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勝則相忌，敗不相救”--曾國藩對清末軍事腐朽實情的深刻認識
眾所周知，曾國藩本是一個純粹的書生，他居京為官時對軍事雖曾作過理論上的探討，但毫無實際經驗可言。然而，他卻能領兵數十萬，轉戰數千裏，最終平定縱橫十六省、綿延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使清王朝的命運延長了六十餘年。乍一看著實使人驚異不解，但隻要我們揆諸史料，冷靜地加以分析考察，就可得出一個符合邏輯的結論：曾國藩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封建禮教組織起來的湘軍，在兵源選擇、餉糈籌集、組織訓練、行軍作戰等方麵都別樹一幟，有異於清末的八旗和綠營。首先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曾國藩對清末軍事的腐敗實情有著深刻的認識。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清王朝賴以維護封建專製統治的就是所謂的經製兵--八旗和綠營。這兩支武裝力量在清前期、中期二百來年間對維護封建統治曾起過非常重要的曆史作用。八旗由旗人組成，是清王朝初建時的基本武裝力量；綠營是滿清入關以後沿襲明代兵製組織起來的武裝，由漢人組成，於“三藩之亂”後代八旗而勃興。但不管是八旗兵，還是綠營兵，與清朝其他統治機器一樣，也隨著封建統治的腐敗而日益廢弛和衰敗，到鴉片戰爭前後其腐敗性便更加明顯地暴露出來。曾國藩對於這種腐朽的實情，有著深刻的認識，並在如下兩個方麵作了概括性的批評。
一是敗不相救。在曾國藩看來，當時的清軍最缺乏協同作戰的精神，往往敗不相救，各顧逃命。對於這種情形，曾氏在給友朋的書信中作了詳細的描述。他說：
國藩每念今日之兵，極可傷恨者，在“敗不相救”四字。彼營出隊，此營張目而旁觀，哆口而微笑。見其勝，則深妒之，恐其得賞銀，恐其獲保奏；見其敗，則袖手不顧，雖全軍覆沒，亦無一人出而援手，拯救於生死呼吸之頃者。淤緊接著，曾國藩分析並指出發生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的基本原因是：
調兵之初，此營一百，彼營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選數營或數十營之多。其卒與卒已不相習矣。而統領之將，又非平日本營之官。一省所調若此，他省亦如之。即同一營也，或今年一次調百人赴粵，明年一次調五十赴楚，出征有先後，赴防有遠近，勞逸亦遂乖然不能以相入。“敗不相救”之故，半出於此。又有主將遠隔，不奉令箭不敢出救者；又有平日構隙，雖奉令箭故遲回不往救者。
事實的確如曾國藩所言。在當時，有一個滿族出身的將官叫勝保，與太平軍作戰每戰必敗，每敗卻又必以勝聞，故時人送他個“敗保”的綽號。又如，太平軍定都南京後，清將琦善、和春等人所率領的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可算是清朝的主力部隊，然皆次第為太平軍所奸滅。這幫烏合之眾，在對付“內亂”之時已是如此的外強中幹，在用近代武器裝備起來的外國侵略軍麵前，就更顯得腐敗無能。鴉片戰爭期間，寧波、餘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的清軍均不戰自棄，讓這些地方淪於敵手，以致英國侵略者把這種情況看做是他們“唾手而得的勝利”。魏源在當時就曾氣憤地指出：“今師出無律，是不知有正也；臨出無謀，是不知有奇也。”更有甚者，1841年10月，協辦大學士、揚武將軍奕經奉命率軍赴浙江前線應戰，這個昏庸無恥的家夥，一路遊山玩水，沉湎於酒色，視戰事為兒戲。1842年1月間，他忽然在夜間做了一個可笑的夢，夢見英軍匆忙上船逃往外洋。他周圍一幫阿諛奉承、腐朽透頂的僚屬們，為了迎合上司的意願，竟胡說這個夢是什麼“吉祥的征兆”，侍郎文蔚為了附和，竟也捏造了一個同樣的夢。於是在這年3月，奕經為了實現夢境中的“勝利”，竟在不研究實情、不做任何準備的情況下，決定兵分三路進發，幻想僥幸地同時克複三城，結果其軍一觸即潰，敗而不敢再戰，隻好乞憐投降。
二是妒功嫉能。曾國藩認為，這是清軍腐敗無能的第二個特點。他在給王鑫的書信中作了具體的描述：
近世之兵，孱怯極矣，而偏善妒功忌能，儒於禦賊，而勇於擾民，仁心以媚殺己之賊，而狠心以仇勝己之兵勇。其仇勇也，更勝於仇兵。……曩者己酉，新寧李沅發之變，鄉勇一躍登城，將攻破矣，諸兵以鳥槍擊勇墜死，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殺害壯勇之案，尤層見迭出，且無論其公相仇殺，即各勇與賊事殷之際，而各兵一不相救，此區區之勇，欲求成功，其可得乎？不特勇也，即兵與兵相遇，豈聞有此營已敗，而彼冒險往救者乎？豈聞有此軍餓死，而彼軍肯分一粒往哺者乎？
因此，曾國藩認為，敗不相救的結果是給敵軍以各個擊破的機會；而妒功嫉能的結果則是內樹仇怨，彼此攻汗，沒有不敗之理。他這種一針見血的分析，可以說正切中了清朝軍隊腐敗無能的要害。
為何會存在上述這種“敗不相救”、“勝則相妒”的惡習呢？曾國藩認為，主要是由於清軍平時缺乏嚴格的訓練。他說：“竊維軍興以來，官兵之退怯遷延，望風先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種種惡習，久在聖明洞察之中。推原其故，總由平日毫無訓練，技藝生疏，心虛膽怯所致。”正由於平時缺乏訓練，於是就養成了這種惡習，自難一朝一夕挽回。對此，曾國藩得出結論：“現在之額兵……習氣太盛，安能更鑄其麵目而蕩其腸胃？恐嶽王複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藝；孔子複生，三年不能變革其惡習。故鄙見竊謂現在之兵，不可練之而為勁卒；新募之勇，卻可練之使成額兵。”話說得很明白，現有之八旗綠營，已經遠遠適應不了形勢的需要，無法挽救清王朝垂危的命運，隻有別出心裁，獨樹一幟，自練一支新軍，才能應付東南數省狼煙紛起的嚴峻局勢，才能與虎虎有生氣的太平軍較量疆場，拚個你死我活。曾國藩充分認識到，常人多瞧不起文弱書生，以為他們不能領兵疆場，但他認為這是世俗之見，不必去理睬它。他情不自禁地發問：“聖賢豪傑，豈有種乎？”並頗有信心地說：“古來名將帥，亦多出於文弱書生。功之成與否，雖不敢預必，要之清潔自矣，則眾不敢侮，嚴明馭下，則兵不敢玩，此則有誌之士可以勉力為之，立竿見影者也。”於是，他為擔當起鎮壓農民起義的重任，決心另起爐灶，招募編練一支忠於清王朝，也忠於自己的私人武裝力量。