發動和領導自立軍起義的唐才常，從小就立誌“以天下為己任，以救中國為事”，將“匡時救世”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生長在湖南鄉下、曾在湘鄉等地求學的青年毛澤東，在他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其世界觀由唯心主義轉變為唯物主義之前，就曾立下“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偉誌願。他認為，要改造國家社會，就必須樹立遠大的人生抱負，掌握宇宙的“大本大源”。什麼是宇宙的“大本大源”呢？毛澤東指出，即“宇宙之真理”。這種“宇宙之真理，各具於人人之心中”。因此，隻要通過“內省”認識到這種“大本大源”，就可以成就大事業。他還認為，近世以來真正樹立了“救世”的人生觀，並且在行動上真正去探索“大本大源”的人隻有曾國藩一人。他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從而，他決心效法曾國藩，“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去實踐和闡發他那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偉誌願。曾國藩與毛澤東，一個在政治上維護清朝統治，堅決與農民起義軍為敵，一個為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謀幸福，後來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傑出領袖，兩人的政治屬性有著根本性的區別。但毛澤東不是神，而是人，他的思想經曆了一個逐漸轉變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他對曆史文化遺產也有一個不斷吸收、消化和剔除的過程。因此，曾國藩的“救世”人生哲學對中國近代士大夫，乃至“五四”前後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如毛澤東等人都曾經產生過一定的影響，這也就不難理解了。
二以處世為人為主體的精神修養及其影響
一個人，不管是讀書從政，還是做工種田，或者是經商做學問，都需要一定的精神修養。當然，這裏所要敘述的關於曾國藩修身養性的標準和方式，體現的則是他封建的為人處世觀，被賦予了他那個階級的政治特性，其基本源泉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忠敬篤信和仁義禮讓等綱常倫理。
由於曾國藩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熏染陶冶、經過嚴格的科舉考試而躋身仕途的一個典型的封建知識分子，所以他對儒家那一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封建人生信條看得非常重，視之為平生待人接物、處世治事的基本準則。然而，在曾國藩看來，自宋明以來，一般正統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國、平天下割裂開來，強調各自的重要性，到頭來不是缺乏精神支柱和遠大目標，乃至完不成“治國、平天下”的大業，就是滿腹文章，卻不能任天下事。究其原因，他認為主要就是人們把“修身”二字看得太簡單、太孤立了，從而缺乏實際，難以使“修身”同“治國、平天下”有機地合轍。因此，曾國藩主張，修身必須結合實際去進行，即做到學術與事功相結合。不管是讀書做學問，還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帶兵打仗，還是做官從政，都有修身的大學問蘊含其中。要想在某一方麵獲得成功，曾氏認為，首先應當立足於精神修養。
眾所周知，精神是人生的本源。一個人有什麼樣的精神狀態，就會有什麼樣的人生觀。曾國藩認為，精神的修養是內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謂治心之道，如懲忿窒欲、靜坐養心、平淡自守、改過遷善等等，都屬於精神方麵的修養。在曾氏的遺著中，尤其是在他的日記和家書中，關於這方麵的言論頗多。他主張，精神修養必須按照靜坐、平淡、改過這三步驟去進行。
所謂靜坐，是儒道釋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門徑。自東漢以來，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克己複禮”的積極入世的人生哲學與老莊自然淡泊的消極出世的人生哲學始終是互為補充的。至於佛家所說的“明心見”，更要求人們先有靜的境界。這三家都強調一個“靜”字，靜也就成為中國士大夫階層最基本的修養功夫。曾國藩綜合儒道釋三家之說，把靜字功夫看得非常重。他在曰記中說：
“靜”字功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靜”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靜”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